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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民众呼唤正义社会 ——习近平时代能否给出一个新的答案

   
   中共党报媒体近期连续发表文章,为将于十八大“到站”的胡锦涛“10年政绩”歌功颂德,炫耀定调。
   
   然而,中国大陆,自江、胡执政以来,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出发点,忽视“社会正义”,全面继承、看守了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路线,政治改革毫无建树,致使经济改革本身业已走向瓶颈状态,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不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各种社会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由此也导致了中共统治的执政危机,改革正面临翻车危险性。当下,中国不仅在党内凸起左右路线斗争,而且整个社会都在两极分化冲突中形成权贵集团与平民阶层两种社会力量、两大阵营的较量,一场新的权利运动和财富争夺,正在“和谐社会”表象之下风起浪涌,必将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演化成一场争取“社会正义”的新公民运动。
   


   2011年11月29日,凤凰网等网站争相转载《浙江在线》体制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猛文:《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亮相》。该文敦促储君习近平必须大刀阔斧地启动政治改革。今夏一份由马宾、李成瑞等一些极左派老干部、学者1644人炮制出笼的党内反改革新《万言书》——“坚决要求罢免温家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联名信风靡网络 ,破釜成舟地表达了绝不与中南海保持一致的决裂立场,标志着中共十八大前党内极左势力开始反击,目的是反制党内改革派。 最近一期的中国《财经》封面文章,再推出该杂志对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专访《吴敬琏: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该文一出,风靡海内外舆论,热评如潮。这是中国体制内媒体与专家,在中共十八大前,回应胡锦涛今年“7、23”讲话发出的一个明白无误地政治表态——坚定地站到了被称之为政治反对派的《零八宪章》群体一边。可见,当今中国党内左右路线斗争与社会权贵、平民较量,正在争夺中共十八大后的话语权。
   
   记得秦晖先生曾在哈佛,面对一个美国学者的疑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时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左派说,是右翼精英和他们主张的市场改革,造成了贫富悬殊的社会。右派说,是改革不彻底,贪权腐败导致了贫富悬殊。左派要求增加福利,限制自由,扩大政府的权力。右派要求发展自由,限制权力,推动政治改革。
   
   其实,对于中国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共决策层显然已作了明确的回应。今年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因受到薄熙来事件和国际孤立中国形势冲击,会期一拖再拖,终于在7月23日举行。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国主流媒体都宣称胡总书记“7、23”讲话为中共新时期的宣言书、动员令和路线图。胡锦涛所表述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然强调的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僵化框架,虽提及法治,但仍回避宪治。没有司法独立,法治只是空话,这一点中南海比谁都明白,却依旧如此忽悠民众!
   
   现在,胡锦涛“7、23”讲话 要推动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依然是将强化执政地位作为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来捍卫,而不愿接受现代权力分离与制衡体制,这就为官商集团的联姻和腐化提供了无法铲除的土壤。由此中共当权派要继续背离社会正义,维护特色、特权、特供的“三特”社会制度,已经导致了社会矛盾无可调和。因而这条道路,就必然一方面遭到极左势力对其“修正主义”的抨击;另一方面又遭到自由主义者对其“假民主”“假改革”的批判和来自民间自发的群体抗议事件一浪高于一浪的回报,“和谐社会”的提法不过是画饼充饥。
   
   胡锦涛党中央这些年来,在“和谐社会”的幌子下,不仅在执政初始便膜拜毛泽东的敌对意识与理想主义,也崇尚邓小平的调和战略与实用主义,更不放弃江泽民的投机与“闷声发大财”市侩哲学,甚至在政治上渐趋左转。近年来,中南海更以“五个不搞” “六个为什么”“八个确立”正式为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划上了休止符。直到今年春,由王立军事件引爆中南海权力斗争海啸,并随着王立军、薄谷开来、薄熙来等的相继拘捕,揭开了令世界舆论震惊的“中国特色”政治黑幕。
   
   毛左代表人物薄熙来政治命运的终结,致使胡锦涛借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之际,用“7、23”讲话,一方面明确回应“社保派”要求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立场的主张;一方面又否定“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当然更不接纳“自由主义民主”的西化主张,但却开始从这些年来的偏左立场,向脚踏“中道”微调,为“十八大”定音。
   
   本文所称胡锦涛由左倾向中间靠拢的“中间道路”,就是重复从邓小平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用“中国特色”演变“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约束“中国特色”。这条道路究竟科不科学,能不能走通?不是胡锦涛党校讲话可以一锤定音的。中国社会一定还会继续争论下去。这就涉及什么是传统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仅仅从反映主要矛盾的制度层面上的通俗化理解:社会主义是既不允许资本家剥削,也不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制度;资本主义是允许资本家剥削,也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只允许资本家剥削,不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现实。如此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哪一种主义都不合理。因而,社会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腐败丛生就成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不下的影子,由此也就决定了胡锦涛的“中间道路”实在是走不通的伪中间路线。如果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今后执政的思维框架,也只能退守到社会主义“引号”里寻求作为,就必然一方面遭到极左势力对其“修正主义”的抨击;另一方面遭到自由主义者对其“假民主”“假改革”的批判。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不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正是由于它在理论上陷于了自我矛盾的逻辑错误,因此不仅难于统一中共党内思想,而且注定难逃腹背受敌的政治宿命。
   
   真正的“中间道路”应当是从一党独大的“和谐社会”向政党竞争的正义社会发展。一个国家只有制度性地保障党派平等竞争与劳资对等谈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维系社会公平与正义。在一种相对好的制度下,会保证公民社会与政府权力的有效对治,工人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现代社会发展的真正“大中间之路”,就是以普世文明为基准的宪政道路。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左中右思潮的大包容和各种政治力量共同妥协的新文明民主法治制度中!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包容与消化各种社会冲突。中国本当就应“中庸”立国。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义理。中庸之道即是正义之道!民主乃天下正道;法治乃天下义理。这才是中国今后应当追求的“中道(中庸)”之路。中共十八大能否从伪“和谐社会”,上升到真正义社会的高度?习近平能否果断地高举起正义社会的旗帜,是考验他执政团队的政治智慧与改革动向的一个指标性看点。
   
   当今社会,由于胡总党中央不仅不能审时度势地担当变革主角,反而迷信暴力可以维稳,致使现存社会整合机制无法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各种诉求变化做出及时反应,社会各群体、个人只能以非常规方式主张权利,表达诉求。如今“左派”知识分子对胡锦涛在腐败问题上越反越腐表示谴责;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胡锦涛在实质上拒绝政治改革,以及反向作”的媒体和网络控制倍感愤怒;中国网络与民间同时风靡“草泥马之歌”。现如今,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多个角度,多条阵线上,已经共同吹响了向往正义社会宪政大变革的时代集结号。
   
   当此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还能挺多久的命题?已经成为了悬在中共“十八大”上空的政治问号。中共“十八大”届时,所有中共党员代表,都不应浪费苍天赋予人类的反思问题的大脑和全体纳税人分担的会务开资,用分析与批判的理性表达,取代盲从与迷信的歌功颂德——中国能否真正走向正义社会,习近平时代应当给出一个新的答案。
   《观察》
(2012/10/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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