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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七发”——颁奖典礼致词读后感

病中“七发”——颁奖典礼致词读后感
   
   我被感冒折磨了一天,不算早上和晚上在四级风中骑车一个多小时的话,我已经够难熬了;今天一天,我在单位经常发楞,感觉身体和意识都已经不受大脑的控制,中午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多小时,一直有混沌的梦境伴随始终,甚至当我已经醒来,但是没有睁开眼睛,比梦境还要汹涌的画面呈现在眼前,山脉、河流、大海、沙滩、天空、云层……直到回到家,母亲做的阳春面才让我恢复了些许力气和精神,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洗澡,然后上床睡觉;就像我昨天做的那样,大概从今年三月份以来,我第一次在12点前睡觉,昨天我10点就睡了,夜里醒了三次:1点、4点、7点,感觉自己在充足的睡眠中俨然像个国王!在此之前,我似乎把自己当“奴隶”对待。我之所以罗列了一堆私人叙事,只是为下面文字的失常找一些借口(一个病人嘛,一边流鼻涕,一边写作,怪不容易的;况且很可能意识也有点错乱……),在此,我得感谢十个月以来的写作习惯,它给我对抗自己贪图舒适的本能的力量,让我必须写下些什么,才感觉这一天的生命没有白白浪费。
   今晚有幸读到了10号诺奖和平奖颁奖典礼的诺委会主席的发言,从10月8日的颁奖公告,到之后的诺委会主席对中国政府态度的回应文章《为什么我们给刘晓波诺贝尔奖》,再到今天的发言,可以看到一个关于普世价值观念的流程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对于一个之前从未听说过普世价值,甚至刘博士和《零八宪章》的人来说,假如可以将这三篇并不长的文字读上一遍的话,相信一定会有非常显著的启蒙效果;对于我——这样一个自诩已经“自我启蒙”的人——来说,读完这三篇文字,仍旧有一种温故知新的照彻。
   文章先复述了10月8日颁奖公告的一段文字,接着对刘博士以及家人、朋友不能亲临现场领奖表达了遗憾,并且说“今天我们不会颁发和平奖的奖章和证书。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授予刘晓波这项奖是必要的、应该的。”

