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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邦应知人祸多——“天灾诗”读后感

乱邦应知人祸多——“天灾诗”读后感
   
   2008年5月12日,当时的我还赋闲在家,吃过午饭后就去离家两站地外的一家游泳馆游泳,那一天有些不同往日,那家游泳馆藏身在一座高层公寓楼的地下,公寓里有许多公司租了房间办公,那天我还没有走进公寓楼,却看见许多男女蜂拥从楼里面往外走,看穿着打扮是在这里上班的白领,我有些纳闷,不解其意,依旧进游泳馆游泳了。直到当天晚上才知道汶川地震的消息,方才顿悟原来下午那些人因为体会到了震感所以纷纷走到户外观望,我一面尽量了解关于地震的消息(我有一位敬仰的作家就在成都),一面不禁忐忑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会受到波及。关于地震的新闻源源不断地从媒体上传来,在经过初始时的震惊、悲恸、无助之后,似乎体制和民间都行动起来,在地震期间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人物、事件和评论成为观察当代中国一个绝佳的窗口,而从汶川地震开始,似乎预示着一个灾难元年的开始。实际上在08年初的时候,南方的异常雪灾几乎可以说是汶川地震的先兆,所谓的“先兆”并非是气象、地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体制通过雪灾中的表现,操练起一种“抗灾叙事”,比如说通过体制动员、集中调动国家机器、领导亲临现场、安排灾民代表和体制彼此呼应等等,形成一种体制是灾难中人民惟一可以信赖、依靠,关键是必须服从的绝对权力,体制有意充当这种“抗灾叙事”的逻辑主语,它以一种慈父般的心态展示其在灾难中的领导位置,将灾民看作弱智弱力的典型,使得“抗灾叙事”成为证明其统治合法性的公开展示。而在汶川地震中,体制的“抗灾叙事”得到进一步的熟练和发挥,可以说到达了叙事的极限。可惜,许许多多普通人对汶川灾区的一片赤诚,以及在这种最朴素真挚情感下产生的行动能量,让体制的“抗灾叙事”还原为一贯的大词官文,甚至那些积极的志愿者们的热情和行动,反而让颟顸迟钝的体制救灾队伍颜面扫地,这里甚至不必提及那些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国际救援队伍,以及那些提供辅助救援力量的国际志愿者们,这些来自民主国家的志愿者们在灾区表现出来的对生命以及生命尊严的敬畏和尊重,惭愧地说,让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无地自容。我记得当时一支来自日本的救援队伍在废墟中抢救被埋的灾民,每当一具遇难者遗体从瓦砾中抬出经过人们身边时,救援者无不对遗体鞠躬默哀,当我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对日本救援队的行为不禁肃然起敬。这也让我明白,即使不去讨论政治制度的差异对生命本身的态度和理解,真正从灾难中给人们以力量和希望的不是可以调动野战军和坦克车……对不起!错了!是推土机的体制,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尊重,这不仅是在汶川地震这样的天灾中让人们获得温暖和信心的精神源头,也是在每一天平凡的日子中,让人生充满意义的恒久动力。我欣喜地看到,这种值得每个人追求的,最真实的情感和愿望,就体现在那些活跃于灾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身上,这让我感觉未来永远充满希望;而另一方面,体制却没有表现出丁点儿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如果说失望之余,清楚对于普世价值的认知和传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那么在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人祸”因素,就成为了体制“抗灾叙事”的不和谐音符,本来嘛,体制希望通过抗灾表现出自己“伟光正”的一面,谁知那些“豆腐渣工程”恰恰成为体制欲盖弥彰的斑斑劣迹,这里也不拟涉及那些追查“豆腐渣工程”真相的义人们的努力和遭遇,但是,这场灾难带给人的思考却是持久、深远的,天灾还是人祸,究竟哪个是灾难的成因?两者究竟谁对生活的破坏和侵害更久更深?如果说天灾尚有无法避免的因素在其中(相对意义上),那么纯粹的人祸就应该用我们一切的智慧和力量来避免、消除,可是,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似乎从汶川地震之后,动荡在这片大地上的愤怒就没有平息下来的意思,今年前些日子的青海玉树地震,还有这次甘肃曲舟的泥石流,都是不亚于汶川地震的特大型地质灾害,汲取了汶川地震的经验教训,体制对媒体的调遣和管控优先于救灾部队,避免了在汶川地震中出现的短暂的言论空间,这就让体制的“抗灾叙事”更加的珠圆玉润、百转千回,逆耳之声被彻底屏蔽,或是驱逐到防火墙之外,看来时间不长体制铺排的言路更上层楼,不得不佩服其与时俱进的能力。所谓“多难兴邦”嘛,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上看,就发现其中妙不可言的逻辑演绎,古人云“不有所废,其何以昌?”体制叙事到了这一步,我终于无话可说。
   这次曲舟泥石流后,设立了全国哀悼日,从形式上看,这种行为符合普世价值,但是,普世价值不是一套乌托邦似的理论空想,普世价值归根结底体现为一种制度,就像每年纽约“911”纪念日上,都要将遇难者名单完整地诵读一遍,这是普世价值的表现,而这种行为的精神指向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设立全国哀悼日,在行为上接近着普世价值的表现,但是距离普世价值本身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我们是否真的理解并践行普世价值,换句话说,掌握体制的权力是否接受普世价值?通过体制的“抗灾叙事”我没有从中寻觅到萌生普世价值的端倪。

