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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与思考

东赛按语:
   
   虽然“十七条协议”是强加的,也是不平等的一份协议,但是,所谓“十七条协议”的签署意味着西藏进入了当代,一度从主权国家沦为地方当局,幸亏后来迫使达赖喇嘛领导的政府以及人民选择了流亡,才达赖喇嘛亲自否定了“十七条协议”,也就这个协议失去了法律效力,因此,李女士在评述那段历史时,应用的“四省一区”也按着中共官方实际控制的现实而写就的,所以挖掘“历史真相”需要勇气和客观的态度,她已经具备了这个。我个人把1949年至1959年归纳到“西藏关键十年”,又这十年分为“侵略与引诱时期”,“同床异梦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时期”(1954-1959),“藏人全面起义和相互否定时期”。
   
   

   
   另外,李女士所提出的“共藏问题”也接近事实,因为,现在藏区的每一个县的门牌上写有“中共兴海县县委”,“中共玛曲县县委”,“中共天峻县县委”,“中共比如县县委”等等,所以,不论其它话题也就能一目了然谁在控制和利用,甚至一直在镇压的现实。
   
   同时,藏汉两个民族是经过万年的邻居,藏人不应把统治阶级的压迫责怪到整个汉民族,因为,除非藏民族不想活下去,恐怕挑起民族矛盾没有任何好处。毋庸置疑,统治阶级里边也有藏人,虽然他们不是决策者,而是名副其实的执行者,这个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因此,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是不对的,大家需要应用相对的视角去对待。当然,今后谁将继承行使共产党的权力,这个团体有责任和义务去承担,并处理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
   
   ————————————
   
   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与思考
   
   
   
   
   作者:李江琳
   
   
   
   
    1990年代初,我在纽约大学犹太学系读研究生,主攻犹太神秘宗教和宗教学。在一些宗教学课程中和相关书里,我初次读到一些藏传佛教的知识,这是我与藏文化的初次接触。那时的接触可谓“浅尝即止”,要到1990年代末,我在纽约中央公园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开演讲,才算得上是一次对我有深刻意义的事情。
   
   又过了4、5年,一系列机缘促使我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当代藏史,主要是1950年之后的西藏三区历史。从那时至今,我的全部阅读都与此有关。之所以是“当代藏史”而非古代藏史,主要是因为我对近现代史比较感兴趣。2010年出版《1959 拉萨!》,今年9月出版《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算是这些年研究的小小成果。我个人认为,这两本书的最大意义是初步厘清了一些史实,收集、整理了相当一批中文资料,特别是零散于各处的中共官方资料。至于我基于这些资料写成的这两本书,自然是任由读者见仁见智。
   
    写这篇文章,是想对自己这些年的研究心得做个简单的总结,顺便谈谈对当代藏史研究的困境与问题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在此我必须作两点说明:第一,这些年来我被称为“藏独分子”、“民主人士”、 “民运分子”、“达赖追随者”、“CIA特务”等等,无论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都是他人加诸于我的标签,与我对自己的定位全然无关。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独立历史研究者。这一定位对我至关重要。“独立”,意味着我不受任何机构、组织、党派以及政治势力支持和左右,亦非任何组织、机构、党派和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历史研究者”意味着我必须遵守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否则我的研究既谈不上意义,也谈不上价值。“史学基本原则”包含一整套理论、方法和伦理。随着时代的变化、价值观的改变,新的观念、事件、研究工具、资料等等的出现,史学研究的方法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产生新的流派之类,但核心原则并无多大改变。对基本史学理论感兴趣的人,不妨读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的经典史学教材《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The Pursuit of History: Aims,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自我定位为 “研究者”也让我明确一点:我不是个活动家,我的有限时间和精力必须用于挖故纸堆、采集口述历史、整理和分析资料等等与研究有关的事务。除了偶尔参加几个研讨会之外,我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参与各种政治性活动。
   
   基于此,我在谈“观察和思考”时,是以“独立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而非任何他人加诸于我的身份。
   
   
   何为“当代藏史”?
   
   坦白说,我不清楚国际藏学界对“当代藏史”是否有明确定义,我自己对“当代藏史”的时间定义是1950年之后,对地域的定义是“传统西藏三区”,也就是现实政治架构中的“四省一区藏区”。为避免被误读,我在此做一点解释:当我提及“四省一区”或者“中国西南西北藏区”时,并不包含政治价值观,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传统藏区”,即历史上的吐蕃帝国疆域,我只是如实描述现实的政治架构。 其实这里还有个相当实际的史学研究方法问题:研究者不可能将现代史的研究置于非现代的时空概念之中,正如研究当代中国史不能使用秦代的时空概念一样。
   
    为什么是1950年?因为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意味着传统藏区全部被外部势力吞并,其历史开始了一个与此前全然不同的阶段。从“吐蕃帝国”到“四省一区”是一部长达千年的历史,由于能力的限制,我集中研究的是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一段,也就是当代史。
   
