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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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sader in a legal wild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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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滕彪回家、追究国保撞车肇事的法律责任、还被监控公民自由/维权网
·刘晓波:黑暗权力的颠狂——有感于滕彪被绑架
·Article 37 of the PRC Law on Lawyers: A New Trap Set for Lawyers
·Chinese lawyer missing after criticising human rights record
·Chinese Lawyer Says He Was Detained and Warned on Activism
·For Chinese activists, stakes are raised ahead of the Olympics
·To my wife, from jail/Teng Biao
·Beijing Suspends Licenses of 2 Lawyers Who Offered to Defend Tibetans in Court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08 Democracy Awards
·获奖感言
·司法与民意——镜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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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离谱的现实感
·35个网评员对“这鸡蛋真难吃”的不同回答(转载加编辑加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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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历史潮流 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
·但愿程序正义从杨佳案开始/滕彪 许志永
·维权的计算及其他
·我们对北京律协“严正声明”的回应
·网络言论自由讨论会会议纪要(上)
·网络言论自由讨论会会议纪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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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问问而已


   
   刘晓波因言获罪11年,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不小心就溜出这样的句子,但这句话其实很成问题。在“知识分子和民众”前面加个“一小撮”才对。
   的确,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刘晓波被审判,他们不知道刘晓波是谁。虽然他是20年前的文坛黑马,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虽然他20年来除了被囚禁的时间之外勤于笔耕,参与了对几乎所有热点政治、社会事件的评论;虽然他曾化名老侠和王朔一起出过一本《美人赠我蒙汗药》;虽然他的审判受到欧美各国、人权机构的强烈关注,他可能还是全球最有知名度的磕巴。但是在国内,在高调揭批(“抓住刘晓波的幕后黑手”)之后,刘晓波这个名字被遗忘了,被“躲猫猫”了。
   在12月23日开庭那天,我在现场看到了近200名警察和便衣,20多辆警车,30多个外国记者,10来个刘晓波的支持者;我被国保带走之后,声援者大约有60多人。当晚我和许志永坐地铁时突然想,随机问问乘客是否知道今天刘晓波开庭审判?问了离我们最近的10个人,他们不但不知刘晓波被审判,甚至不知道刘晓波何许人也。一40多岁的男子问,是不是天津的?我说不是,8964的那个。他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我金融界的,不参与政治。”

   我们当然只是问问而已。但这位金融界的待成功男士似乎想说的是,“好像知道刘晓波,但我不愿意谈政治。”“别问我这个,我没兴趣。”似乎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我说出8964,不是大逆不道,也是不合时宜。他“被听到”了8964,而且这一点也被人知道了,这使他感到不舒服、不愉快。
   这样,感到有愧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了。凭什么向一个偶遇的陌生人问起刘晓波和六四?就算你有权利说,但是你为什么不顾及那些对此话题不感兴趣的人的心理感受?你是不是触到了别人隐藏在心底的恐惧和痛苦?你是不是一不留神展示了信息上和良心上的优越感?或者,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钓鱼执法的思想警察?
   
   
   对于良心犯和灭绝人性的暴行,除了受难者、反抗者和施暴者之外:我们社会里存在各式各样的人:由于信息封锁而不明真相的;不愿意了解情况的;了解情况而默许的;假装不知道的;了解情况而沉默的;沉默而受到良心煎熬的。
   又想到了哈维尔和布罗茨基那场不大不小的论争。1993年,已经成为捷克总统德哈维尔,回顾他以前作为政治犯从监狱里出来时的情况:“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虽然我自己从未那样想过,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看成他们的良心,如果停下来和我交谈,就会感到不得不为自己没有去反抗那个政权而道歉,要么就要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那样去做,亦或是以宣称反抗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来为自己辩护。对警察可能跟踪我的恐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交谈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复杂。简单地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方便,而对于不便最好避开为是。……”而布罗茨基反对这种分析,他认为,问题不是“不方便”,不是在美德和勇气面前自惭形秽;而是“人心之粗俗”,是“人类之邪恶”,那些人不想打扰哈维尔这个“美德对抗邪恶的试管”。多数人选择的是旁观、嘲弄、鄙夷、避而远之的态度。
   
   刘晓波被判刑后,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国内众多有名的文人学者致电询问他们对此案的看法,并将对话内容通过twitter公布于众。抄录一部分如下:
   徐友渔:宣判刘晓波,罪名中有零八宪章。宪章重申联合国人权宣言,因此宣判是对人类大家庭公认的文明准则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现存宪法的挑战。说到底,是对中国人民和人类良知的挑战。
   秦晖:现在还搞因言治罪那一套,真是太可悲了。我不是宪章的签名者,但我坚决反对对刘晓波搞文字狱。
   钱理群:比起八十年代,刘晓波写的文章越来越理性了。对晓波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六•四的表现,二是坚守国内。不觉得刘晓波有什么罪。
   袁伟时:二十一世纪了,还以言获罪,侵犯公民权利,亵渎文明,又一次往中国脸上擦黑!当局认定的罪犯刘晓波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鸿沟如此巨大,执政者如何面对?
   章诒和:1968年,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9年,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我们都是因言获罪,前后相距四十一载。这种状况不得不使人怀疑:我们的制度,到底改善了多少?我们的社会,究竟进步了没有?
   乐黛云:零八宪章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如果(弄得)大家都不敢说话,国家还怎么改善?
   黄纪苏:刘晓波的政见我多不同意,以往彼此均无好话。但因言治罪不是好事,既不当也不智,不应再搞了。
   李大同:这是一次中世纪的审判。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审判者内心的恐惧—— 对思想和表达的恐惧。
   陈家琪:欺,是装不知道,瞒,是不说真话。也有在习惯性欺瞒中什么都不再明白的人。
   贾樟柯:(关于刘晓波被判)这件事,很难理解,很受伤。是不是以后我们就不能为这个国家设想了?
   李银河:在2010年即将来临之际,得到刘晓波被判的消息,感觉回到了1910年。
   贺卫方:难道说判三年就适当么?对于根本无罪者,一天都太重,一天之罚都是冤狱。再说,你真以为他会在牢里服满十一年?”
   汪晖先生来信:我不赞成刘晓波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
   刘小枫说,他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要在网上“看看再说”。
   作家莫言: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张颐武表示,他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
   
