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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视孙中山的枭雄黑道本质和罪恶!

陳泱潮(陳爾晉)
   
   2012-11-12

今日繼續神話孫中山于中國民主革命民主政治民主建設,負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我相信今日仍然在繼續神話孫中山的朋友們,只要是志在推動和成就中國民主化者,一最後都會面對孫中山是投靠蘇俄,把【黨國體制】引進中國的始作俑者這個鐵的事實;二都會認識到孫中山梟雄黑道唯權是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當代中國政治道德敗壞和崩潰的重要原因。


當前中國民主革命的對象和任務就是【黨國體制】!


看不清這一點,就是【方向性的錯誤】。


建議所有仍然在繼續神話孫中山的朋友們慎思之!


撇开孙中山是苏俄一党专制独裁政体制度引进中国的始作俑者不谈,撇开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刚刚成立的第二年就发动反对中华民国分裂中华民国的所谓二次革命不谈,撇开孙中山在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4天就暗杀了辛亥革命元勋陶成章,之后又暗杀了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等不谈,也撇开孙中山后繼者貫徹孫中山意志以党国体制取代了民国体制、以国民党党旗取代了中华民国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不谈,请看在发生这些严重反民主反共和反法治背叛辛亥革命颠覆辛亥革命成果的罪恶事实之前,孙中山的同时代人著名国学大师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反清刊物《民报》社長章太炎是如此评论孙中山的:

   
   附1:

《伪民报检举状》【1909年】


   
    ·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这一传单:“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士乐与援引……推为盟长……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在南洋有党羽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
   
    他进而指出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在《民报》几乎断炊、风雨飘摇之际,“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再差胡汉民或汪精卫一人东渡,邮书五六次,电报三、四度,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
   
    “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特别是当《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差一点被处苦役,“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
   
    此外,章太炎还控诉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
   
    最后:“孙文本一少年无赖,精于揽权自重之术,乘时自利,聚敛万端,又有卖国卖友之行,总之,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申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附2:

1910年宋教仁告诉日本友人:孙逸仙已落后于时代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25日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金满楼
   
    核心提示: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宋教仁 资料图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金满楼供稿
   
    1905年初,宋教仁到日本不久,即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他在担任经理人的同时也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杂志在草创时期遇到很多的困扰,如经费问题、人员退出等,但宋教仁仍旧极力维持并出版了两期。正当杂志难以为继之时,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随孙中山多年的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
   
    宫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关心并参与中国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时功玖、曹亚伯、蒋作宾、刘一清、冯自由、汪兆铭、古应芬、胡毅生、何天炯、马君武、邓家彦、程家柽、王天培、蒋尊簋、康保忠、王孝缜、张继等10省代表,加上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末永节三位“日本志士”,到会人数合计79人,革命阵容可谓强悍。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有一件事对宋教仁刺激颇大,一是他辛苦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强制停刊,经多方斡旋仍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民报》,并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发行。日方之所以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强制停刊,表面上是因为没有合法手续,实则是宋教仁编写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总体上来说,宋教仁对日本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写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到日本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宋教仁也一直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程,但他并不是关心日本的胜负而是担忧中国的命运。从本质上说,宋教仁是一个“不爱朝廷的爱国者”,他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在宋教仁看来,清廷是国家强大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在杂志中不用清朝纪年而使用黄帝纪年,以示对立。
   
    据经常在同盟会本部(即《民报》社)碰面的邓家彦回忆,宋教仁“颇具才识,亦通辞令,喜做高谈阔论,因间岛问题而崭露头角,彼在东京主张对于‘间岛问题’应如何如何处理,因此颇为引动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老同盟会员杨熙绩也曾说,孙中山善于演讲,黄兴是个实干家,而宋教仁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是智囊。孙、黄、宋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但三人个性的差异也曾惹出风波。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了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而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的时候,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当时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
   
    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作为原华兴会主要成员的宋教仁一向站在黄兴的一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又思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即黄兴)事亦听之。十时回。夜。大风。”
   
    据宋教仁的记载,他在得知了孙、黄争执后感到心灰意冷,他在《民报》社向黄兴提出辞去同盟会职务及《民报》职务,黄兴开始不应,过了一会,突然也提出要退会,当时《民报》的诸革命党人俱在。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如日记中说的那样向孙中山当面辞职并转交文件,孙文一直挽留,宫崎滔天也仍旧想撮合他们关系,但此时宋的去意已决。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黄兴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让一步,他事后向胡汉民写信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本人仍旧“意颇怏怏”。“争旗”事件对同盟会的发展影响颇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与孙中山及他的广东人马心存芥蒂了(所谓“烧炭党人”,即太平军“粤匪”之讥也)。
   
    宋教仁与孙中山的龉龃由来已久。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1910年12月,宋教仁结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在于右任的邀请下,他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并写下了大量的革命评论。次年3月,宋教仁赶赴香港,参与筹备同盟会的广州起义,但由于指挥上的混乱与仓促,当宋教仁、何天炯、陈其美这路人马在4月27日凌晨抵达广州城时,只见城门紧闭,起义已然失败。宋教仁等人无奈之下,只好再经香港返回上海。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同盟会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其不仅损失了数十名宝贵的精英分子,而且革命士气几近于摧毁。事后,革命党内部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氛,如起义的指挥者之一赵声不久后即郁郁而终,而一向稳重的黄兴也不顾自己被炸断两根手指而执意要去行刺李准——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自始即不赞成暗杀活动的胡汉民,这次居然也表示赞成。
   
    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可笑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鉴于北方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组织“中部同盟会”,试图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点,培植革命力量,伺机发动起义。此时距武昌起义仅有两个月零十天。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到达武汉,据随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辉回忆,宋教仁当时以留日学生领袖的身份活跃于革命党人阵营,他“一路行来,从未有疏离之感。且不论革命军中的高级干部如上海的陈其美、汉阳的黄兴以及他所追随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学生外,他在武昌都督府眼见留学生如潮水般的从日本赶回内地,晋见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实况也在提示他,这是一场由留日学生发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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