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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被删帖”

遭遇“被删帖”
   
   父亲打电话来说,自己的帖子又被删了,蹊跷的是,被删的是一个旧帖子,《闻诺奖刘博士感怀》这帖子在博客上已经两个月了,我的读后感也好端端地在自己的博客上挂着,怎么突然间就被删帖了呢?我曾以为,只要发出的帖子就不会被删,看来我错了,一时间的安全不代表永远的安全,今天在父亲的“被删帖”的遭遇下,再次领教了网络的言论自由限度,我无从知道自己的哪篇文字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就成为了“被删帖”的对象,而且也不会有人通知我,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删帖”,也就是说,“删帖”的标准和尺度从来掌握在“删帖”的一方手中,很显然,这个标准是属于秘密的一部分,是无法放置在阳光下进行观察和评说的,这种秘密组织似的方针政策,甚至连悬羊卖狗都不如,后者毕竟还有只“羊”挂在那里,就像宪法承诺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样;而“删帖”的处置中,看不到任何标榜的条例,从来不知道是谁、为什么删我的帖子,虽然,“被删帖”的情况已经遭遇了几次;虽然,在“中国特色”下生活了有些年月;虽然,从社会的各个方面透露出的经验无不指向了“被删帖”,甚至更糟糕的结果,但是,面对“被删帖”,我依然无法保持一种生活中的司空见惯,依然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荒谬感涌上心头:最开始是一种暴跳的愤怒,千万次地问“为什么?”;然后,理性就会做出这样的解答“这是常有的事情,又不是我一个人遇到……”;接下来,就会返回自己的文字中,去猜测、揣摩究竟触犯了哪些“敏感词”——“敏感词”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现象,从来没有任何部门和个人正式宣布“敏感词”的存在,但是,所有人都清楚“敏感词”的确充斥在网络的各个角落,从历史事件到时事热点,从言论禁区到思想争鸣,无法确切地知道“敏感词”的范围究竟有广泛,一方面,个人经验无法穷尽所有的“敏感词”,另一方面,“敏感词”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它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扩充着“敏感”的字库,很有可能,昨天还不是“敏感词”,而今天就成为了“被删帖”的对象——而当我用个人智力与一个看不见的机制进行博弈的时候,越发感觉自己的弱力,可以说这是一场“知己但不知彼”的战斗,“被删帖”是一种结果,而不是过程,我总是无法从结果中获得改变这个过程的技巧和知识,应该说,这个机制不是愿意看见我发帖,而是希望我不发帖,它希望我要么按照它的语法说话,把我的舌头统一到“央视”的口径上;要么就乖乖地闭嘴!我从“被删帖”的遭遇中得到了这样的领悟,体制用这种强行消音的方式,在战术上有效清除了那些网络上的逆耳之音;在战略上起到了消磨言说者斗志的作用,一而再再而三地删帖,甚至查封ID,让有限的话语空间也不能随意地发言,这种做法与现实中对传统媒介的审查制度如出一辙,其目的就是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继续着以谎言为策略的后极权主义统治。
   在遭遇“被删帖”之后,人们对此会有什么应激反应呢?首先就是控诉,从人权到公理,从常识到普世价值,谴责造成这种现象的每一个环节,从最高当轴到进行具体删帖操作的个人,都笼罩在正义和良知的谴责之下;当然,种道义上的谴责并不能改变“被删帖”的结果,也无法触动这一删帖环节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其次,就是行动,往往被删帖后就是一封公开信,假如这封题目为“致XX的公开信”没有遭遇“被删帖”的命运(这已经是奇迹了),那么内容也是大同小异,无不是对自己“被删帖”的文章向网管要个说法,而这种叙事总是指向“敏感词”这一“潜规则”本身,而这一“潜规则”是任何人都无非进行正面回应的,否则,也就不称其为“潜规则”了,因此,无论这封公开信多么地义愤填膺,实际上,除了作者本人直抒胸臆以外,对于“潜规则”和“被删帖”毫无撼动,情形大约就是一个人赤膊到对方城下骂阵,对方只是紧闭城门,对叫阵者的挑战不理不睬,因为这场战争不是在作者与具体删帖的网管之间发生的,而是作者与一个体制的对抗,作者当然能代表自己,也只能代表自己;而体制是不用派出代表的,体制一向代表全体,代表一切,在体制眼中这些博客作家简直不值一提,一个“被代表”的人群,有什么资格挑战“我代表”的阵营?按照这样的逻辑,“被删帖”在意识上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如果在明白了这样的处境后,作为一个“被删帖”的写作者,该何去何从呢?他是否应该接受“被删帖”的事实,并从此变得乖巧沉默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一个博客写作者而言,首先是对如下事实的体认:现实中已经没有容纳这些声音的空间,这才让这些写作者移师到网络、博客上来,一名博客写作者应具有这样的觉悟,即,每一篇博文都有可能面临“被删帖”的遭遇,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如果帖子真的被删,说明最低限度上,你的文字已经点中了“利维坦”的死穴,至于出手的力道有多重,洞穿的铁幕有多深,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中似乎还难以考证,但是,只有这样的写作姿态,才可以说作者无愧于这个时代给予一个写作者的历史使命。

