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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童年》成书后感

《再见童年》成书后感
   
   酷热,入夏以来最为强烈的酷暑,横亘在这座城市的北端,从群峰连绵的山脉中出岫的白云,被高温汽化为散碎的丝絮蒸腾于反光的蓝天之上,在我眼中只看到一片白花花的光芒和远处变形摇曳的蒸气,我背着一书包的书,仿佛收获后的喜悦沉甸甸地坠在肩上,汗水在我追逐一只飞鸟的影子时无声淌过额头。
   我第一眼看到《再见童年》的时候,书的外观几乎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源于我对于小册子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闲趣》的认知上面,正所谓“事有大谬不然者”。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了书的封面、封底文案,但是看到实物,标准32开的书页,古黄色的底色,封面就是那张“搭板儿睡”的画面;英玉先生的手迹“再见童年”四字横排,笔锋遒劲、潇洒灵动;然后就是一个作者签名,大约和我收到的文案不同之处是,作者的签名不再居中对齐,而是采取了谦卑的右侧对齐,反而让封面的布局在变化中更加协调、轻松。
   我捧过书来,左手掌心贴着书脊,右手翻阅着其中的书页,文字部分中题目全用宋体加粗处理,正文则用华文宋体排列,从这种安排中可见作者对于诗集创作理念的具现化持同。相比之下,倒是序文在排版上略有微暇,似乎仿宋体无法承载起某些汉字的历史重量,纷纷在激光照排的扫描下显出了宋体的原形,比如“氈”、“鵩”、“濬”、“胐”四字,置身于仿宋体的队伍之中,就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了。对此我倒并不在意,当一种理念具有了突破时空的向度和锋锐时,形成的文字除了跨越语言的边界外,还要在形而下的领域完成自我证明的过程,就像这些无法被规则统一起来的字体一样,只是在这篇千八百字的文字中表现得明显一些,但这种对于现实语法的怀疑和穿刺,正是构成整本诗集旋律的声部之一。