   任何有过历史研究实践的人都知道,对特定历史阶段或者历史事件的研究必须有纵横两方面的扩展,也就是 “背景”。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放置在当时的——而非当下的——状况中加以考察,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背景深度延至清末,宽度涵盖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冷战史等等。也就是说,我对当代藏史的研究,是置放在这样一个座标中的。
   
   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个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人,我还不至于相信什么“自古以来”。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明白,“自古以来”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这些年来,为了证实或证伪这个“自古以来”,无数人耗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其实,如果对“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有基本的了解,“自古以来”就不必谈了,因为逻辑上根本就不成立。有兴趣的人不妨读读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本出版于1994年的书在谈到西藏时和周边民族时,明显自相矛盾,显示出作者的挣扎,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的研究,是相当价值的。另外,葛兆光于2010年出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也很值得一读,特别是第一章第四节。
   
   
   当代藏史研究的困境
   
   对历史研究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史学研究中难度最大的是当代史,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史料匮乏,特别是关键史料匮乏,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形形色色的立场、观点、禁忌、情感、“政治正确”等等等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研究者还有可能因触犯某些“禁忌”而遭遇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历史研究可以完全从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剥离,不管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不管是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通史、断代史、地方史、专题史等等,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当下政治的干扰。在某些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历史研究甚至会被当下的政治绑架。不幸的是,藏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藏史研究,尤其是当代藏史研究,就处在“被政治绑架”的状态。
   
   藏学研究分好几块, 中国大陆一块,欧洲一块,美国一块,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人在做各种研究。如今“藏学家”不少,但“藏学家”就像“汉学家”一样,
   
   是个概括性的称谓,细分的话,各人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些年里,我与欧美的藏学界多少有些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虽未作统计,但感觉老一代,也就是60年代开始研究藏学的学者中,专攻当代藏史的人并不算多。虽然欧美每年都有各种“涉藏”书籍出版,但当代史方面的书如果有的话,往往并无多少新意,真正够得上学术研究的也并不多。最近几年遇到过一些年轻学者,还有些在校博士生,感觉到情况正在悄然改变,研究范围开始从狭义的“西藏”,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西方学者现在常常称之为central Tibet)转向地方史(Local History)研究。为避免误解,在此特为说明,此处所说的“地方史”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框架中的“地方史”,而是相对整个藏区的“地方史”,比方说康区某地某时的历史,拉卜楞地区的历史,尖扎(不是现在的尖扎县,而是中共进入当地之前的尖扎王治下的尖扎)在中共建政之前的社会状况等等。
   
   中国大陆的藏学研究起步比欧美晚。 1979年2月16里,胡乔木给中央民委党组写了封信,转达社科院宗教所所长任继愈给他的信中提出的几点建议,包括抢救西藏珍贵文物和宗教典籍、资料,成立西藏图书资料中心,吸收有专长的人才参与对文物、典籍等的抢救、整理、编目等等,其目的除了“保护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之外,还有“维护我国在西藏学上应有的发言权和学术地位”。1979年3月10日,也就是1959年“3•10事件”整整20年之后(历史的又一个有意思的巧合),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此信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中国大陆的藏学从此发展起来。藏史研究方面,中国藏学界可谓被政治牢牢绑架,被“自古以来”、“达赖集团”等几条紧箍咒死死套住,纯属“戴着镣铐跳舞”。中国藏学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 艺术史等方面颇有建树,但在当代藏史方面那就是“马尾串豆腐——不提也罢”。一言以蔽之:国内独立研究者的成果,以及知情人和当事人所写的有史料价值的书不是被禁,就是只能在境外出版,还有极少数是地下出版的。
   
   藏学在西方虽然历史较长,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其实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也就是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流亡社会形成之后。1956年,CIA想找个藏语翻译来帮他们训练四水六岗游击队员还煞费苦心,如今CIA要在美国找个藏语翻译肯定不费吹灰之力。不过,这也意味着那个时代出来的藏学家很多是通过流亡社会来了解1950年之后的西藏的。那个阶段不仅资料来源相当有限(CIA资料和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尚未解密),而且书写者有很多是并未受过史学训练的记者。1960-70年代出版、涉及当代藏史方面的书我读过不少,但引用不多,因为很多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有些信息没有经过专业性的甄别,后来证实是错误的。由于当代藏史研究可说是在冷战中产生的,早期的各方出版物(60、70年代的相关出版物)基本上都是史实与宣传的结合,也都有点“你说黑我就一定要说白”的走极端趋势,情况相当混乱,专业程度颇低。到80年代后情况才开始好转。当然,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随着资料的解密或泄露,越来越多的知情人、当事人出版回忆录,研究自然会越来越细,研究成果也会越来越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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