   崔卫平的“行为艺术”得到人们的称赞。但也有反思和质疑的声音。比如:“刘晓波先生会不会搞人人表态的逼问?有没有朋友无法表态却是支持刘晓波先生的?”
   
   不能说没道理。但这些对话都是征得了被问者本人同意之后才公开的。崔卫平在博文《只是问问而已》中也解释说,“只是想知道他们的看法而已,想知道人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怎么想的,而一般人们也没有渠道公开这些想法。”“将人们从自己原本的轨道中拉出来,离开日常生活的光线,来面对这么一个晦涩的问题,在我本人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心里很有些过不去。我平时决不做这种事情。但有的时候,生活的链条断裂了,比如晓波被判重刑,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得不背负起这个断裂,也背负起自己的‘原罪’”。
   有了崔卫平的一通电话,你可以像莫言那样“不想谈”,也可以像张颐武那样“一点反应也没有”,但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否则,就像德国人装作不知道大屠杀、柬埔寨人装作不知道波尔布特一样。有些宪章签署人主动投案、有人在分发黄丝带、有人在呐喊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说几句心里话其实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在此案说几句话就会招致牢狱之灾或巨大的麻烦,那是另一回事。可惜我们可爱的莫言、张颐武们卖的价钱太低了。
   
   但我支持崔卫平的理由却不是这些。她问的不是普通人,而是知名文人、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普通公民完全可以反问:“你是谁呀?凭什么问我这个?我没义务回答你。”即使知道了刘晓波案件的真相,他仍然可以说,“这和我没关系。我没态度。你没有权利知道我的态度。”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不能这么回答。就好像艾未未等人要求四川政府公开遇难者信息,政府不能说“无可奉告”。依法公开信息是政府对纳税人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在刘晓波案或六四或奥斯威辛等人权灾难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如果就任何事件逼普通人表态,如果就鸡毛蒜皮的事情、普通的人权迫害事件逼任何人表态,这恐怕都是“道德绑架”。但崔卫平并非就什么随便的事件强迫“人人表态”,她只是在足以导致“生活的链条断裂”的事件上,了解一下那些应该表态的人有什么态度。
   
   中国社会今天还是如此糟糕,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部分责任是知识分子的;他们(我们)帮忙帮闲、麻木不仁、装疯卖傻,在罪恶和暴政面前卖乖求安、卖身求荣。凡是大一点的历史灾难和政治罪恶后面,都站着两群文人:一群是吓破胆的、装聋作哑的犬儒,一群是戈培尔和姜瑜式的谎言机器和肉喇叭。
   或许对普通人不能要求太高,他们养家糊口,他们“不明真相”,他们胆小怕事。但对知识分子就不能客气。你们平时在报纸电视上滔滔不绝,你们拥有讲台和话筒,你们是“意见领袖”,你们有众多“粉丝”,你们可以“含泪劝告”,你们卖书卖文、以“意见”为业——遇到真正的大是大非问题就当缩头乌龟,噤若寒蝉,说得过去吗?法轮功受迫害,你们不说话,家庭教会被打压,你们不说话,记者作家因言获罪,你们不说话;拆迁打死人,你们还不说话。你们的研究禁区、言论禁区和思想禁区从六四、法轮功扩大到反右、文革,又扩大到08宪章、上访、拆迁、酷刑、计划生育……;
    一提到异议人士、受迫害群体、“敏感”历史事件、人权或制度变革,很多人都不假思索并且振振有词:我对政治没兴趣。——真的没兴趣吗?对官方组织的游行、集会、抄写、揭批活动,他们积极参与;对官方给与的奖状奖金、项目课题、头衔职位,他们趋之若鹜;对官方要求的组织生活、订报读报、出场退场、发言表态、捐款投票,他们从不拒绝。更重要的是,对身边发生的腐败、冤屈、暴行,他们完全保持官方要求的沉默。在中国这种复杂诡异的政治语境之下,沉默和冷漠,难道不是官方希望看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态度吗?
   不问政治、躲避崇高、告别革命、渐进改良、党内民主、和谐社会、中国特色、价值中立、统一大业、稳定压倒一切、主流是好的……你们拿自欺的东西来欺人的花样太多了!你们躲在不痛不痒的文字后面意淫得太久了!你们在莫名其妙的生存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里面陶醉得太久了!
   一个网友不无善意地论断说,每人心里都有一个刘晓波,只不过因为我们胆小怕事而被隐没了。我回复说,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一个胡锦涛,你不努力与之奋战,他就会得胜。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警惕潜藏于每个人内心中的那种贪欲、虚荣、冷漠和野蛮。我自己身上何尝没有这一切弱点呢?
   因此,不只是问问而已。首先得问问自己:我们准备如何面对内心的恐惧、冷漠和庸俗?如何面对谎言、暴行和苦难?或者,我们如何面对心灵深处那时隐时现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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