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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逼近的中國大變局


   正在逼近的中國大變局
   ——孕育多種可能性的魔鬼之蛋
   (《被囚禁的台灣》節選)
   

   袁紅冰
   
   
   【袁紅冰新書《被囚禁的台灣》二零一二年十月出版後,即在兩周之內創下銷售逾萬冊的記錄。現節選《被囚禁的台灣》第六章“自由台灣的命運”之第一節“正在逼近的中國大變局——孕育多種可能性的魔鬼之蛋”,以饗讀者。 ——《自由聖火》編輯組】
   
   
   第六章 自由台灣的命運
   
   第一節 正在逼近的中國大變局
    ——孕育多種可能性的魔鬼之蛋
   
   自由台灣的命運要由中共極權的命運來決定——這是國民黨權貴“聯共制台”,摧殘台灣國家理想,使台灣喪失獨立政治人格的必然結果。現在,從“黨國”遺老遺少,到依靠出賣口舌為生的“名嘴”;從中共包養的“政治二奶”到“經濟二奶”;從被中共“針孔攝像”的政客,到靈魂被中共廉價收購的學者,幾乎異口同聲,把中共權貴市場經濟描繪為台灣經濟的拯救者,進而試圖讓台灣人相信,中共極權下的中國將主宰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進程,並成為台灣無可選擇的宿命。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一場萬年歷史間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大動盪,正如同一個不祥的宿命,逼近中國。這個蘊涵著大變局、大動盪,甚至可能蘊含著血海屍山的宿命,乃是孕育多種可能性的魔鬼之蛋。
   依據中共官方的思想節拍起舞,已經成為國際上“中國問題專家”們的一種下流的學術時尚。之所以稱之為“下流”,是因為他們縱容極權專制的御用思想猥褻自由的精神。正是遵循中共官方的邏輯,以中共“五代領導人”劃分中國現代政治史,被國際“中國問題專家”們普遍接受,儘管這種劃分由於中共官方故意忽略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而應當被視為謊言。
   如果依據客觀的歷史特征為標準,中共建政後的歷史可以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毛澤東時代從中共建政起,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其夫人江青和“文化大革命”派遭到整肅為止;鄧小平時代以八九天安門血案為起點,一直沿續到今天。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九的十餘年間,處於混沌期,即兩個時代的轉型期。
   毛澤東時代的主要特征是,實行極端恐怖的政治統治,建立極端極權的官僚國家資本主義。鄧小平時代的主要特征則是,實行政治黑手黨式的特務統治,建立以腐敗權力為軸心的權貴市場經濟體系。這兩個時代不變的共同政治本質在於,堅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哲學為靈魂的一黨獨裁的極權專制,堅守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集團私有制。這兩個時代的主要區別在於,毛澤東用權力高度集中的官僚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共產黨極權政治的經濟基礎;鄧小平時代則是用權貴市場經濟,來維護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政治統治。
   危機就是動力。推動中國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的歷史之輪的動力,主要來自毛澤東統治方式使中共極權政治所陷入的重大危機,而“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便是危機的標誌。另外,蘇東共產帝國體系崩潰,顯示出國際共產主義可能徹底失敗的危險。這也構成中國時代轉型的另一個動力來源。不過,面對危機,鄧小平設計的改革之道,主要在於經濟體系領域,並非共產極權政治本質的變化,而中國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權力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制,所以,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只是治標之舉;它可能會推遲中國大危機的爆發,卻無法消弭危機。同時,一黨獨裁的體制也必定不斷製造新的罪惡,來體現其反人民、反社會的天性。
   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中國命運的鐘擺是在兩個罪惡之間擺動。由於鄧小平改革的初衷不在於謀求人民的普遍幸福,以及社會自由和政治民主,而在於強化中共極權的政治體制,因此,中共權貴市場經濟最終只能走到同社會全面對立的絕境死地。這也正是歷史對中共二十餘年所謂經濟改革的結論。當年,是毛澤東造成的中共統治危機,拉開鄧小平時代的帷幕;現在,鄧小平時代即將黯然落幕的時刻,中共的統治危機如同還魂的鬼,再次主宰中國的命運。
   鄧小平權貴市場經濟中湧現的社會大危機,主要可以概括為四種標誌性現象:其一,財富和權利雙重意義上的極端兩極分化,已經徹底摧毀了社會正義的基石,普通民眾對“上層一萬家”的憤怒和仇恨,如暗潮洶湧、地火奔行,只待一個命運偶然性為這種憤怒和仇恨主宰中國社會進程提供歷史的契機。其二,腐爛入骨的權力成為最大的教唆犯,它教唆整個社會全面墮落;中共狗官無官不貪,無吏不腐,是為衣冠禽獸,普通民眾則淪為不相信道德良知的存在——中國的民族人格正在腐爛,中國正在腐爛。其三,中共千萬貪官污吏為使手中腐敗的權力獲得攫取金錢的最大效應,對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進行毀滅性的開發利用,於是,毒氣瀰天,飛鳥盡絶,毒水澈地,游魚沉底;黃河斷流,長江惡臭,湖泊萎縮,冰川消融;草原變荒漠死地,農田重金屬污染——自然生態崩潰、自然資源枯竭之情狀難以儘訴,大規模生態難民潮已呼之欲出。其四,政治黑手黨式的特務統治不僅招致天怒人怨,而且也使中共內部人人自危;中共高官王立軍為保命竟以美國成都領事館為避難之所,乃是官員對中共黑手黨政治喪失信心的戲劇性表現,政治犯李旺陽“被自殺”,則在控訴中共特務統治的凶殘。
