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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历史是如何书写的?回答这种问题,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观。
   
   有一种历史观,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简单说来,它认为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一个阶级掌握统治权,利用国家这种工具,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而另一个阶级推翻压迫、剥削阶级从而掌握统治权的历史。已往的阶级斗争是残酷而惨烈的,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只有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工农、脑力体力等等差别,人类社会才能根除阶级斗争而摆脱灾难,建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消灭阶级的历史重任,因为在所有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大公无私的阶级,是唯一的能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阶级,是唯一的让人民当家作主的阶级。

   
   还有一种历史观,叫做精英主义理论,如果要简单说来,则可以引用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帕累托的一句话:“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继往开来的历史”(注),这里的“贵族”也就是帕累托所说的“精英”,亦即社会成员中少数处于强势、优势地位的成功者,区别于其余大多数人组成的大众阶层。该理论认为历史是精英书写的,历史是精英生生息息、循环轮换的历史,是精英形成、奋斗、掌权、用权、衰落、被新的精英取而代之的历史。精英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对大众抱有轻视的态度,少数精英论者甚至抱有蔑视的、仇视的态度。
   
   以上两种历史观也有着共同之处,二者都从社会分化产生阶级或阶层这一现象出发,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而形成其理论。二者的分歧也十分明显,精英论者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观点,至少可以举出三点:一是,阶级无法消亡,差别和冲突无法消除。二是,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精英,历史的演变是新崛起的精英取代掌权精英,不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是一批精英与另一批精英争夺统治权,不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争夺统治权,“人民当家作主”是“海市蜃楼”。三是,所有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都自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但从来都是假象。
   
   如今,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里出现的事实,已经成为精英论者以上三个观点的论据,这些事实主要有:一是,在那些社会里,阶级或阶层仍然存在,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差别和冲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扩大和激化的趋势;二是,在那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里,都有少数精英或“成功者”占着统治地位,工人、农民阶级(阶层)处于弱势的低层,他们连自由选择政府领导人的权利都难以实现,更谈不上“当家作主”;三是,这些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一方面,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以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像所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一样,设法取得经济上的发展,更是设法使国家强盛;另一方面,为了保护由权力而得到的利益,为了侵占更多的利益,滥用职权侵害百姓利益、压制百姓应有权利,“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假面具愈来愈暴露无遗。当人们看清以上事实以后,马克思主义就逐渐失去人心。
   
   那么,精英主义是否因此而逐渐深入人心了呢?不见得,不过,至少在目前的中国,由于某些原因,精英主义似乎颇有市场。这里可以指出这些原因中的三个:一是,权钱结合形成了暴发户,暴发户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处处急于显露“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决不能容忍他人的冒犯,其人生哲学就是“谁强谁得势,谁弱谁活该”,虽然暴发户不一定懂得精英主义理论,但很容易接受其观点。二是,持续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以及等级制基础上的帝王专制政体,至今尚具有影响力,那种上尊下卑、上智下愚的等级观念,跟精英主义一拍即合。三是,马克思主义与精英主义在本质上有着共通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少数领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书写拯救人类的、最辉煌的历史,这个“少数”当然就是“崛起的精英”,这个“少数”将成为唯一的、最后的掌权精英,不可取代,不可轮换,精英主义尚且承认精英有被取代、被轮换的命运,可见,马克思主义比精英主义更为“精英主义”!所以,当马克思主义逐渐失去人心的时候,儒家思想和精英主义,就成为中国的精英们寻找支撑的对象。
   
   可惜,尽管精英主义的某些观点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它轻视或无视大众在社会演变中的作用,所以它无法解释“精英循环”是如何发生的。“精英循环”的确是一个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人们还会进一步问:崛起的精英是如何对抗掌权精英的?这种取代、轮换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崛起的精英从哪里得到如此强大的力量,居然能推翻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统治精英?只有深入到表面现象的下面去摸清事物变化的实际过程,才能建立起让人信服的理论,可是精英主义理论无法给人们以满意的解释,显现出理论上的缺陷,由此也招来众多批评。那么,让我们试着去揭示“精英循环”的实际过程。
   
   事物的变化总是涉及到各种因素,社会演变是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宗教等各种社会活动的综合结果。但是,人们恐怕难以全面描述这一“综合”的过程,所以往往抓住一条主线,也就是政治变革这条主线来记载历史,就中国的历史而言,这条主线以改朝换代为显著标志,或者用精英主义的语言来说,以崛起的精英取代掌权精英为显著标志,那么,让我们试着去揭示改朝换代的实际过程。
   
   阅读文字记载的历史,人们大致可以想象出在改朝换代期间所出现的一幅幅图景:各路英雄起兵造反,带领民众向官府、朝廷开仗;官府、朝廷向民众招募人马,扩充军队,围剿叛匪;战火四起,血流成河,面对面厮杀的主要是的农民;打了若干年以后,剩下一路英雄带领一支庞大的队伍对阵官府、朝廷,这支队伍的领袖在胜利以后,推翻旧朝廷而夺得统治权,从而完成一轮改朝换代的大业。
   
