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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文革中人性的扭曲和残酷行为超出人类素质最低标准

文革中人性的扭曲和残酷行为超出人类素质最低标准 王毅
     
     野蛮和残酷既是“文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整整十年间,它以揪斗、横扫、酷刑、杀戮、武斗、流放、斗私之类数不胜数的花样到处肆虐,不仅在我们民族几乎每个成员的身上和心间留下巨大的创伤,而且更无比残暴地吞噬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与这骇人听闻的巨大数字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无数血淋淋的场面,例如1966年“红八月”中,北京市大兴县对当地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灭绝性的大屠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本文没有必要更详细地举证“文革”之野蛮和残酷的无数事例,因为每一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对此有着最深痛的感受。然而了解这类事实并不等于就能够说明他们发生的原因,相反,今天的人们往往已经对昨天的无数惨剧感到困惑难解了,例如“文革”结束以后编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中对学生烹食老师事件的记述:
     
     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老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学校是育人培养人才之场所,出现此种残忍野蛮,丧失人性的行为,令人费解。
     
     也许,今天的“令人费解”与昨天的惨剧有着同样的残酷,因为我们的民族在付出了那样巨大、惨目的代价之后,得到的竟是这样一片昏瞀的结论,那么,我们拿什么去让千千万万“文革”死难者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呢?所以,尽管“文革”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令人不堪回首,但是同时,这也恰恰是我们有责任从文化源头上说明其来龙去脉的理由。
     
   一、 野蛮性在原始时代的文化功能——它成为美德的始因
   
   野蛮性和残酷性与原始文化的联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要展示出这种必然性以及它在“文革”中全面复活的原因,就需要具体说明野蛮和残酷在那时担负的至关重要的文化功能,说明对于原始文化和后来的“文革”来说,它们何以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人类本是从较低等的动物和最蒙昧的远古时代进化而来的,因此在以后的原始社会中,他们尚且一定程度承袭着动物的形貌特征、生活习性就是十分自然的。这种兽性的遗留在图腾时代有无数例子,比如许多被后世推尊为仁德盖世的氏族领袖和上天神明,原本反倒是以野兽的形貌而著称的,《山海经》等书中所记伏羲、女娲、共工、蚩尤、相柳、奢比尸等众多神祇皆是人面兽身或人面蛇身,更著名的是昆仑山上的西王母,她在后世民间传说中的形象是那样慈祥仁爱,但真正的出身却是:“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又如据后来的司马迁说:大禹为人“其仁可亲,其言可信”,但是据更早时代留下的线索,“禹长颈鸟喙,面貌亦恶矣”;他甚至还曾“化为熊”,而这些野兽的形象显然来源于禹等氏族首领崇奉的动物图腾。因此从源头上说,较多地保留和热烈地崇尚原始、野蛮的兽性,这本是原始时代基本的文化特征。
     
     大致说来,野蛮性和残酷性之所以为原始文化所必需,是由于以下几项最现实的原因:
     
     第一,孱弱的原始先民只有随时用尽一切最残酷的办法,才能勉强抵御无数牛鬼蛇神千重万袭的包围和无所不在的侵害。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所以哲学家罗素说:“宗教基本上是以恐惧为基础的。……恐惧是残忍的根源,因此残忍和宗教携手并进也便不足为奇了。”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而这些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种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拟。
     
     按照原始文化对生存工具加以神化(例如人们由于必须依赖火、锤子等工具,所以就创造出火神等等)的原理,凶恶残酷的方法既然是人们抗御牛鬼蛇神所最必需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体现者、象征物、乃至凶恶残酷本身,也就都逐渐具有了神性。显著的例证比如,古人认为猛兽能够吞噬和震慑鬼怪,所以野兽的凶恶形象也就成了一种神器,人们认为自己如果戴上老虎的利爪,也就可以象野兽一样镇服恶鬼。从大量汉代壁画、画像石中所绘驱鬼之“方相”所戴的凶恶面具、野兽一样的利爪,古代陵寝制度中皆以野兽的形象为“辟邪”,以及流传至今的贵州等傩戏中广泛使用的凶恶面具,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是怎样普遍地崇拜过野兽般的凶残。更为经典性的例子比如史籍所记尧帝将为祸天下的“四凶”流放到荒蛮之处,让这些穷凶极恶恶魔为国家戍边御鬼(“以御魑魅”)。在以后的民间宗教信仰中,亦始终保留着这种对凶残性的原始崇拜,例如民间驱鬼时依然如古代大傩一样,要由人“化装成面目狰狞可怖的魔王,他们身披粽衣,手持长矛,……同时高喊:‘打死恶鬼,打死恶鬼!’”又如人们甚至把棍棒(古代称为“终葵”)之类打杀鬼怪的武器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将它们尊奉为具有驱鬼法力的神明“钟馗”——而今人由古代宗教对棍棒之类凶器的这种神化和崇拜,自然很容易联想起“文革”时无数的造反派恭诵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最高指示”而“横扫牛鬼蛇神”的情景,并且窥破:“文革”时对棍棒之驱鬼法力的热烈崇拜(“大批判”、“上纲上线”被无数受害者形象地称为“打棍子”;“大批判”专家姚文元亦被世人称为“姚棍子”;许多红卫兵、造反团甚至袭用毛泽东的诗意而以“千钧棒”作为自己组织的神圣名称),其文化内核实际上是非常原始的。
     