   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造就了中共黨內的兩個利益階層,即被稱為“新左派”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和被稱為極右的鄧小平權貴市場經濟派。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的政治基礎,根植於十年文革中崛起而後又受到鄧小平整肅的權力新貴,薄熙來則是其著名的象征性人物之一;鄧小平權貴市場經濟派的政治基礎,則在於現在執政的千萬貪官污吏,以及依附於貪官污吏的奸商惡賈,溫家寶乃是千萬貪官之首。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與鄧小平權貴派在維持中共一黨獨裁的極權專制上,毫無二致,在維護極權專制應當採用的方式上,卻勢同水火,不共戴天。所以,這兩派之間的分歧不能簡單地歸之於權力鬥爭。雙方維護極權專制的方式之爭,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這種意識形態化的權力鬥爭,不僅勢必造成中共的精神分裂,而且表述權力鬥爭的一種最殘酷、激烈的形式。因為,權力鬥爭一旦意識形態化,就不再受中共宮廷鬥爭範圍的限制,而最終必然演化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就如同“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事件曾經證明的那樣——意識形態化的權力鬥爭中,鬥爭的雙方都需要用對方的頭顱,來為自己堅守的意識形態公開祭旗。
   儘管鄧小平權貴派的御用文人巧言令色,為權貴市場經濟作溢美之詞,但是,民怨沸騰、官心動盪的現實卻證明,鄧小平時代已病入膏肓,步入絕境死地。被鄧小平權貴派壓抑三十餘年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即“新左派”,借人民對權貴市場經濟改革後果的“與日皆亡”之深恨大怒,趁勢而起,數年前就通過“烏有之鄉”一類“新左派”網站,對溫家寶為代表的鄧小平權貴派,發出決政治死戰的宣戰書。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指控,鄧小平權貴市場經濟派是漢奸買辦官僚賣國賊集團;基於個人和家族私利,千萬貪官污吏不僅把中國根本的經濟命脈和政治利益拱手交給國際資本掌握,而且還造成社會正義頹然崩潰、國家權力腐爛入骨、道德良知蕩然無存、自然環境慘遭塗炭的可悲局面,中華民族已經因此處於亡國滅種的大危局中。按照共產黨政治辭典,上述的每一項指控,都足以讓鄧小平權貴派遭受五馬分屍之刑,承擔淩遲處死之罪。與之同時,被逼進政治死角的鄧小平權貴派,由溫家寶出面反唇相譏,指控以薄熙來為政治象征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是曾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極左餘孽,是試圖讓中國再次陷入“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動亂勢力。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荒誕的現象:雙方對於對方的指控都說出了真理,而雙方所堅持的國家方向,卻都意味著罪惡。中國現狀證明,當初離開毛澤東的原則,進入鄧小平的所謂改革時代,是過去的罪惡擺向現在的罪惡的過程;當前,“新左派”又在努力使中國命運的鐘擺,由現在的罪惡回歸過去的罪惡。“新左派”認為,只有回歸毛澤東時代,才能用鄧小平權貴派的血洗去社會大危機。但是,毛澤東時代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罪惡的表述。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和鄧小平權貴派只能讓中國的命運在兩種罪惡之間擺動,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雙方都以中共一黨獨裁的極權專制,作為政治價值觀念之王;他們都是西方極權主義傳統的現代經典表述,即馬克思主義的遺囑執行人。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對鄧小平權貴市場經濟的政治社會後果進行批判的唇劍舌刀,可謂劍劍封喉,刀刀見骨;鄧小平權貴派的反控也是針鋒相對,陰狠毒辣不讓分毫。兩年前,雙方就已經形成生死對決、誓不兩立的態勢。政治大決戰本來應當在二零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全面展開。因為,以權力再分配為主題的中共十八大,對於雙方都意味著決戰之前進入政治陣地,尋找和確定具體進攻路線的過程,即戰略決戰之前的準備時期。薄熙來事件只是被偶然性提前擠破的一個膿瘡。由於王立軍採取向國際政壇投擲震撼彈的方式背叛薄熙來,使薄熙來個人陷入難以逆轉的被動之中,所以,雙方首次公開的遭遇戰,鄧小平權貴派暫時獲勝。不過,溫家寶是否能置薄熙來於死地;薄熙來是否能東山再起,都在未定之天。即便薄熙來一蹶不振,那也只是他個人的失敗。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仍然有能量在中共十八大之後逐步發起對鄧小平權貴派的政治大決戰;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的能量不是來自於其自身,而是來自於權貴市場經濟所積累的滔天民怨。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和鄧小平權貴市場經濟派之間圍繞主導中共權力意志的政治決戰,構成未來一個階段中國政治背景的主題。當前,中國政局波詭雲譎,隱晦不明。上述中共內部兩個政治派別的生死之決,將給中國帶來四種可能的前景。我願試分析這四種可能的前景及其後果如下,以為謀台灣自由生存之道的智慧之士,作“他山之石”,借鑒之鏡。
   第一種可能的前景是,在國際資本和歐美諸國政客的支持下,鄧小平權貴派挾主導國家權力的優勢,以政治改良的幻想欺騙民眾,從而徹底擊敗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派的政治思想攻勢,中國社會繼續沿著權貴市場經濟的邏輯運行。
   如前所述,中共權貴市場經濟對於國際資本意味著一頭產生“暴利”之乳的母牛;而此種“暴利”的支點,在於中共千萬貪官污吏的存在。所以,國際資本,以及國際資本利益的政治表述者,即美、歐、澳、日的政客,對這頭巨乳母牛及其飼養員,即中共的腐敗政權,自然會關愛有加,政治上採取綏靖主義,復之以經濟上的資本輸血。鄧小平權貴派由此在雙方的對決中擁有強大國際政治經濟背景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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