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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待于日月——《风雨赋》读后感

必有待于日月——《风雨赋》读后感
   
   昨天一场大雨从黎明下到深夜,大约在梦境更深的时刻停止,今早醒来云销雨霁,晴空白云,一扫昨日的阴沉湿漉,让人觉得在秋日高远的天空中打开生命的绚丽和自由,这个早上随好天气一起到来的就是这篇《风雨赋》。
   这是一篇不世出的文字,其文本意义已经无法放置于当今的汉语写作视野中对其进行妥帖到位的评价和认知,而只有将这篇文字纳入从未中断的文化传承谱系,才可以略见其深远的价值影响,而对于这篇文字所体现的叙事用力以及文体本身绝高的语言技巧,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耐心,才能逐渐体会到其中凝缩的创作活力和一个真正诗人的天赋才情。
   将这篇文字和《再见童年》的创作参照观察,就会发现《风雨赋》是“后童年写作”阶段中的一道里程碑,虽然从文体角度而言,诗与赋存在写作思维和意识的不同,但是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在写作每一阶段的升华之中,其文字无不保持一种内在精神上的一致和进化。这篇文字是在前一阶段写作的基础上的突破,这种突破在文体和写作技巧上的刷新将在未来的论说中展示,这里要说的是,这篇文字不仅是诗人对文字的把握已经达到一个崭新高度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诗人写作标准的升级。如果简单回顾一下在《再见童年》写作阶段诗人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打造精品”;那么随着《风雨赋》的完成,一年多来作为诗人创作核心的“精品写作”已经无法囊括当下这样一个写作状态,即诗人每一出手,就已经获得了一种“落差”的语言高度,这已经成为诗人笔下文字的一个记号,在这个意义上,“精品写作”这一标尺就显得尾大不掉,不能在微观领域对文字有更好的指导意义,“精品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写作态度,而不是在实际操作中精致到修辞和韵脚的创作理论。就像我们已经达成的共识:理论永远跟在实践的后面。这篇文字必然更新前一阶段的写作认知和创作理念,将文字引向一个更为辽阔的视阈,在读这篇文字的时候,流淌在文字之下的情愫和用力已经流露出这一呼之欲出的变化。

   全文分为序和赋两部分,在序中对此赋的缘起有一番交待,以笔者小文《雨的记忆》为引子,诗人也对自己关于雨的记忆做了历史的回顾和挖掘,回忆中足见诗人迥异常人的心灵和感受,对于天气的记忆投影在文字上,就是这篇《风雨赋》的缘起。
   风雨主题绝对是历史中各种文体都有深入涉及的内容,这也符合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过程,许多古代文明对于天象知识都有不逊于当今科学水平的记载,在人文知识尚未起步的蛮荒时代,人类的祖先是以追逐日月星辰的轨迹构成其生活的核心价值,天象崇拜也是和原始社会一起诞生、发展的早期宗教雏形。而像风雨雷电这样的天气现象,人们对其关注程度往往超过日月星,这也和当时人们的生产实践有关。仅以中国为例,在周朝建立之后,这个重农的政权将所辖领土的农业水平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而当年的雨水多寡就成为影响收成的关键。这种依靠天时来赌注农耕丰欠的生产模式,将在未来两千多年中继续保持,而附着在风雨上的诗兴和才情早已从深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中孕育生机、开花结果,成为传统文化的源头和脉络,也让风雨主题在汉语当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对于所有操作这一主题的诗人而言,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既是写作的优势,同样也是短板。丰富的写作样板提供了辐射万端的叙事向度,而要想在这些天才到达的文字高度更上层楼,其困难可想而知。也就是说,一旦选择了这一主题,那么诗人的竞争对手就不仅仅是当下优秀的写作者,而是历史上以此题材成功问鼎的天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且充满挑战性的写作前提,诗人没有重蹈前人的窠臼,而是另辟蹊径,从新的视角和立场在头脑中酝酿着一场文字风雨。
