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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插茱萸

遍插茱萸
   
   一
   12月10日,历史上有两件事情让这一天不同寻常,第一件就是62年前,联合国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颁发了《世界人权宣言》,在《宣言》的序言中写道:“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所谓“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野蛮暴行”,对于1948年的《宣言》文本来说,有着历史背景的所指,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对于战争中轴心国——德、日、意三个法西斯主义帝国——在极权主义政体下对他国以及本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付出巨大代价而取得胜利的同盟国,以及作为“二战”后世界格局标志的联合国,应该如何保证所有人类的自由和尊严,不受任何政治、宗教、文化、性别、种族、语言等等外部条件的影响,而真正成为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所天然拥有,不受任何组织、团体、个人剥夺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作为普世价值的象征——《世界人权宣言》诞生,基本人权被放置在普世价值的认知标准下对待,使得《宣言》中要求承诺和兑现的自由和权利,超出了一种文化、一方地域、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个党派、乃至一个国家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真正普适性的权利,在《宣言》罗列的三十个条款中,涵盖了一个人所拥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的方方面面,因而成为普世人权的基石和蓝本;对于“人权“的认知和发展而言,《宣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典文献,并从此奠定了未来六十年中,世界人权进程的前进路线;在《宣言》颁布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这份文件,并在文件上签字,承诺履行《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要求的公民权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
   第二件,发生在1901年的这一天,诺贝尔奖在历史上第一次颁发,分为物理学、化学、文学、生理学、和平奖(1969年在原来五个奖项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经济学奖),和平奖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颁发,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发,在一百多年的诺贝尔奖的历程中,有无数伟大的灵魂荣膺和平奖,比如像1964年的马丁•路德•金、1975年的萨哈罗夫、1979年的特里萨修女、1983年的瓦文萨、1984年的图图大主教、1991年的昂山素季、1993年的曼德拉……而在这些和平奖的获得者中,有一个最具传奇色彩,他就是1936年的得主——尔•冯•奥色埃茨基,这位奥色埃茨基是德国异议人士的先行者,1933年被纳粹党投进监狱,而在此之前,奥色埃茨基就因为批评政府两度入监;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一出,让德国当轴大为反感;而当1936年诺委会决定将和平奖颁发给奥色埃茨基后(1935年和平奖未颁发,于1936年确定授予奥色埃茨基,而1936年和平奖颁发给了阿根廷外长卡罗斯•沙维壮•拉马斯),纳粹政府决定用释放的条件和奥色埃茨基作交易,而奥色埃茨基对极权政府的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接受授予我的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不代表一国政治斗争的取舍,而是多国民众的共识。作为获奖者之一,我将为增进这种共识而努力……”纳粹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关押奥色埃茨基,也让奥色埃茨基成为第一个在监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奥氏可谓“前无古人”,可惜,并未能“后无来者”),也让奥色埃茨基无法亲临奥斯陆的颁奖现场,去接受他为推动极权主义笼罩下的公民权利而获得的荣誉。恰恰因为他的缺席,让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行径,在人权的视野中被记录在历史的耻辱薄上。