   接下来,文章历数诺奖和平奖上那些未能亲临领奖的仁人志士,这当然就包括卡尔•冯•奥西茨基,以及安德烈•萨哈罗夫、列赫•瓦文萨、昂山素季。文章重申了和平奖的目的与初衷:“委员会的意图是通过颁奖,来凸显人权、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但是,体现普世价值的力度就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世人,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民众所享有的权利,是有人不畏个人得失而奋斗和努力的成果。他们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无畏奋斗的,这就是为什么刘晓波值得我们的支持。虽然本委员会的成员从来没有与刘晓波见过面,我们却感到很了解他。我们密切地关注和审视他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做为一名中国人,我读到这里很受感动和鼓舞。自由是有代价的,正是那些勇敢的人,那些“不畏个人得失”的人,那些力阻狂轮的人,正是这些人的“奋斗和努力”,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普世价值的进程;但在深受感动的同时,我感到一种惭愧,我感到自己并没有为普世价值的传播做过什么,那些呼吁普世价值的文字简直不值一提,做为一名中国人,以及做为一名北京人,我对刘博士以及那些接引普世价值火种的人们的关注,还不及远在异国他乡的人们;当然,我可以找尽人皆知的客观理由,但是,如果我审视自己的内心,必须惭愧地承认自己的软弱,除了一些自身之外的原因,我一直没有在“宪章”上签名,这当然是因为我的胆怯,恐惧,做为一种原始本能,在这样一个时代却依然萦绕灵魂,这大概就是一个后极权或新极权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及精神状态吧;我恐惧国保“请喝茶”、恐惧体制威胁我的家人和朋友、恐惧丢掉我糊口的饭碗……现实告诉我,了解普世价值是一件事,而践行普世价值是另一件事,只有勇敢者才真正可以践行普世价值。
   文章在介绍刘博士的行状后,再次提出和平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于一个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应承担的人权责任提出敦促:“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一种彻底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将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否则,就可能面临社会和经济危机四起的险恶局势,从而产生危及整个世界的消极后果。”
   文章提到了经济发展和普世人权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对普世价值和网络的作用进行了辨析,并且援引了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话:“新的信息技术给了我们与世界相联系的可能。即使统治阶级对此抱敌视态度,世界和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做为苏联共产主义的翻版——中国,在对网络的态度上,远不如今天的俄罗斯;体制的高层也不会说出以上的一番话,这恰恰说明,俄罗斯在走向普世价值,而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或者进二退三。
   文章提出,中国做为联合国成员,并且在一系列人权文件上署名;同时在中国宪法中,也写入对基本人权的承诺和保障,因此,文章表示:“刘晓波正是践行了他的公民权利。他的所做所为无错、无罪,因此他必须获得释放!”这是普世价值的黄钟大吕,是正义的呐喊,可是,面对一个耳聋眼花的体制,这种呼喊是否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呢?从“宪章”的发布,到对刘博士的监禁、审判、关押,到否定和平奖,再到禁止刘博士的家人、朋友代领奖项,这一系列的行动,无不表示出体制对待普世价值的态度;体制释放刘博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之前的一系列反应来看,指望体制因为外部的道义指责而有所改变,恐怕是异想天开;而真正可以促进体制改革的是国内的民众,争取我们自己的人权,争取做一名公民,就是在促进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在促使体制做出改变,就是在凿开铁幕和关锁异议人士的枷锁,就是在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文章历数了近百年来欧洲的和平发展历程,并再次强调普世价值做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发展潮流,在过去五十年,甚至十年中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各地,民主的进程成为一种普适的共识和发展方向;中国,自然不是例外,正是以刘博士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推动着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目共睹的是,他们的推进是艰难的,从二十年前到今天,可以看到追求民主路上的曲折蜿蜒的痕迹,但是,在那些壮烈和无声的牺牲与奉献中,在那些轰烈或孤寂的岁月中,在那些呕心沥血的书写和大声疾呼的呐喊中,今天,民众的人权意识,比二十年前,甚至十年、五年前走出多远,在这一潜移默化的转变中,能说以刘博士为代表的人们,他们的付出没有回报吗?当然有,而且这回报要超过任何一种奖项和荣誉,那就是国人的公民意识的觉醒,而建设一个公民社会,培养未来的合格公民,一方面,不能寄托于体制的迷途知返;另一方面,也不能指望一群“臣民”来建设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成是需要公民参与完成的,当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公民的标准来看待自己和社会的时候,改变的动力和决心就蕴藏在人们对公民身份的确认和争取之中。最近几年,我看到在国内的一些地方,公民行动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而且其示范效果,成为了未来人们参与公民行动的参考标准和渐进方向。
   就像文章中所言:“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们所捍卫的是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主流。如此看来,他们不是什么异见分子,他们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文中再提“异见分子”,在国内则称“异议人士”或“异见人士”,在10月8日得知刘博士荣膺和平奖,兴奋之下草挥的文字《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当晚发于博客,立即被删帖),中我试着对“异议人士”进行了词源学的分析,这里想再补充一些。“异议人士”的称谓并非中国政府首创,而是借鉴苏联的命名方法,比如1975年的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就是苏联的“异议人士”;这个肇始于后极权时代的命名,本身就有着良知与体制间对抗的强烈张力,在一个长久以来风行“我代表”的语境中,谁有权朗声宣布代表人民?除了体制还会有谁呢?因此,自诩伟光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在体制垄断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无论体制吹嘘什么,人民只有听着的份,谁让人民只有“被代表”的资格呢?而现在,一个声音从人民的阵营中斜刺里杀出,向盘踞在扩音器背后的声音发出了挑战,这让“我代表”的布道大为恼火,于是将这种声音命名为“异议”,发出这种声音的人为“异议人士”,这是体制被冒犯后的命名回敬,所谓“必也正名”嘛,这之后的监视、软禁、关押、流放……也就名正言顺了;可惜,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体制很快就发现,不仅听惯了“我代表”的耳朵迅速倒向了“异议”的一边,人民开始用脚投票向“异议人士”靠拢,这才是体制担心的事情,那些谎言除了傻瓜还相信以外,体制和百姓都已经心照不宣,彼此糊弄着将虚假的生活继续下去,体制仅此一招,除了谎言就是坦克;百姓是没有办法,知道体制说的都是瞎话,可是想听真话不知上哪找去;而“异议人士”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生活的惯性,正是在“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异议”声中,人们如梦初醒,开始寻找失去的真实,而正是在真实生活的启蒙中,人们不但拒绝谎言,而且要改变生活在谎言与恐惧中的状态,在“异议”的指引下,人们行动起来了……这才是体制害怕的变化,体制不在乎有多少听众,体制希望的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可是,人们的视听一旦被“异议”灌顶开光,就像人们在黑夜中睁开眼睛,本能地寻找光亮。这样来看,“异议”究竟是什么?“异议”就是真相、真实、真理,就是普世价值;苏联帝国在“异议人士”的“异议”中土崩瓦解,“异议人士”这个名词,在后极权政权倒塌后终于正本清源,回归到历史叙事的本位,而正是诺委会与和平奖,超前肯定了苏联“异议人士”的所作所为,而这种对历史潮流和普世价值的肯定和推进,也成为诺贝尔和平奖一贯的价值理念,而今天,2010年的和平奖就颁发给了中国的“异议人士”!对于体制而言,这是一种羞耻,在21世纪的今天,只有中国——世界上惟一一个前宪政大国——还在继续着所谓的“特色”;对于民众而言,这是一种光荣,不仅是因为大陆的“异议人士”获奖,不仅是“异议人士”们二十多年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同(这并不是第一次,但对于诺贝尔奖却是头一遭,无论是在哪个奖项上,实际上,正因为获得的是和平奖,才具有无法比拟的历史意义),重要的是,今天的人权运动已经是亿万国人的共同心愿和集体期望,因此,刘博士的获奖,标志着中国人权时代的高调来临,预示着普世价值的进程,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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