   这一幅幅图景呈现的都是战争,这些战争的场面和过程,可以概括成一个简单的模式:两阵对垒,胜者为王。
   
   那么,这对垒的两个阵营是怎么形成的?官府、朝廷为首的一方,那是业已存在的既成事实,而崛起的精英为首的阵营,则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过程,需要考察的正是这个阵营形成和壮大的过程。
   
   这一阵营的组成,粗略地看来有两部分人,一是崛起的精英,二是部分民众。这两部分人最初是怎么结合起来组成一支队伍的?一方面,从崛起的精英来看,他们显然已经不同于占山为王的那些土匪强盗头子,他们有着敢于对抗官府、朝廷并与之争夺统治权的胆略和雄心,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当或因天灾、或因人祸而使种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导致社会动荡之时,他们就会结伙起事举旗造反。但对抗官府、朝廷必须要有一支武装的队伍,要人马、粮草、钱财、装备,没有这一切,他们的胆略和雄心将会像泡影般消散。第二方面,从部分民众来看,由于他们身处社会低层,长期积蓄着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天灾人祸和社会动荡更使他们温饱难以维持,生计没有着落,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在起事领袖的煽动下,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投奔造反队伍,其中有的本来就是不思安分的流氓,有的为了找个安身之处图个温饱,有少数人则自感“怀才不遇”而谋求“英雄用武之地”,所有这些人就为崛起的精英提供了人马,通过打家劫舍,掠得所需的粮草和财物,起兵造反的队伍就形成了。
   
   造反的队伍形成以后,就要不断地攻占城池,从官府、朝廷手中抢夺土地和民众,或者收编其它各路人马,求得发展,壮大到足以与朝廷对阵,最后形成两阵对垒的局面。哪方获胜,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的较量:一是,哪一方拥有更多的人马、粮草、钱财、装备等等;二是,哪一方博取更多的“民心”;三是,哪一方领袖的智慧、胆略和才能更胜一筹。从第一方面来看:战争的资源无非是人、财、物,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人就是战斗力,人就是生产力,人就是创造力,有了人就有了财和物,所以人就是力量的源泉。对阵的双方争夺城池的目的,就是要争夺土地和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占领的土地越多,统治的人民越多,就将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资源。从第二方面来看:力量的源泉是人,但要让统治的人民去当炮灰卖命并贡献财物,那就得设法收服人心,为此,不管是造反的领袖还是帝王将相,一般都采用两种手段,即暴力与欺骗,亦即威逼和利诱,或所谓“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这“软”的手段,主要指设计出某些理论或口号,如造反的一方会提出:替天行道,铲除贪官污吏,天下共享太平,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等等;而朝廷一方则提出:土匪盗贼该杀,颠覆国家当诛,官民一致御敌,忠君保家卫国,稳定社会秩序,共筑天下太平,等等。至于第三方面的较量,主要看领袖们如何善于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制定和调整战略战术。当这几方面的较量都能够强过对方时,就能愈来愈壮大,最后得胜称王。
   
   以上,对改朝换代时期两阵对垒、胜者为王的实际过程,作了非常简单的描述,如果这描述基本可信的话,那么,从中可以得出如下推断:首先,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不是一个阶级(阶层)和另一个阶级(阶层)对阵开战,面对面厮杀的恰恰是同一阶级(阶层)的成员,主要是农民。就如李自成的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湘军开战,在前线搏杀的主要是农民。农民与农民相互残杀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阶级斗争,即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与压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可见,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社会变革的历史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其次,如果没有大众的参与和支持,崛起的精英为首的阵营无法形成,两阵对垒的局势也不可能发生,改朝换代或精英轮换也终究无法实现。可见,精英论者无视或和轻视大众的作用,把社会变革的历史解释为仅仅是精英之间的互相争夺和互相轮换,也是与事实相违背的。
   
   那么,社会的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历史究竟是如何书写的?从上述对改朝换代过程的简单描述中,可以引出某些理论上的假设,特别重要的有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社会发生变革的动力,或者历史的动力,当然来自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但是,主要的来自于两方面的矛盾冲突,一是,崛起的精英向掌权精英争夺统治权的冲突日益激化,这里的“崛起的精英”是指敢于对抗官府、朝廷,胸怀争夺天下的胆略和雄心的精英。二是,低层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抗争愈趋激烈。不过,只有当这两方面的动力联结起来,社会的变革就可能发生,因为,如果只有大众的不满和抗争,没有崛起的精英来发动和组织而形成一支力量,这方面动力只能波及较小的地区,也不会持久;如果崛起的精英不去发动和组织民众,他们就不可能获取足以与官府朝廷争夺统治权的巨大力量,这方面动力就不可能产生作用。如果借用精英论者把社会成员分为两个阶层的方法,那么可以这样说,社会矛盾可能发生在精英与精英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部分大众与部分大众之间,当这些矛盾日趋激化并互相交叉地发生作用时,以上所说的两种动力就将联结起来,迫使相互争夺统治权的双方精英,都向大众寻求支持,大众阶层也因此一分为二,最后形成两阵对垒、胜者为王的局面。所以,社会发生变革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社会矛盾的激化,还来自于社会矛盾的交叉,或许这可以称之为社会矛盾激化与交叉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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