   
   二
   历史有着奇妙的相似,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名单一出,就引来各方人们的关注,并在猜测与想象中令这种期待持续升温,刘博士因倡导联署“宪章”在2008年被监禁,并在翌年以“颠覆政府罪”被判入狱11年,在这种情况下,刘博士被诺奖提名,让所有关注他、以及投身公民社会建设事业的人们心中充满期待;同时,此次诺委会的提名名单也让体制感到惶恐,因为有奥色埃茨基的前车之鉴,假如刘博士“不幸”获奖,那么体制将刷新七十年前纳粹德国创下的人权纪录,而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注重“软实力”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将是对满面春风的体制笑脸,打出的一记重重的耳光,让体制不惜重金打造的国际形象,在一瞬间土崩瓦解,沦为世界的笑柄。在今年的最终结果揭晓前,体制曾讽喻挪威政府“中方对此次提名名单的关注”;而另一方面,民间对刘博士的获奖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有许多国际民主人士的推波助澜,更重要的是,二十年过去,人心的向背发生了质的改变,在权力和民主之间,人性的天平已经倾向了历史潮流的一边。今年10月8日,和平奖结果揭晓,体制与民间的态度可谓判若云泥:外交部发言人代表体制严厉谴责诺委会的决定;而民间则通过“饭醉”、放鞭炮、歌以咏志等等的方式对这一结果表示欢欣鼓舞。刘博士不仅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诺奖的大陆公民,也成为了继奥色埃茨基之后,第二个在监狱获奖的诺奖得主,对于中国还有诺贝尔奖来说,他的获奖都是具有非凡意义的历史事件。
   在多年来国人望眼欲穿诺奖的情况下,第一个获得的诺奖不是科技类而是人文类的奖项,而且还是和平奖;而充满讽刺的是,这个获奖者还被体制关进了监狱,相信在今年的和平奖结果揭晓前,许多外国人甚至中国人不知道或忘记了刘博士这个人,而诺奖一出,新科得主的生平和获奖原因立刻引发世人的热烈关注,比如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刘博士,或者看到体制代言人的慷慨陈词后,自然就会想:为什么诺委会冒着开罪中国政府的危险,将和平奖颁发给这个国家的一个囚徒呢?他很可能上网去寻找关于刘博士的资料,却发现关于他的一切消息都被屏蔽掉了,这更激发了人们的好奇,既然在防火墙这边得不到想要的讯息,那么就“翻墙”去寻找真相,就像《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所列:“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诺奖为刘博士和他所倡导的“宪章”做了绝佳的宣传和推广,有多少人是在刘博士获奖后知道、了解、签署“宪章”的?相信一定为数不少;但是,假如刘博士像平常人一样可以上班、休闲、会友、上网……甚至像2009年的得主那样的风光无限,那么,他的获奖也只是无数获奖者中的一个,他没有资格比肩那些获得和平奖的伟人,更无法企及奥色埃茨基的丰功伟绩,将刘博士推向诺奖,并将他推举到与昂山素季、曼德拉这样的伟大人物并驾齐驱的位置上,甚至直追奥色埃茨基那无人企及的历史高度,这绝非刘博士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幕后推手恰恰是体制自身。当然,这是体制所不愿承认的,因为这与体制的初衷南辕北辙。历史的轮回充满吊诡,民间看到了最为期待的一幕,就像体制看到了最不愿意见到的一幕。
   诺委会在今年和平奖的公告中说:“人权与和平密切关联。”正是这样的普世价值认知,轻易戳破了了体制在刘博士获奖后发表的一系列官文大词,而在中方对奖项结果的不满和反对声音甫一出笼,诺委会也发出了对“中国特色”的回敬之声:“当局声称,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高于民族国家,而且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它们得到尊重。……今天,普遍人权对世界各地的任意多数提供了一种限制,无论是民主与否。……即使中国不是一个宪政民主政体,它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它已经修改了宪法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但是,刘先生的监禁是清楚地证明,中国的刑法是不符合其宪法的。他被判定犯有‘散布谣言,诽谤或者其他手段,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但在普遍人权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杜绝意见和谣言不是一个政府的工作。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使说话者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很显然,体制没有打算兑现关于联合国一系列“人权”文件的承诺,就像体制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在10月8日当天,许多人因为庆祝这一千秋盛事,被有司请去“喝茶”;在网络上涉及“和平奖”、“刘博士”、“宪章”等等敏感词的文章或网站被迅速删除或屏蔽,就像诺委会主席在同一份声明中所言:“毫不奇怪,中国政府已经严厉批评该奖,声称诺贝尔委员会非法干涉其内部事务和在国际公众的眼睛中羞辱了它。相反,中国应该感到自豪,它已变得强大到足以成为辩论和批评的主体。”这一次,诺委会打了眼,体制并未“强大”到可以允许“批评”的地步,恰恰相反,它像一个病入膏肓且讳疾忌医的病患,拒斥一切回天的良方与药石,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才让刘博士身陷囹圄,并且最终走向诺奖。
   恐怕没有人认为体制会释放刘博士到奥斯陆去领奖,就这一点而言,民间与体制达成了共识;体制对于刘夫人的管控,也使得家人代替刘博士领奖难以实现,因此,刘夫人发出了声明,希望在12月10日这一天,刘博士的朋友可以代他领奖,似乎这个愿望也未能如愿,12月10日,在奥斯陆的颁奖现场,有一只椅子是空的,而本来应该坐在椅子上的人,此时此刻,正在高墙之内。
   
   三
   假如阻止刘博士或者他的家人、朋友去领取诺奖,体制就以为达到了反击诺奖以及普世价值的目的,虽然,对于体制一贯的思维和行动来说,这样的做法是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体制认为一个得主不能亲临的颁奖现场已经没有光彩可言,而体制的监狱此刻正将得主关押在铁窗背后,这双重的“精神胜利”想必为体制挽回了些许面子;至于能否一雪今年和平奖对体制的“耻辱”,要看权利能将得主关押多久……但是,这是否就是体制的胜利呢?我看未必,和平奖的目的旨在推动世界的和平进程,而和平与普世人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回头看看二战时期一干极权国家的所作所为,以及之后各种专制国家的人权纪录,就会认识到世界以及局部地区的和平,取决于这个范围内人权状况是否达到普世的标准,一个蔑视、践踏人权的政府,无论是对本国的民众,还是国界外的其他地区和人民,都是极大的威胁,就像纳粹第三帝国对外的军事侵略和国内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1935年诺委会将和平奖授予奥色埃茨基可谓慧眼独具,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普世价值还未取得普适的认同,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极右极权主义,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极左极权主义,与宪政传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之间分庭抗礼,尤其是在“一战”后的极权主义(无论极右还是极左)异军突起,以牺牲国内民众人权为代价获得的生产力繁荣,一时间风头盖过正经历金融危机的老牌民主国家,这让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一时间被幻象迷惑,急忙向极权主义者取经……而经过“二战”,尤其是《人权宣言》的颁布,象征着各种极权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彻底崩毁,虽然,以苏联为代表的红色铁幕的真正瓦解还需要再等上四十多年,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主义,已经被历史彻底证伪。今天看来,1935年的和平奖的颁发是对未来发出的警告,提醒世人注意纳粹德国的狼子野心,一个妄顾人权的体制,是和平以及所有人类的敌人;可惜,人们真正认识到普世价值的重要,却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奥色埃茨基的声音消失在纳粹磨刀霍霍的战争机器的噪音,以及民主国家绥靖、自保的论调之中,“二战”没有因为奥氏喊出的历史先声而得以避免,这是奥氏的悲哀、是诺奖的悲哀,也是民主制度,以及罹难在“二战”中千万生灵的悲哀,而在74年后,历史是否还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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