   我背着十册平装本和一册珍贵的精装本,准备由北向南横越这城市的地图,这个重量几乎是我载重的上限。下公车,上城铁,我取出一本《再见童年》读了起来。
   感觉将画面和诗对照起来观阅竟然是第一次,我看过许多次几经修改的画面,也看到过许多次反复推敲的诗作,但是它们都以各自的类别集中在一起,成为概念中的独立区域,而我是以模糊的拼接将这两个概念糅合在一起,于想象中虚拟出一本所谓的《再见童年》,事实再次证明我的错误和荒谬,此刻我捧着现实中的这本诗集,对于我来说,仍旧和那些未曾目睹创作过程的读者一样,怀着新鲜、探险的心情进入画面和文字。因为当文字和画面被左右并列在一起的时候,作者对两种创作形式的构思和用力才真正拥有了最为贴切的结合模式,这才是作者在打造这本诗画集之初的目标和方向。
   我先看画面,用目光摸索那些场景中的细节和时间,然后再读文字;读过文字后,再看画面,试着发现之前忽略的角度和空间,然后再回到文字中……反复数次,这个细读的过程让我对之前诗集的文与画有了新的感知,在原初的高度上又完成了一次升华和飞跃。文字在解读、阐释着画面中的形象与符号;画面扩展、放大着未被文字叩问、捕捉的意义和空间;文字试图进入轮廓外的留白完成点睛的努力,线条却要将笔画缝隙间的情感串起成为意境的延伸;有形的文字与有形的画面对应,无形的文字和无形的画面对应;然后彼此交织连贯在一起,铺就抵达童年和回忆的小路,读者沿着画面和文字的方向放慢脚步和节奏,一点点融入其中,慢慢地,慢慢地朝向精神家园出发。
   我看着《再见童年》感觉十年前的《闲趣》决然无法和手中的诗集相比,《闲趣》一如它的名字,“闲趣”的精神指向是浅层的、表象的,是记忆中未经加工的原质;其文字是歌谣式的、通俗的、口语化的处理,最后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与时间的背景和现实的语境有关,当然,作者对作品的价值定位也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十年之后,作者对作品的标准定位完成了天翻地覆的更新,就如同作者在创作之初,以及创作过程中多次表示的那样——打造精品,而“打造精品”的旨归是瞄准“传世”的终极取向。
   《再见童年》从印刷厂下线之后,作者曾对笔者言“感觉这将近一年来的时间没有白费”,直到我那到成书,我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这本书,这本诗画集,这其中的文字和图画,通过书的形式凝聚、散射着一种能量,就像用特殊波长和频率发射的信号,等待拥有同样波段和密码的读者接受、破译、解读。作为作者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但是对于作品而言,它的命运却刚刚开始,“一个作者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在何时,被什么人读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一个作者面对自己的作品,需要的是精益求精的执着和锲而不舍的琢磨,对于《再见童年》而言,作者没有例外。
   虽然成书还不及一周的时间,但是据我所知,在送发出的不多的作品后,以及收到了广泛及高度的好评。除却亲人的赞誉(这种评价并非客套,因为其中许多人也是《闲趣》的读者,将两者对比就可发现其间的落差),那些来自社会层面的,具有优势资源和丰富见识的读者,也表达了热烈的好评,甚至“见其文想见其人”。这些现象并非出人意料,当一件作品将所有外力压缩于笔端的内部,奔行的思想火焰就会沿着文路的走向猛烈燃烧,将天赋和才情一起收敛起来,煅烧为可以让时间站立其上的文字锋刃,在年轮旋转下坠的同时,回忆被哑光的刃口剖开,那些沉默于过往中的叙事渗入母语的大地,滋润生命的土壤和血脉;而那些随着疼痛和呐喊释放的灵魂则在墨水中展翼,朝向汉字的天幕扶摇而起,背负着时间中的秘密盘旋于精神世界的领空。
   有读者反馈,觉得序文难以理解,面对这样的询问,作者是如此回答的:“在一个无从记忆的语境下,对于个人记忆的坚守,就是对自身尊严的捍卫。”我以为这样的回答,是对序文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序文的核心。而实际上,这不仅是序文的宗旨,也是整本诗集的核心价值之一。
   记忆是什么?阿伦特认为“讲故事”就是在思考,我愿意理解为“记忆”与“思考”之间维持着一种恒定的关系,记忆是思考的材料和源头,甚至要超过从书本中得到的二手经验,在无书可读,或者彼此错过(绝大多数情况)的时光中,人会乞灵与记忆,那是一个人精神能量最初与最后的来源,记忆是一本被不停写入,但是却来不及阅读的书,有人因为未曾翻动过这本“记忆之书”而怀疑它的存在;而更多的人是因为阅读方式的错误,使得这本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们只是“照抄”原文,单纯唤回那些记忆,这是错误的读法;只有加入自己的思考,才是阅读这本书的正途。记忆不会改变,只是阅读记忆的方式、角度的改变,让记忆永远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绚烂和色彩。很难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记忆洞若观火,而情形往往是懵懵懂懂一知半解。我注意到一些同龄人开始展示他们的记忆,这其中的内容与我的记忆有很大交集,但似乎记忆止于此处,无法再前进半步。那些图像、符号、声音、味道……似乎构成了那些岁月的全部,而我说这正是失忆的象征。从社会记忆到群体记忆再到个人记忆,是一个渐渐缩小范围的圈定,而用体制制造的社会记忆覆盖个人记忆,以及用筛选过的、碎片式的个人记忆顶替历史上的社会记忆,大概是权力操纵“记忆”的最常见的手段,两者可以称之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是极权社会的标志,而前者与后者双管齐下则是后极权社会的主旋律。这样的后果就是,我们既没有真实的社会记忆,也没有完整的个人记忆。作为最大“记忆”范畴的社会记忆,和最小的个人记忆之间,本来并不矛盾,前者是宏观的框架,后者是微观的细节,两者互相参照,成为人类历史的局部。而掩盖历史真相的有效手段就是混淆记忆,让思考无法刺入谎言镶嵌的平滑的记忆外表,更无法分离、指认其中的意义内核,放任历史的惯性继续滑行下去,在无以为继的终端停止渲染。面对这样的局面,恐怕如我之辈是没有心力去打扫两个“奥吉厄斯牛圈”,完成对社会记忆的正本清源;草根百姓能做的就是牢牢抓紧个人记忆,在宣传铺天盖地的围剿和进攻下,保持记忆的原初状态和鲜活,这,也许是我们惟一进入未来的凭证,上面记载着一个生命活过的痕迹。
   就在我拿到《再见童年》的前几天,崇文和宣武两个行政区域并入东城、西城行政规划,两个历史悠久的城区在体制的地图上消失,我在宣武区生活了很久,那些道路、建筑、设施多少还算熟悉,虽然已经离开了那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某天新闻上宣布,某个区不复存在,我才感觉到记忆的迫切,因为记忆是会随着时间流失的,当那些承载记忆的实体,比如一栋老房、一条旧街、一个经年的店铺……被粉刷上“拆”字,被推土机铲平,种植上巍峨的高楼或开拓为宽敞的公路后,那些靡集于苍老砖石上的记忆也渐渐随之逝去。几年前从旧居所在的那片街区路过的时候,突然发现街道两旁的门面不复相识,实际上只是离开一年半载的光景。我小时候对于宣武区的记忆,早在十几年前就面目全非了,这些年来飞速更新的面目,已经无法寻辩一条街曾经的轮廓,城市在“整容”的速度中不停地衰老,作为她的孩子,生活于此的人们已经没有勇气和耐心亲近这张陌生的面孔。在场景瞬息万变的转移中,“家”的感觉逐渐消解融化在寄居的空间中,“变化”似乎构成了当下记忆的主题,未来已经被透支到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可是,谁在关心过去呢?个人记忆不止属于个人,至少在一个社会记忆支离的前提下,个人记忆无疑负有还原历史的庄严责任。与其说坚守记忆,只要看看一夜之间消失的两个行政区,就会明白我们的个人记忆已经面临“抢救”的重要关头,在这个时候,《再见童年》的问世,就为“抢救记忆”树立了一个实践的榜样,历史借这本书发出了它沉默已久的喊声。
   在笔者和英玉先生就《再见童年》交流看法的时候,英玉先生表示在整本诗集中的上乘之作大约占到全书的五分之一,而这结果已经大大超出了原先的估计(十分之一)。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即使是大家的集子,抛开那些不得不作的诗篇不算,诗人发自内心的情感和思考编结而成的文字,如果选其优者,是否能占到总数的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从这个比例来看,《再见童年》的创作质量可见一斑。此外,我们一致认为,作者在春节之后的创作阶段里上乘之作频繁涌现,可以很好地佐证之前我对作者在本书创作过程中的阶段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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