   全赋大致可分为四个叙事群落:第一、文化中的风雨;第二、记忆中的风雨;第三、现实中的风雨;第四、升华。
   从这个框架来看,就可以一窥诗人对这个题材的构思,有着超越前贤的高拔之处。具体到这四个叙事群落中,实际上每一个群落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叙事任务,而将这四个群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还要保持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以四个不同的叙事向度合力编织成全文的表达主线,这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思想到技巧,从天赋到理性的全方位实践。令人惊喜的是,诗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全文一、二、三自然段构成“文化中的风雨”这一叙事群落,第一自然段总起全章。而二、三自然段之间,彼此之间又有着和而不同的叙事中心。第二自然段对风雨进行了政治话语的扒梳,对于一个秉承“天人交感”经年日久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个自然段的位置和内容是重要的,将风雨在政治文化语境中给予定位,是风雨这种自然现象进入人文视角过程的起始。在这一段落中,诗人集中用典(由于学识的缘故,大多数典故我都不知出处,希望作者有闲暇之余,对文章进行注解,方便读者欣赏、提高),对于这一段的叙事要求用典理所当然。诗人以四季配合政治礼仪的展开,为下文的风雨叙事铺垫一个囊括四时的气象背景,而在密集的排比背后,也显示了诗人对文化资源的熟稔和挪移。第二自然段的结尾,总括全段,引领下文。
   第三自然段是风雨在文化领域的集中展示,对于一篇叙述风雨的文字,这个段落不仅必须,而且要成为全文的亮点,它不仅考验诗人对文化资源的整体把握,而且其中的微观用力才体现一个作者的精神风貌和文字风格。此段中也有用典,而且用的不露痕迹,更见高明。试举一例:“春风桃李,饮量岂止于醉;秋风赤壁,雅兴乃游乎仙。”前一句用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的典故;后一句用苏轼《赤壁赋》的典故。典故的使用不仅显现出诗人对典故的理解和运用,更重要的是,典故的使用必须为叙事中心服务,典故要运用恰当、到位,让叙事借用典得到更好的阐释和弘扬。而吹打在文化传统中的风雨,其指向从来是借景抒情,这也是汉语最为常见的叙事技巧,无论是天文还是地理这样的自然场景,无不是为抒发作者本人此时此地的心理感受,这也让话语文化中的风雨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而这种借助风雨的情感叙事在下一个自然段,也即第二叙事群落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全文的第四自然段构成第二叙事群落,也是全文中最为独特的叙事群落,对于第一群落的文化扒梳;第三群落的现实解读,以及第四群落的总结升华。第二群落中蕴涵的原创元素最浓,其写作意象上更像是赋体的“再见童年”。如果说另外三个叙事群落都可以在前贤的文字中寻找到惊鸿之影,那么这一群落中对于“记忆中的风雨”的描写,则完全来自于诗人的记忆,这是任何二手经验和知识资源所不能给予和补偿的素材,也是这篇文字所不同于传世诗文的精华所在,没有人对于同样的风雨拥有同样的记忆和情怀,而对于诗人而言,正是这种在悠长广阔的时空中不会重复的感受,为每个诗人的文字留下专属于己的印记。
   第三段的开头承接上一自然段的情感抒怀,以春秋晴阴勾勒出人生悲喜之间的炎凉百态,接着笔锋一转敲开记忆的大门,将诗人童年时对风雨的记忆和盘托出,实际上所谓“记忆中的风雨”不如说“童年记忆中的风雨”更为贴切。这时,诗人的叙事视角重新回到记忆中的家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中,在每次风雨经过后的景物里,在一年四季、花鸟鱼虫的更替当中,诗人娓娓道来,情景交融。由于之前有《闲趣》和《再见童年》的参照,可以看到在这个段落中一些关键词有着跨文体的挪移和发挥,比如:纸船、风筝、枣树、蜻蜓、蜗牛、燕雀等,似乎可以在其他的篇什中见到它们依稀的身影,这些记忆存档的节点像是一连串记忆的暗号,它帮助诗人不断折返回童年的时光。