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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蚕》再评

   《咏蚕》再评
   
   一早收到信和新诗,欣然欢喜,故去电话,告知文章已经收到,通话中简单交流了一下《咏蚕》的创作,以及在炼句时产生的歧义对于本意表达的影响。于是,这里就出现了这两首《咏蚕》。与其说在二者之间择一优者,属于审美角度的取向,那么在这背后,却将思路引向一个更为旷远的空间,我愿意和你探讨一下思路与言路之间那天作般的融洽和不可思议的背谬,因为你的写作已经接触到这个长久以来困扰写作者的问题。
   我想你在之前的写作之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曾经告诉我在你写《玩勾钢》一诗中体验到的那种意外的语义双关,无疑证明一种文体角度的思辩已经在你的写作中初露端倪。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操作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古文、现代文、古诗、散文诗等等),首先就是对文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个汉字的认知和把握,然后是词,再然后是造句,最后才是成篇。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一如小学生的功课,其实正是以这种谦卑的姿态,文字才向写作者打开时空中的秘密,让获得这种力量的我们在写作中可以驾驭这古老的精神。通过我们每一次的思考和写作,都是对汉字进行一次重新认知,就像看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并在这些面孔上苦苦寻找未曾发现过的表情,而时间的积累也就让我们拥有丰富细密的言路,可以将内心中的情思和盘托出倾露无遗,往往此时我们感到一种快慰和满足,不得不说这,正是写作带给我们诸多乐趣的其中之一。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思路和言路像是玩着捉迷藏,你越是想要用文字再现或捕捉那一闪即逝的灵感,思想却是轻盈地逃走无迹可寻;抑或是相反,思路已经登峰造极,细致入微,可是文字却乖离涣散,驽马难驾,让我们大脑中的思考无法折射在文字上,作为未来可以折返或前进的地标。我个人认为,这种结果不是写作者的过错,倒不如说,汉字本身的多义性,使得思路与言路无法百分百的对位,而出现难以敉平的冗余。
   《老子》开篇名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愿意在文艺理论上解读这句话,那就是文字在作为表达工具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思路的偏差。于是,写作,就成为了这种偏差的校准。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古今中外,那些名家的每一篇文字,就是对这种“非常道”的回答和反抗。因此,所谓“写作技巧”就不只是一种华丽的演出,其本身肩负着打通思与言之间鸿沟的重任。在“五四运动”之后(这里的“五四”是从“提倡白话文”角度说的),汉字受到五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涤荡,一些字句融入了现代汉语的主流,另一部分则被永远放逐到历史的旷野。现代汉语以西方语法作为逻辑框架,并由一些文学天才的试验和尝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写作时代。汉语写作在49年之前曾经到达一个创作顶峰,而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体制全面收编了民众所能听得到、看得见、写得出的文字,也使得一批体制作家成为了唯一拥有“话语权”的人物。吊诡的是,自由和写作之间总是保持一种恒定的联系,一旦肉体稍稍获得舒展的空间,那么精神就会以一日千里的速度突飞,尤其在思想被桎梏如此之久的前提下,这种积累的压力和能量,瞬间摧毁了体制多年来悉心打造的文字堤坝,使得人文的河床得到冲刷和拓展,让精神的河流再次奔腾起来,成为厕身于这个时代的人们寄托情感和希望的终极飞地。像我们熟悉的蒋蓝,他的文字使我们用一种陌生的方式重新亲近汉字和写作,而在“泛体制外写作”谱系开列的作家和作品中,许多名篇绝对拥有当今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可惜,限于我们的语境,这些令人拍案叫绝的篇章,却无法获得与之匹配的光荣和地位,这,才是文学界乃至思想界真正的悲哀!而这惨痛的后果,却要由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承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私下里揣测那些我们敬仰的作家,在写下这些打动我们灵魂的文字时内心的悲凉和无望,也许只有在这个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向度上,这种写作才真正可以称得上——灵魂的冒险。

