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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庾二人作品小谈

   徐、庾二人作品小谈
   
   徐庾体作为一种文体文风,在文学史上只是占有数行的篇幅,沉重的历史伴随战火流离和政权频繁更替迅速翻过,接下来一个标志性的时代和一种文体即将高调登场,吊诡的是,很少有人发现,从文到诗的文体转变,标定着精神世界的崩毁堕落,唐诗不是文化的高峰,它是魏晋六朝以来精神颠峰摧折后的产物,实际上,六朝之后,中国文化再也无力比肩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在那些全新的领域中经营着智慧和技巧,对于一场精神的竞技而言,这样的做法类似作弊,但是,这种状况也是人力难以违抗的潮流,并非后人在天赋和努力上无法企及前人,问题不在人身上,而是体制,如果回顾历史上那些精神创作的高峰,就会发现都是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比如战国、六朝、清末,事实证明,一旦权力对人的钳制松懈(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都会在精神作品上听到清晰的回声,由此看来,专制是所有自由精神的敌人,而若想获得精神上的飞升,突破点首先就在打破专制制度这一关键上。话题有些远了,还是回到文学上吧,无论学术界如何评价六朝文学,都不影响我个人对这个时期的文学偏爱,以“文”这种文体观察从先秦到两汉再至魏晋六朝的变化沿革,就会发现,写作的技巧性在文字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假如从先秦的散文到两汉的散体大赋,两汉文学继承了先秦自由奔放的叙事风格,同时,对于韵律的探索和应用越发成熟;从战国时期的群雄逐鹿,到秦汉时期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制度,一张精神的网开始收紧人们的想象和言路,赋,这种韵文就是最直接的文体表现;而在韵文之外,散文开始骈文化,实际上先秦时的散文也有排比、对仗的写作技巧,只是在两汉,尤其是东汉末年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在这个时候,严格意义上的骈文正式出现在文学史上;从魏晋时期开始,文章,在韵文和散文这两个分类中各自突飞猛进地发展:韵文摆脱了两汉的宏大叙事风格,在更丰富的领域寻找文字的切入点;而骈文则走向了实用性的道路,成为绝大多数的应用文文体,除了体制内的应用外,私人领域也受到了骈文风气的影响。这个时期涌现出的诗人作家,对这两种文体进行了多方位的尝试和深层次的发掘,他们优秀的作品是这个时期的文学瑰宝。南朝时,在魏晋开创的文学局面下,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文体融合,就是在韵文和骈文之间形成一个交集,称之为“骈赋”比较恰当。骈赋的诞生,一方面是由于赋体韵文和骈文两种文体都已经发展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南朝文学在前人抵达的高度上所做的战术转移,也就是说,单纯从赋或骈文中建立一种当下的话语高度已经越发困难,所以,这个时候的文人需要获得一种文体上的突破,这也使得韵文和骈文的合流显得顺理成章。另外,南朝时经过魏晋阶段的精神资源积累,对于知识的掌握也成为这个时候文人之间的竞技项目之一,而在文章中也有着对应的体现,那就是对典故的运用普遍且深入,而沿着这个向度的挺进,最终发展到登峰造极。
   这里对于徐、庾二人的比较是以两人的代表作为考评标准,分别为《与杨遵彦书》和《哀江南赋》,不涉及其他篇什已经全部作品的综合评价。
   《与杨遵彦书》写作的时间大约在大宝二年或三年,也就是公元551或552年;而《哀江南赋》大约作于承圣三年,就是公元554年,前者比后者早几年。这两部作品,前者为骈文,后者为骈赋,从文体角度上看,后者占据了文体上的优势(当然,这是相对而言,骈赋的技术要求高于骈文,因此在文体的角度上,骈赋技术得分更高),同时后者在文字数量上超过前者三分之一,从文体和字数上比较的话,《哀》一文已经胜出,不过,我还是希望两文的比较可以更深入一些,因此,就有必要进入文本中去考察。