就像在《再见童年》付梓后,一次我与作者聊天时,作者曾对我说:在作者创作这部诗集的时候,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创作体验,似乎可以在一瞬间身临其境的回到记忆中某个具体的时空中,虽然时间短暂(大约四五秒钟),但是对于准确还原诗集中的画面和接续起隐藏在时间中的情感已经绰绰有余。当诗人将这种体验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而诗人也的确这样做了——的时候,那么这种体验就被所有的读者分享,当然,要想真正领会这种不可言喻的感受,一方面是对原作地不断进入;另一方面也需要读者在精神上努力趋近作者的写作状态,达成的条件的确苛刻,但是并非绝无可能。诗人在和读者分享自己的记忆和情感的时候,读者也就在这样的回忆和感受中寻找到返回自己精神家园的路径,这才是文字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字所具有的无可匹敌的精神感召,让读者意识到在现实和肉体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同的自己,一个来自于灵魂的存在,只是在万丈红尘中渐渐迷失的一个自我,想要将灵魂寻找回来,就需要依靠来自精神的指引,而这个指引就是通过诗歌、文学、艺术、音乐等等领域的成就来得以实现的。诗人的《再见童年》和这篇文字就是典型的代表,它给予读者一种更为宽容、绵长的时间,以及在这种节奏中获得的感悟和关怀,它让时间放慢,再慢,慢到静止后的倒流,它以一种可能来开启回到记忆的门扉,它让读者在时空的上溯和漂浮中审视人生,在过往的记忆中去认识自己、亲近自己和自己谈话,而这一切,也是为了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种寄托在第四自然段中的结尾部分体现出来,诗人写到“卧听隔壁读书”意味着叙事方向的转移,从自然景物置换到了人文视野,为这个美丽宁静的院落凭添了丰厚的情感、文化气息,这种叙事处理,可以说是诗人借风雨完成的特有的感情铺排,不同于借助气象领域的电闪雷鸣完成的政治话语,也不同于阴晴晦明展示的文化心路,可以说,来自汉语悠久传统的借物抒情,在这一段落中得到了全新的开发和利用,这不仅来自诗人的天赋,也有对自身天赋地不懈雕琢和观察,通过这一叙事群落的表现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从“记忆中的风雨”入手,在深入记忆的同时,将“风雨”主题引向了一个家族世代传承的文化精髓。
   随即进入第三叙事群落,这个群落由第五、第六自然段构成,第五自然段仍旧以两对四字联句总起这个叙事群落,从“记忆中的风雨”过渡到“现实中的风雨”诗人的笔锋干净犀利,没有丝毫拖泥带水。遍观中国独特的天象文化,就会发现对于天灾,以及异常气象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帝制专制政体,既没有来自外界的批评,也没有来自内部的矫正,它或是以宫廷争斗更换权力班底,或是以暴力战争完成革故鼎新。这种政体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怪胎,找不出任何一种时空中的政体与之相似,倒是20世纪一干极权政权与帝制专制有着精神上的同源。在这种政体下衍生的政治文化,对于天象的挪移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要证明自身权力的合法性,同时也要对受人力控制的天象做出人文解释,不能让随意出牌的天公破坏了处心积虑建造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这样,就必须对那些不利于合法性建构的天象进行左右逢源的解读,这成为了历朝史书中都会出现的“二律背反”,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各朝的历史都是后朝修前朝,对于一些当时重大的历史时间解读,往往遵循有利于现政权的言说方式,这让史官少了许多忌讳(相对意义上),但有趣的就在这种动用天象维持的权力合法性逻辑中,所有有利证据都是本朝伟光正的标志,所有不利证据都是前朝罄竹难书的罪证;而一旦将历史拉长,就发现所有权力的合法性都为零,在这种前仆后继的天象接力赛中,所有统治者都是输家,真理永远无法和谎言抵消,只有不断重复的谎言在历史的取景框中不停上演。但是,正是这种政治文化催生了中国特有的天象观,它将任何一种气象领域的灾变对应到意识形态层面,让本来单调的风雨裹挟起久远的人文评说吹拂过神秘的文字旷野,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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