   就在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间里,恰逢12月10日的诺奖颁奖典礼,我写作了《今夜,我们都是囚徒……》(在10号的时候,只是在博客上贴出题目,准备正文写好后再放上去,结果正文“被删帖”)未能发出,需要说明的是,在发帖前,我特意替换了可能的“敏感词”,最后结果是,连我自己都认不出那是一篇文字了;不仅如此,在此之前,我转贴的《一波才动万波随》也被删帖,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有“祝贺刘博士获奖”的字样;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我写作了《应知一纸动乾坤》,因为之前听说在10号当天,“椅子”、“刘”都列入了“敏感词”的范畴,这让我唏嘘不已,看来自己太轻视“敏感词”了,以为只是将“诺贝尔”、“和平奖”、“刘博士”替换掉就可以蒙混过关呢!因此,在写作这篇读后感的时候,可谓绞尽脑汁地迂回躲闪,在我今年的写作经验中,还没有哪篇文字如此耗费机心,这种智慧或技术,完全与我崇尚的自由写作大相径庭,无奈的就在于此,网上的规则是权力制订的,我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资格,假如还想让那些文字发出,或者用各种符码将文字替换得体无完肤;要么就得在写作的时候小心翼翼,这时候,在我的大脑中仿佛装上了“敏感词”过滤软件似的:当我写下一个词的时候,奔腾的思路只能停顿下来,从词的侧面打量它,猜测这个词是否触犯了“敏感词”?然后用另一个词将它替换下来,于是又会想这个词是否依然是“敏感词”?就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时间里,灵感一闪而过,我被叙事的流程抛在一边,不得不重新组织思路,将中断的言路继续下去……这样的写作是痛苦的,仿佛带着枷锁跳舞,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目前,这篇文字是成功发出了,但是,就像上文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被删帖”。
   想来有趣,我曾经以为“言论自由”是与我无关的权利,不是说我相信“言论自由”已经实现了——我当然知道它没有实现,而是我自己触及不到这种权利,也不可能感觉到“言论不自由”,而今天,当我遭遇一次次删帖后,我终于切身感觉到“言论自由”的重要和意义;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以认知“言论自由”的过程来推测其他的基本人权,就可以想象,我们的生活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下,而这种生活状态距离普世价值的标准,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面对删帖,一方面要保持平静,重要的是,不去仇恨具体的人,而是用理性思考;仇恨,在我们的历史和传统中已经富富有余,而这种极端的情感资源,对于普世价值没有丝毫的建设作用,它只能将我们变成和那些敌视普世价值的人一样自私狭隘,而建设一个良性的公民社会,正需要我们去改变自己习以为常的意识和行为;仇恨是容易的,但爱是困难的,尤其是爱你的敌人——这几乎已经上升为宗教情感,古人云“仁者爱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些许精神资源;假如我感到言论不自由的苦闷,假如我认识到基本人权的匮乏,假如我呼吁普世价值……正是因为我要改变人们积习已久的的世界,我读书、写作,就是用这种方式以自身做见证,见证一个公民社会的到来,而因为“被删帖”我放纵自己的仇恨,那么,我就与那些尚未启蒙的人没有分别,而更进一步说,无论我的自我启蒙深入到何种程度,我都失败了;而一个渴望成为公民的人,连自己的行为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启蒙他人?有谁还相信我的话呢?因此,不要仇恨具体的人,是我从“被删帖”中获得的第一个感悟。
   而第二个感悟指向自我,遭遇“被删帖”说明文字已经与时代的脉搏切合,我的思考和用力开始深入到现象背后,假如有一种所谓时代精神的存在,那么我正在靠近它;假如有一种历史的潮流正经过我们头顶上的天空,那么我正在努力分辨它的流向;假如在我的生活中错过了什么样的常识,抑或被积习成性的引力牵引从人性的康庄大道岔开,那么我正在做着今是昨非、迷途知返的挣扎。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之余,我要感谢“删帖”带给我的提醒和注明,它以一种反语的方式对我的求索给予了鼓励,在这个意义上,我拥有了另一套评价文字的标准,那些“被删帖”的文字统统归入这个范畴之中,而无论这些文字书写什么样的主题、运用了什么样的技巧、寄托了什么样的情感……当这些文字被从网络上删除的时候,这一结果告诉我,这些文字距离真相已经很近了,当权利形成一种体制,那么从这种体制中就会诞生一种精神,称之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像是一只警报器,以永动机的原理运作,它会自动甄别不同或相反的精神向度,当发现这些“异端”的时候,就会发出高分贝的呼啸,为选集而至的“体制绞肉机”指明精确打击的方向;而“被删帖”就是这一流程的具体反应,那些被删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刺痛了意识形态的神经,于是,体制就利用手中的资源对声音进行剿灭。
   可惜的是,由于“敏感词”只具有技术主义的锋芒,这就让所有“被删帖”的文字无法得到人文主义视阈下的评价;必须承认,我的许多文字都是对问题的提出,或是给予一个尝试性的解答,而我希望读者的批评可以帮助我廓清问题的边界,并从中理顺答案可能潜伏的路线,很显然,在“被删帖”的语境下,不能指望这一互动交流;当然,“被删帖”现象本身就宣布着,网络并非一个百家争鸣的地带,我还不至于与虎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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