   徐文的内容是驳斥西魏拒绝遣还粱使的诸条借口,可惜,我们已经无法目睹西魏拒返粱使的原文,但是可以从徐文中看出梗概,在徐文中将这些理由分别用八个段落一一进行了批驳,也是全文中笔力最深的部分;徐文的后半部分从扒梳历史到私人叙事,却避免了常见的“宏大叙事”,让读者感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作者形象跃然于字里行间。
   庾文有“史赋”之称,是庾信对粱朝灭亡的历史叙事,作者在忠实史实的基础上,用另一种历史话语重写了粱亡的历史;同时,在历史叙事中,夹带着私人的离合际遇,彼此间的张力,突显出个体在历史动荡的背景下的孤单和无助;在写史的同时,也流露出深深的个人情感。
   可以说两篇文字在各自的向度上都是六朝以来的绝唱之作,但是横向比较两文的话,就会发现两文的立意和空间迥异,徐文面对西魏的诸多理由,需要运用理性来进行条分析缕的回复;而理性向来是国人思维已经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向度,我们的精神特质,往往是情有余而理不足,在文学上的表现尤为明显,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中国盛产诗人,而诞生的哲学家的比例相对稀少的原因吧?一个诗人若不是感情丰富,甚至超乎常人的敏感,他又如何酝酿诗意并形于笔端;这也让我们的文化从源头就远离了逻辑的、思辩的发展路线,而顺着诗性的叙事从历史中绵延下来;因此,徐文的珍贵就在于文字中散发出的理性光芒,在理性的叙事下,作为私人情感的作者隐退了,留下的只是就事论事的说理,而没有矫揉造作的情感堆砌,读者阅读时感受到的语言魅力,来自于思想的密度和力度;这不是说作者没有情感,作者丰富且细腻的情感体现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出,理性和感性在徐文中得到对等的体现,而两者相得益彰、互相衬托,文章有理、有据、有节。在徐陵被扣押在西魏的处境下,这样的文字并非看起来这样的容易,在文字之外,还要许许多多我们想象不到,但是作者本人需要面对解决的困难,因此,这篇文字的书写环境要比看上去的更为艰难,而文字最后的效果,让我感到作者在种种力量之间寻找到一个绝佳的平衡点,从这个支点朝任何一种力量展开言说,都是恰到好处、不温不火。
   庾文依托于史实,书写上限制了文字的发挥空间,既然作者在这篇骈赋中达到了“句句用典”这一高超的技术标准,因此,作者必须在对知识资源的纯熟掌握和选用上下足功夫,而这是一个文人的基本功课,也就是说,作者写这篇文字的材料在写作这个主题之前已经获得,而作者所要做的,就是用一种“密码”(典故)来书写一段历史,在我看来,这种“密码”书写,其原创性较弱;而文章中涉及作者家世和本人的部分,比之徐文有些浮夸,甚至略微偏离了主题;最重要的是,庾文的写作是在作者入北之后的宽松环境下写作完成的,庾信的写作空间要比软禁中的徐陵宽裕。
   当然,这样的简单比较无法概括两篇文字的优势,更无法将文章中的精妙之处展现出来,必须承认,在面对天才的作品时,任何的二流评论都是多余的,只有天才可以评价天才,不过,天才往往专注于原创作品,也就将广阔的批评空间留给了批评家和看热闹的围观群众,比如就像我所做的。
   这里有一个小小细节拿出来品味一番,在《与杨遵彦书》中有一联:“但山粱饮啄,非有意于樊笼;江海飞浮,本无情于钟鼓。”而庾信在《小园赋》中有一联为:“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不说两联的上句如何,下句不仅用典相同,而且几乎如出一辙。从时间上看,《小园赋》后出于《与杨遵彦书》,假如庾信之前没有读过徐文,只能说是文字上的巧合;如若庾信参考了徐文一联,只能说《小园赋》有抄袭之嫌。当然,也许庾信参考了徐文,也觉得这一联的立意不错,也就这样借鉴了,也许庾信对于文字的用力点不在这一联上……当然,无法考证庾信是否读过徐文,因此这些只是我的猜测罢了。
   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提到:“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徐陵的赋作,今只见《鸳鸯》一篇,而庾信的赋作甚多,除《哀江南》外,《枯树》、《小园》都是佼佼之作,我以为两人的性格不同,因此,文风也不同,庾信是典型的才子型诗人,其行为做派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徐陵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不仅在文学上显示其天资卓著,在政治上也有建树,这是庾信无法比拟的(当然,拙文仅论文学无干其他),我读徐陵的文字,感到其文字的底蕴和后劲十足;而庾信的文字则是流光溢彩、美轮美奂,这也许就是性格导致的文风区别。
   徐、庾二人曾经并侍东宫,后来却分道扬镳,命运充满深意,徐、庾二人晚年,一由粱入陈,一从魏入周,两个同样失去祖国的人,一南一北,形成了一代文坛的两座颠峰,假如粱朝没有灭亡,而是继续承平下去,恐怕既没有《与杨遵彦书》,也没有《哀江南赋》,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不如说国家不幸后来的读者幸,我们免于山岳崩颓、生离死别的遭遇,却可以欣赏、赞美、评价这些经典的文字;仿佛天意要将两个天才分置在南北两地,让他们各自接续起被意外打断的言路,在日后的读者陶醉于这些传世的作品中时,又有谁能真正了解到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情感?
   徐、庾二人的晚年有着相似的境遇,徐陵在陈朝入仕,对于曾经在粱朝的经历讳莫如深;庾信又南至北,除了《哀江南赋》外,再没有更多的文字来回顾在粱朝时的生涯,徐、庾二人的精神家园都毁灭在春秋迭代的变乱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在粱灭亡后,他们都踏上了一场没有目的地的孤独旅行,一次穿越精神和记忆世界的漫长行程,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从来是孤独的,正因为诗人的孤独,才会有那些不朽的文字,文字吸引着读者,去探索一个遥远且瑰丽的精神世界。
   
   
   写于2010-12-8 夜
   改于2010-12-9 夜
(2012/10/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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