   回到我们的写作上,这些年来,我们所涉及的写作困境,从未遇到过思路和言路的矛盾,一方面,作为“草根写作”概念的发起者和实践者,我们有太多要思考的事情:思想的角度、文化的扒梳、言说的立场、现实的态度……我们有所收获,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沉默的付出,甚至功亏一篑铩羽而归。这段写作经历,让我们无暇顾及文体的问题。可是,一旦我们从现代语法出走,选择了“诗”的形式,继续我们的言说,之前回避的问题就找到了我们。这种感觉类似于一个为了逃避自己的命运,远渡重洋逍遥异邦,时间久了,自己竟然忘却返身故里,而命运已经恭候多时了。
   我们可以称自己为“写作爱好者”、“业余鉴赏者”,但是在字面之下,意味着我们在阅读和写作上倾注的心力。而当我们亲身投入自己的写作中时,我们感到,写作和阅读过程中存在着“二重歧义”,第一重是作为作者本身在思路与文路间的歧义,即使我们可以使尽浑身解数,将这种歧义变得尽可能小,但是却无法完全消除歧义的存在;第二重是作为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的歧义,这第二重歧义的影响远远超过第一重,可以说每一个读者对于同一个文本的解读都是不同的,这第二重歧义,是一个庞大的理论范畴,不在我讨论的内中,我想和你聊聊第一重歧义。
   “诗”,是汉语写作形式中没有争议的颠峰,在尽量少的文字中体现最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几乎是要将整个宇宙浓缩在四行八句之中(甚至更少)。这时,一首诗中的每一个字,都可谓一字千钧。承载于字上的意义反复累积,早已洞穿纸面和大地融为一体,同时赋予一首诗辽远的纵深,让诗情尽情驰骋翱翔。如果接受汉字歧义的馈赠,使一首诗拥有许多反光的切面,那么,也不应拒绝这种歧义对我们裁诗立意的考验甚至反诘。如何才能让歧义两全?拥抱文字迸发出的异彩,并婉拒那些致命的瑕疵?就是现在你所面临的二难选择。
   不知道那些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以为,这个选择重要的不是言路,而是在于你的思路。当操作一个具体题材的时候,面对一句或一个词或一个字,如果是一优一劣的选择,那么这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选择;当两者皆佳,只是各自的向度不同,这时,才是我们了解自己的绝佳机会。实际上,你不是在选择一种表达,而是在成为你自己,你选择的结果,就标定了文字可能到达的高度以及全部灵魂的重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文章在滔滔叙事之后的精神升华竟然如此空虚,而有的文章却于平淡从容中凸现出思想的密植和张力。而这,不得不说,实乃天赋的不同。
   再说到《咏蚕》,现在,我手中已经有三首《咏蚕》(上午更新到第三稿),以作者的文本为依据,在第一稿和第三稿之间的对比,关键只系于其中的一句:“得翼凌云去”还是“柔弱终无语”。
   这不是个轻易的选择,夫子自道:“得翼凌云”与事实不符,流入“春蚕到死丝方尽”同谬,故此改。
   这是作者本人给出的理由,自然具有第一说服力,但是,作品一旦落纸,那么作者也无法左右读者的理解。就像前评所说,一首诗并非辞海的词条,所谓的“常识”并不是,也不能成为判断一首诗优劣的标准(比如李商隐这首《无题》),那么“得翼凌云志”给出的意境就不能拿此虫究竟能飞多高的测量标准厘定,文字如茧,才情早已化鹏扶摇直上。那么,我愿意在意境角度展示一点儿想法,与你商榷。
   咏物如咏人,尤其是在一首诗的“诗眼”中,那么勾勒出的情感向度对全诗就至关重要,因此“得翼凌云志”的气魄洒脱超然,的确是作者精神层面的真实写照。而现在的“柔弱终无语”,则剥开蚕茧的另一个层面,有趣的是,“凌云志”和“终无语”可谓天渊之别,两句的取舍本身,就是一个落差极高的哲学问题。是破茧而出的高飞?还是终归寂寞的无语?哪一个更能表现一首诗,或一种生活的情怀?愚以为,关键在于“谁解弃霓裳”这一句。我看到,在两稿中,你都保留了这一句,将这两个选择与最后不变的一句放置在一起,就让我们的选择变得轻松了一些。
   “得翼凌云志,谁解弃霓裳。”两句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内在张力,最后一句我以为应该是一个反问句,以超然飞腾的感受回首看自己置身的环境,产生了“谁解弃霓裳”的唏嘘,堪称佳句!
   “柔弱终无语,谁解弃霓裳。”这两句之间,没有前者的那种张力,倒是“柔弱终无语”在语义上深化了上句“求全宁自缚,翻因有丝亡”的无奈,让全诗的基调,不像前者那样轻松,更像是在置身一个黑暗的环境下,迎来的不是黎明而是更加深重的黑暗。如果说前者上演的是一出人间喜剧,作为个人自我求证终登彼岸的心路历程;那么后者,则真正是一场悲剧,而在这个意义上,这首诗才真正背负起全人类的命运,以大宏愿的“无语”,普渡众生同登彼岸,誓渡尽最后一颗尚在痛苦挣扎的灵魂,否则决不成佛,来回应世俗的“谁解”疑问。诚斯大哉!诚斯至矣!
   两句取舍,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选择。当然,作为作者,只有你有权利决定这首诗最终的去向。作为读者,我期待着!
   借你的佳作(无论你如何选取,两首都堪称上乘之作),抒发了一些私人感想和情怀。你对我前评的评价过高,让我有些惭愧,诗评写得八面玲珑,依然是一首佳作的一个注脚,应该说借你的佳酿,浇胸中块垒,作为读者的我已经心愿完满,不敢喧宾夺主!因此,追记一篇,希望可以配得上你的鼓励和称誉。
   
   
   2010-4-17 下午 阴
(2012/10/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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