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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藏人不敢苟同地方自治?


   
   
   
   东赛按语:

   
   台灣懸鉤子大作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方面,论述直接涉及到藏人的心声和为何不惜生命代价争取自由复国的理由;另一方面,有力地批驳了有人举起乌坎事件玩着迷藏式游戏,并想误导广大华语世界的企图,因此,通过此文有望大家能够掌握中国村民自治和西藏地方自治的实质,以及所谓这些自治除了欺骗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现实,因此,本主持人把此文转发标题改为“为何藏人不敢苟同地方自治?”,但是,这只是转发标题,不涉及原标题。
   
   ——————————————————
   丟掉自治幻想,準備制憲建國!之一
   第一部分  烏坎之商榷:黨治乎?民治乎?
   
   /台灣懸鉤子
   
   2012年05月17日 《图伯特之恋》
   
   
   第一部分,筆者欲反駁王力雄與唯色的一連串相同主題之文章(〈除了自焚,還能做什麼?〉、〈西藏需要方法〉、〈走出困境,方向在哪裏?〉、〈突破西藏困境從村民自治開始〉),王力雄提出圖伯特應仿效廣東烏坎,以村民自治作為「真正自治」的開端。然而筆者提出台灣經驗,指出地方自治必須在民主化以後才獲得保障,其過程與王力雄之推理恰恰相反。其次,中國大陸推行二十多年的村民自治,其意識形態奠基於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其範圍無法超脫「四項基本原則」,亦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民主立憲制度下的地方自治,其基本價值與精神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馳。筆者並申論烏坎經驗仍然不脫「黨治」色彩,並非民主楷模。職是之故,欲利用中國現有的村莊自治來追求民主自由,甚至基本人權,無異緣木求魚,永遠無成功的可能性。
   
   
   自焚者「國體改革」呼聲不容忽視
   
   我首先必須對於王力雄〈除了自焚,還能做什麼?〉一文,提出嚴正抗議。我最期期以為不可者,是王先生忽視自焚博巴自由與獨立之呼聲,只以「每個自焚者各自想像的目標不一定現實或能達到」一句話,就將博巴拚死也要呼喊的價值與理想,四兩撥千斤地消解於無形,而以「實際的」「地方自治」討論取而代之。首先,這絕對不是平等與尊重自焚者的作法。第二,地方自治,與言論自由之有無、民族之存立、國家政體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層次。當圖伯特的人們深感闕如、非常不滿的是後者時,王力雄卻忙著討論前者,這樣如何能夠「突破西藏的困境」?這樣明顯的矛盾,在此我不得不明確地指出來。
   
   
   須知,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早在1950年就開始實施縣市層級的地方自治,其行政層級比中國的村莊還要高級,然而,台灣的民主化與言論自由等重大突破與進展,並非一黨專政時期的地方自治可以獨力促成的────事實是,台灣一直要到1987年才解嚴,1992年才有言論自由的保障,那其間的三四十年,地方自治制度一直都在運行,不但全島都舉行縣市長與議會的選舉,甚至後期還有反對勢力與國民黨一同競爭角逐,然而那三四十年的台灣不能稱作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鄭南榕先生於二十五年就曾爬梳過獨立主張與政治改革主張之層次不同:
   
   
   「目前在台灣持有這種主張的人【按:即獨立主張】,正面臨蔣政權全面的打擊。由於恐懼,更使得部份人降低言論層次。具體的來說,人們把反抗暴政的言論,固定在例如主張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以及省市長民選的『政體改革』層次。固然上述的論點已經指出蔣政權對台統治之所以缺乏『合法性』的癥結。但是我們更進一步去看,今天台灣之所以對內政治秩序紊亂,對外國格曖昧不明,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缺乏一個適時適地的政治系統,這個最基本的政治結構和規範沒有釐清,台灣人民的人格和台灣的國格便一日曖昧不明,無法在人間找到立足之地,這說明台灣需要國體的改革。」(1)
   
   其言錚錚,其理分明。前仆後繼的博巴不惜一死所呼喊的,也是他們深刻感覺的,圖伯特需要一個圖伯特民族的國家。他們所爭取的,乃是擺脫奴役與殖民的「國體改革」,是最基本的政治結構和規範的改變,而不是地方自治類型的「政體改革」而已。他們以生命才換來的真理呼喚,需要所有的人的正視,不能顧左右而言他地轉移焦點,這才是尊重與平等的起點。而所有的流亡博巴更應本著同胞之誼、民族休戚與共之情,必須視此呼聲為自己的理想與奮鬥目標,他們的英勇犠牲才不算白費。我更有一種沉痛的感覺,就是許多博巴獨立與自由的呼聲一直沒有引起迴響,所以才有這麼多人前仆後繼,不惜一死來求得發聲的機會。
   
   地方自治不能帶來民主化
   
   另一方面,筆者也想強調,地方自治往往必須在國家民主化以後,才能獲得保障,恰恰與王力雄的推理相反。假如我們檢驗台灣在一黨專政時期的地方自治,它並不是真正的地方自治,因為地方自治的真正精神,乃「地方分權」也,它相對於「中央集權」,乃是為了要保障地方自治團體與地方住民的自主性,不受中央的干擾與侵犯,從而保障人民的權利。(2)  台灣在一黨獨裁下實施地方自治所遭遇的主要困難,就是地方的權限受到中央的侵奪,特別表現在人事權與財政權的無法自主,而使得地方不得不奉上級的指令辦事,因而不顧民意的現象。這樣「自治」的扭曲面貌也同樣是今日中國大陸村莊自治的寫照。(3)  事實是,台灣的歷史顯示,地方自治制度必須在民主化以後,才能獲得保障 。(4) 王力雄認為圖伯特如果開始爭取村級的自治,從一個村漸推到一百個村,「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就會從天邊走向眼前」,顯然是書生之見,恰恰與台灣的實證經驗背道而馳。
   