   就在前天,云南又发生了地震,对于这两年来被地震、洪水、泥石流反复肆虐的土地而言,这无非是诸多大小灾难中的一个,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灾难在排队等候,比起这些天灾,那些盘旋在灾区上空的“人祸”,是否会随咆哮的风雨远去,或是与震荡的大地复归沉寂?我陷入绝望的思考,在这个时候,读春早先生的新作(暂且称之为“天灾诗”吧),从其中获得的启示就不仅仅是文学和审美意义上的,这首诗带给我的思考如这秋夜般深沉。
   请允许我借拙文再次扒梳一下春早先生过去一年来到现在的写作向度,这对理解这首诗的发生学意义至关重要。从去年年底开始,春早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再见童年》的写作中,这个写作阶段持续到今年的三月中旬。这个写作阶段中,春早先生通过先期创作的画面对童年的记忆进行了深度开掘,如果说《再见童年》的诗作紧紧围绕着“童年”这一主题的话,实际上,这些诗作无不是从童年的记忆中乞灵,在远去褪色的过往生活中,将那些光线、色彩、声音、味道、气息,连同融化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中的情愫和寄托挪移出来,使其在新世纪的语境中得到鲜活生动的再现,诗人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已经有诗集存焉,不必赘言。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写作,是诗人向内开采心灵中的情思,这也使得这本诗集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这些文字是诗人在岁月沉淀中酝酿升华的个人思考和情感的凝结,文字就如同作者的心灵脉搏,言路和才情的律动合而为一,就让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音韵与天性的呼吸匹配了同样的节奏,这也让文字获得了旁通生命中最真切的情感资源的力量,而最后通过诗人的生花妙笔,诗文就呈现了今天看到的模样和神态,文字的温和、恬静、优美、隽永……既不是模仿任何人,也自然无法被任何人所模仿,它专属于诗人的记忆和生活,是时间和外力所不能虢夺和占有的,是属于作者本人的精神家园。
   我愿意将春早先生从三月份到今天的写作,称之为“后童年写作”阶段,目前看来,这个阶段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从这个阶段的作品来看,其题材的广泛、内容的深刻,以及写作技巧上的炉火纯青,在《再见童年》的创作阶段上形成了写作的落差。我注意到这个阶段中,诗人每次的下笔都必然遵循一个高拔的标准,就是在“打造精品”意义上阐发的“精品写作”。如果稍作记述那么这一精品写作谱系中就有:《书成后自题》、《咏砚》、《吊屈平》、《治印》、《题扇》等作品,可以看到,作者开始将各种题材纳入创作的视野之中,也让诗人的思路和言路在全新的领域中得到进一步的舒展和变化,于是也就呈现出一幅幅五光十色、绚烂夺目的文字景象。如果循迹诗人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思路,作者从对“记忆”的追溯中返回现实的时间和语法,这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来说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喜悦,这种时态的转换意味着诗人笔锋的变向,在诗人用平仄和韵脚彻底摊开记忆的地图之后,这管称量天赋和才情的笔在日夜的挥舞中已经无声开光,就像这本诗集向世界传达的一个声音:生命的尊严来自于我们对记忆的坚守!诗人在打捞那些沉没的记忆时,不可能对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视而不见,在横溢的才华、彭湃的热情、专注的用力,以及被时间和世事洗练过的旷达之下,诗人必将把笔锋探入现实的风口,就像在浓厚的黑暗中举起一束火把,我不担心文字的火焰给铁幕造成的创口面积,而是在这种黑暗写作之中,语言获得了什么样的素质在波涛翻滚的话语潮流中屹立不倒,成为一座语言的灯塔指引思想的航船驶过暗礁漫布的海域;在抵抗靡集于黑暗深处的文字大军不断侵袭的同时,诗人的才思和言路如何保持精神的锋锐和坚持的韧性,而不会被意识形态的风暴摧折,不被功利主义或犬儒主义的闪电击中,在墨水托起的黑字上打开火焰编织的双翼向着黎明的天际振翅翱翔?
   这些形上的疑问却需要文字的形下方式给予回答,这需要时间、灵感和不断地用力,将情感和思考融入广袤大地的空间维度之中,一阵吹过旷野的风,一段无人见证的流水,一片盛开在空谷中的野花,所有生长在同一块大陆上一样自由奔放的生命……这一切无不在诗人的心灵之中,这是诗人对土地特有的情感和关怀,就像诗人小心翼翼地珍藏着自己的记忆,并在一个最恰当的时刻与所有人分享心底的纯真和温暖一样,对于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灾难,诗人不应该,也没理由不对此表示关注,这是诗人的本性,诗人是大地、精神和美的代言人,与其说为这些永恒的存在代言是诗人的责任,不如说这是诗人的本性,诗人和这些终极的意义具有语出同源的联系,这也是促使一名诗人吟咏不倦的原因。我常见到诗人在作品中展现他独具一格的审美旨归、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节奏动听的韵律以及那些令人拍案惊奇的遣词炼句,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全部概括诗人注入作品中向度多端的构思,以及浑厚细腻的笔力,但除此之外,也许还欠缺了些什么,一些在审美的狂奔中被我所忽略的部分,直到这首“天灾诗”的到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对残酷现实的直视和进入,这不仅需要天才的智慧,更需要无畏的勇气。诚如看上去的那样,诗,这种文体长于写景抒情,受其内在规则的限制,这种文体拙于分析说理,而当一首诗要表达某种清晰明确的社会观点时,就要求诗人具有凌驾于天才之上的语言控制力,将现实问题用诗这种文体精准且优美表达出来的信心和能力,这是一道难题,我也见过许多公认的诗人在类似的命题前铩羽而归,但是,春早先生这首“天灾诗”,可以说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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