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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序言
   李 锐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11 期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地方主义”,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1939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还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
   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20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100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71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3800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13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 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1940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2012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要力挺“刘绪贻精神”。我的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约120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1931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1949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40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140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1957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调到“边纵”工作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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