     第二,原始时代普遍的巫术信仰充斥着无数神秘而野蛮的准则,它们规定了原始文化只能依靠血腥的杀戮和各种残酷的行为,才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命活性。如上所述,野蛮性和残酷性既然是原始人类生存随时必需的手段,那么它们当然也就会普遍地渗透到整个文化体系之中,而决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运用范围有限的方法,这也就是“野蛮”、“蛮性”可以代表原始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原因。又因为原始文化充斥着神秘的“巫魅”性,所以其野蛮性也就总是与其神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始文化的上述特点在残酷的虐杀牺牲、啖食俘虏、自虐娱神等等血腥而神圣的行为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例如“文革”时的挖坟掘墓(比如红卫兵掘了孔陵、海瑞墓、瞿秋白墓等等),源于自古以来人们相信完整的尸体可以使灵魂得到栖息安抚、而残尸可致敌人灵魂于死地的巫术观念,这种古老的信仰所导致的不仅是斩首、腰斩、五马分尸等令人发指的酷刑,而且更必然伴随施虐时的庄严神圣。例如古籍中经常提到“不听命则戮于(神)社”;再如春秋时伍子胥率吴师破楚后对楚王陵墓的破坏,是与对楚国宗庙、神器的“横扫”一并实施的:“吴入楚,……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与后来的“文革”时的抄家、造反一样,所有这些暴行不仅是完全统一配套的,而且带有强烈的巫魅性和狂热性。所以我们说:残酷和野蛮是原始时代一种根本性的文化特质,在这种文化环境和文化机制作用下,一切神圣的事物和神圣的行为必然地沉溺在满目的血光之中。
     
   更能够说明残酷野蛮在原始时代之普遍社会意义、也恰恰是与“文革”最为一致的,是这种血腥和杀戮决不仅是极少数刽子手专有的职责,相反,它是全社会几乎一切成员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文革”时标明这种职责之最广泛社会性的,诸如无数令人胆寒而又极为神圣的口号:“群众专政万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等等)。例如古代墨西哥举行人祭的同时,也就是“墨西哥一年最大的节日”,这一天,“所有的人聚在庙里,庭院里燃起无数的灯笼、蜡烛。……他们不睡觉,整夜在那里度过,到了午夜,喇叭、笛子、号角吹起庄严的音乐,……所以的人都在庙的庭院里在火把下守夜到天明。天亮了,庙里的庭院还挤满了人,……(最后)人群集合起来,祭司庄严地给代表女神的女孩熏香;然后他们把她推倒在谷物和种子堆上,割下她的头,用桶接住喷出的血,把血淋在女神木偶上,……”可见,恪守此类野蛮、残酷的原始信仰,曾经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这种普遍性在我国的例子如:旧时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不仅每年春播前都要举行残酷的猎捕人牲、砍头祭谷的神圣仪式,而且全部落的每家每户都要亲与其事,并且将此与自己一年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具体做法是:猎头祭祀之后,“在人头上放些火灰,让火灰同头血融合落在地上,然后每家分一点,等播种时间同谷种一同撒到地里。”
   
   第三,对异族、异神的仇杀是原始野蛮性的强大动因。
     
     对于原始氏族来说,异族及其图腾往往是最凶恶的敌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抵御他们的威胁,使本氏族得以生存。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愈杀得多愈高兴。杀了一个便会剥一个头皮,鸣一回得意。”由于为原始氏族的生存所必需,故此这种残酷也就具有了神圣性,例如云南少数民族旧时到敌寨猎头以前要举行庄严的宣誓,“誓词大意是:‘我们是最勇敢的人,为了庄稼丰收,保证村寨安全,我们不怕困难,不怕死亡,决心去仇寨猎头。猎到人头,无限光荣;猎不到人头,就象猪一样懦弱。”相反,如果离开了这种野蛮性,整个氏族或家族就要陷入极大的危险,例如在原始观念中,人们如果不能为本族的死者复仇而“害死一个或一些巫师并把他们所有亲属都斩尽杀绝”,那么他们就要受到死者鬼魂的报复,特别是“这报复不仅是对他一个人,而且是对他的亲人们和他的整个集体。”所以摩尔根说:“蒙昧人和野蛮人自远古以来的习俗就是杀俘虏以施报复,把俘虏的生命用以供神,这是僧侣制度初步阶段的一种崇高观念。”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的种族仇杀。特别是这种原始残忍性不仅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显或隐地为华夏民族所承袭,著名的例子如汉代的韩威扬言要“饥食虏肉,渴饮其血”,于是王莽“壮其言,以(韩)威为将军。”这句话成了后人表示对敌族仇恨的成语而布在人口,例如妇孺传唱的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以后每当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发源于原始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对异族、异神的复仇心理在“文革”时的典型表现,例如当时街头、红卫兵战报上随处可见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绞死柯西金”之类口号;人们对“美帝、苏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来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无“武斗”、“派仗”时对异己者灭此朝食的疯狂仇恨,等等。这些类似原始族仇式的心理在巨大社会范围内的爆发,当然强烈地催动着“文革”之残酷性和野蛮性的极度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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