   
   然而,我也必須指出,台灣的地方自治跟中國的農村自治,還是無從相比。因為中國農村現行的地方自治制度,究其本質,乃是馬列主義脈絡下的「社會主義民主」,與台灣奠基於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下的地方自治,有著天壤之別。假如台灣的地方自治還可以稱得上是「民主的搖籃」────畢竟台灣反對陣營的許多政治人物,都是在地方的選舉中累積經驗與實力,脫穎而出的────中國目前的村民自治,不但不是民主的扣門磚,更可能成為中共鞏固統治的利器────即使出現了一百萬個(5) 烏坎,大概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歸根究柢,國民黨雖然一黨獨裁,卻不得不在形式上屈從「民主憲政」的架構,更何況他們以外來殖民者的少數,欲統治台灣人的多數,除了赤裸的暴力鎮壓之外,它需要群眾基礎,也需要以某種民主形式架構出與海峽對岸的「紅色」政權對壘的的態勢,擴大他們統治的正當性。因此從1950年台灣即開始實施地方自治。不旋踵即有有識之士如雷震、胡適、殷海光等自由主義政論家與學者,藉著國民黨所支持的《自由中國》雜誌平台,大聲疾呼民主自由乃是對抗獨裁政治的利器,他們申論:「民主政治是全體人民的政治,為著全體人民的利益與幸福,而由全體人民來治理。」隱喻了「主權在民」的觀念。他們針對國民黨在台灣地方選舉之中,沒有依照憲法的規定樹立地方自治的體制,反而想將地方自治變為地方黨治,痛下針貶,提出「黨治不能維持政權」的道理來批評執政者,因為:
   
   「民主社會,人民和政治的關係,是直接與政府打交道,而不是與「黨部」【按:中國的對應詞為「黨委」】打交道。如果政府首長一面要遵從民意,另一面又須接受黨意,或聽命於黨意而摒棄民意,則必造成民意與黨意的對立衝突;摒棄了民意的政府,得不到公眾支持,定然會失敗垮台。這就是黨治不能維持政權的理由。」 (6)
   
   他們進而主張台灣必須出現反對黨參與選舉,「可使執政黨有所警惕,而不敢在施政上稍有疏怠」,國家並且必須保障反對黨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落實民主憲法中的人權條款。他們甚而身體力行,開始組織反對黨────因而慘遭國民黨迫害與整肅。然而他們雖敗猶榮,他們的批評提供了民主想像(democratic imagination)的空間,而這點星星之火終於在其後,由後起之秀接踵傳承,終於得以燎原。
   
   
   「黨治」籠罩中國村莊
   
   反觀中國的農村自治,由於制度設計一開始就先天不良,承襲自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其原則從馬列思想的「社會主義民主」出發,強調共產黨領導,民主只是調動人民積極性的手段,選舉過程常常受到上級與黨委的操控,村莊自治實質更加接近「農村管理」。實施至今二十餘年,種種不符合「自治」、「民主」、「公平選舉」原則的亂象,經由烏坎村的抗爭,終於呈現在世人眼前。
   
   然而,即使烏坎事件發生迄今,尚沒有人大聲疾呼要中國共產黨退出村級的行政體系,力爭「黨治不足以維持政權」,勸戒中共違逆民意無法長治久安的道理。中國各界亦沒有人呼求成立反對黨以制衡執政黨。連最基本的普世價值────亦即尊重個人的尊嚴,每個人的生命、身體、財產等應該獲得保障,還有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在中國都被打為「這是國內外某些勢力打著『普世』旗號,把他們那一套全盤西化的主張和要求塞給我們,企圖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手段。」 (7)
   
   除了尚未聽聞中國各界對於烏坎的檢討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力雄氏所推崇的烏坎村的抗爭,目前也尚未成功,村民們被賣掉的田地,尚未討回來。另外,烏坎村莫名死去的村民代表薛錦波命案,目前看起來也不了了之,證明了在中國人命依然如草芥,政府依然沒有問責制度。在這種現實之下,如何能以村民自治為起點,邁向民主以及民治?這是我最根本質疑王力雄的地方。為了幫助海外的博巴讀者、台灣的讀者更加了解中國村莊自治來龍去脈,我將此制度比較詳盡地描述如下:
   
   
   中國村民自治之原理
   
   
   中國村莊自治的主角,稱之為「村民委員會」(簡稱為「村委會」)的組織,幾乎完全繼承自人民公社體制中的「生產大隊」,而且迄今在運作上都還殘存著人民公社時期的痕跡。「村民委員會」是在1982年進入中共憲法的,胡耀邦於十二大指出,「發展基層群眾自治,是向高度社會主義民主這個目標邁進的方式。」。1987年底,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發表談話表示:「有了村民委員會,農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實行直接民主。」接著六屆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村委會組織法》開始在全中國施行(8) ,而原有的生產大隊更名為村委會,許多農村開始根據上述《組織法》舉行第一次村委會的選舉。很明顯地,村民自治是由中共由上而下推動的農村改革,許多農民至現今都認為他們得以有選舉權,都是黨的恩賜。這與西方民主憲政之下的地方自治乃是固有權利,必得擁有制度性的保障,中央不得任意掏空的原則,截然相反。中國的村委會是可以由上級決定其廢立的────這樣的權利既然由政府賦予,政府當然也可以收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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