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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性质辨析(五)

中国社会性质辨析(五)
   
   (五)建国后的首次重大冲突:对梁漱铭的批判
   建国以后,中共在把外部反对派打败以后,对内部批评者(曾经的合作者、同盟军)的压制就上升为主要斗争。权力者同曾经的合作者、同盟军的首次重大冲突是以毛泽东所代表的权力对梁漱铭的批判。
   在此之前的1951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对此前好评如潮的电影《武训传》做了否定评价,发起了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文艺思想论争。论争的结果是再一次地确立了领袖对文艺具有最终的好恶标准。不过那一次,作者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是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梁是毛泽东和中共的老朋友,他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毛泽东也说“我同他比较熟”。
   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梁漱溟在小组发言后,周恩来邀请梁到大会发言,梁作了精心准备,发言大意是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
    针对梁漱溟的观点,周恩来批评说: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不能接受,应该断然地拒绝。
    在周恩来讲话时,毛泽东亦不时插入一些分量很重的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在9月18日的大会上,再一次朗声质问毛泽东:“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结果梁漱溟被会场上一阵阵狂暴的呐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淹没了。
    而毛泽东在此期间,对梁漱溟进行了多次批判,这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毛严厉地批判到:“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 毛的潜台词其实是,我们的决策很正确,没有分裂工农利益,你却说一个“九天”,一个“九地”,岂不是说我们的政策把农民搞苦了吗?这样一来,“总路线”不是有问题了吗?“工农联盟为基础”不是动摇了吗?梁不是挑拨工农矛盾,由此导致广大的农民们对共产党不满吗?
    所谓“总路线”,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指1952年底,中共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明中国由建国时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它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为公有,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
   上升到不“赞成总路线”,这就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了,所以,毛说是“反动化的建议”,梁“是野心家,是伪君子”,“是不可信任的” ,“是资产阶级路线”,总之一句话,“反动透顶”。虽然梁一再申明自己并非不赞成总路线,而只是对现实中的问题提出批评。但是无济于事,领袖说你“不赞成”,你就是“不赞成”。党的路线、政策没问题;即便有问题,谁要批评,也是“骗人”、“伪装”、“挑拨”,实际你就是“不赞成”。
   顺带的,把梁漱溟主张过的“乡村建设”也否定了,而且“高度”很高,毛说,“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了,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既然是思想批判,就会追根溯源,梁的历史也成为“反动”,毛把梁的“老底”翻了出来,“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 ,“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如果真是这样,不知为什么当初要把梁邀请回来共商国是。权力的出尔反尔已现苗头。
   更近一步,在毛泽东看来,梁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个人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如果不批倒批臭,那还得了,“总路线”怎么在全国推行呢?“合作化”怎么开展呢?“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最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把曾经的同盟军,现在的批评者上升为敌我矛盾。如此,打是应该,拉是大度;要么消灭你,要么你投降,权力者完全掌握了主动。
   但是考虑到刚从过去的同盟者走来,毛还要维持一点合作的面子,于是,又做出很宽宏的样子对梁给了出路,“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工资照发。一面是严厉的批判,一面是一碗温饱之羹。可见权力对待知识分子的两种基本手段:大棒加胡萝卜,给份皇粮乖乖听话,否则可以一棒打倒。斯时斯地,还有几人能铮铮谔谔。
   虽以后,在舆论一片批评声中,梁在许多至亲好友和家人的规劝下,伏案检讨了自己,“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是个“伪君子”。表现出这个曾经“有骨气的人”的脊梁骨是如何被打弯下去的,这无疑给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以暗示。
   从此,梁漱溟就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又回到国人的视野,似乎仍然“匹夫不可夺志”,但对当年的“批判”,没有看到认错平反,也没有见赔礼道歉,否焉定焉,不知所终。只是从仍然担任政协委员及后来的常委看,应该不是“杀人犯”。这是后话了。
   在这种强权开始至上的形势下,谁还敢当“典型”去批评“总路线”等等呢?特别是党外人士,搞不好就被翻出历史旧账,新帐老账一块算,被挖思想根源,于是只能学着唯唯诺诺,看党的眼色行事了。以后的“大跃进”、“反右”等之所以,不是可以从这里窥见美丽蝴蝶最初的一次反常扇动吗?其“引蛇出洞”般的手法,也似乎是反右运动的一次小小预演。
   梁漱溟事件是建国以后,中共把思想斗争矛头指向曾经的合作者、同盟军的首次重大冲突。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受中共领导人的邀请在大会发言,光明磊落,其意见并无大错,当时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拉大是不争的事实,所说的其他问题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他以“乡村建设”的熟悉,提醒掌权者注意,一片爱国之心发自肺腑。听者本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梁漱溟算是个老民主派,对中国社会颇有见地;也如黄炎培般饱含忧虑:“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他看见了政权初起时暴露的问题,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希望改进。他的见解,应该说,也反映出了一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仗着同毛的渊远关系和耿介性格,对中共权力的翻云覆雨还毫无警觉之心,他大胆地跳了出来成为“典型”,在大庭广众面前,对领袖、对权力提出了公开批评,还期待着毛泽东显示一下“雅量”。然而,此时的权力已经远不是建国前需要广泛团结一切力量而可以宽厚地求同存异从谏如流的权力了,“雅量”正在消失;即便是老朋友,即便是同盟军,一旦同权力对抗,敢于对权力提出监督,评头评足权力者制定的决策,批评指责它们的问题,向权力进行挑战,权力将予以坚决的反击,“大好”形势不容抹黑,领袖决策不容质疑。
   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事件,可以看出,以毛所代表的中共权力,当大权在握,已经开始在向着不受批评、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方向发展着。面对批评,不是去解决权力和掌权者暴露出的问题,以防止权力的异化、腐化、失控和变质,而是打压批评者,堵民之口,走向“反民主”的道路。由此,似乎还是没有根本找到摆脱“历史周期率”的路线,仍然可能堕入“其亡也忽焉”的渊薮,令人唏嘘不止。追根溯源,似乎同毛泽东受封建皇权浸淫深厚,自诩“我也是秦始皇”( 转引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155页),“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缺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权力的民主意识熏陶有关,也使得毛泽东最终没有成为华盛顿而青史无瑕,千秋万岁。只能空留“后人哀之”矣。
   自梁事件以后,对于知识分子,一旦言论和思想被批,作者的前途甚至人身从此一片黑暗,其后的胡风事件、“反右运动”给知识分子们留下了大规模的惨痛记忆。再以后,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幻莫测的强大政治批判和人身禁锢,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学大家们只能选择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了,要么封笔。就像曾经呼喊过凤凰涅磐的郭沫若一样,其“文学”也只能四处高喊“爷爷”了;也再没有出现过堪予民国时代媲美的文艺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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