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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的忧思

邮箱的忧思
   
   当我意识到邮箱出了问题的时候,距离事发日已经过去了几天,而且第一封邮件根本没有投递失败的反馈信息,第二天和第三天,我连着又发了两次,这两次都有投递失败的信息,第四天我用附件挂了一个空文档,这一次成功递到;于是我怀疑,网管对附件也可以进行监视;我用新浪邮箱一直没有发出要寄出的附件,于是我改用和讯的邮箱发信,这次第一时间就有了失败反馈;我猜想是父亲的邮箱出了问题,但我还是在搜狐注册了新邮箱,并向父亲的搜狐邮箱投递了那个附件,这次终于成功。经过这次折腾,我放弃了自己的新浪邮箱,寄信和收信都改用搜狐邮箱了。
   我一边熟悉着新的版面和设置,一边却不住在想,与其说是想,不如说是感到害怕,我和父亲的邮箱之一——或两个都是——被网络上无形的力量监控了,也许是人为,也许是过滤软件自动设置,总之,这大概要比“被删帖”更进一步,毕竟博客部分属于公共空间,尤其是当我将博客做为一扇向公共空间打开的门时,对于我来说,博客几乎可以视作展示公共叙事的舞台,但是,邮箱是私人性质的;我可以在某天关闭博客,管理员就无帖可删,但是,邮箱我每天都要用,那只染指我私人空间的权力之手,让我感到私人的空间被监视着,相信这种力量获取我的邮件信息,甚至黑进我的电脑并不是什么难事,况且,它们可以打着公权力的旗号公然地侵犯我的隐私权,这让我想起了师涛,想起了出卖他的雅虎邮箱……当然,以上都是我的假想,父亲的邮箱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这也许只是一次偶然;也许是我多疑的习惯等等,俗话说“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换个邮箱继续着通信呗。
   但是,经过这么一遭,我就想起了四大自由之一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很显然,在我遭遇“邮箱事件”的过程中,我并未享受到这种自由。《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写道:“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那么,我用邮箱发送消息和文字,却被一种我无从知晓的技术力量——而在这种技术背后,体现着意识形态和统治策略的深广表达——阻挡在门外,这种有指向性的“干涉”,已经构成了对我基本人权的侵害;而这种对广义上的言论自由的压制,包括“防火墙”、“敏感词”、“被删帖”等等,筑起了网络上对言论和思想进行管控、遮蔽的铁幕。在新世纪的背景下,这看上去像是一种个体与技术的博弈,比如利用“翻墙”软件跨越“防火墙”之类的技术突破,这种形下的探索是出于对现状的无奈,是以一种示弱、妥协的方式继续维护着“传递、接受消息和思想”的权利;但是,这也许就是在一个后极权或新极权的社会中,统治技术的更新和升级,它普遍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而采取了一种“柔性”的弹压策略,而将这种权利与个体之间的紧张冲突,伪装成个体与技术间的矛盾,这也许才是新时期体制“与时俱进”的突出表现。

   一方面来看,体制不可能继续极权时代的高压策略:意识形态上,它既无法还原极权时代的思想真空状态;在物质空间,市场经济已经彻底冲垮了原教旨社会主义立身的基石,也就是说,即使做为普遍默认的谎言,在今天,也不会有人再用“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东风压倒西风”之类的大言来忽悠百姓。在过去二十年中,民众在政治和经济的社会中自觉或下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在这种亲身体验中渐渐确定了个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即使这种关系是直觉的、直观的、经验的,而这恰恰为后知后觉的理论提供了生长空间;对于公民社会而言,我们不是在进行一场形而上学的试验,现实的环境为我提供了经验主义的先天条件,理论紧跟在现实的后面,也因此对已经或正在经历这些事件的人们给予了有力的思想支持;在网络上汹涌的民意正是这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过程体现。
   另一方面来看,体制在告别计划经济时代后,也需要对其“维稳”成本进行计算——就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军事竞赛消耗掉苏联的元气——天价的“维稳”预算已经让体制负担吃力,它需要一种更为经济的“维稳”手段,在一个意识形态没落的时代,谁也不会为物质之外的酬劳给体制卖命,每一颗国家机器上的螺钉首先作为经济人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体制的策略必须调整,它要在极权时代的前线后退,它的直接目标不再是人,而是对统治策略细部的建设,人终究无法脱离体制存在,也就不得不生活在各种的规则和法令之下;在极权时代,个体眼中的体制,往往是由具体的人来代表的,而今天,体制不再有具体的代言人,它化身成为一座建筑、一些制度、一些柜台、窗口和手续、以及一张张千篇一律的面孔;人们不再直接感到自己与体制之间的紧张,当人们感到被体制损害后,会发现竟然找不到对手;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那些最终由身体面对身体,比如:小贩与城管、钉子户与拆迁队,这样的场面中往往发生极端地冲突;而在更广泛、深入的领域,在那种身体面对做为各种制度具象的体制压力时,却很少见到如上领域的严重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杨佳袭警”案件,应该视作这种策略调整后的意外,也就是说,按照体制的预设,杨佳是没有逻辑的理由袭警的)。这就是新世纪,在个人和权力之间矛盾的新形式,个人面对的是权力的无物之阵,在这种环境中,个人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人,需要为自己被损害的权益负全部的责任;个人与权力之间的矛盾,再也不像曾经那样的直观;体制的治理技术变得隐蔽、有效、经济,而且比之前直接针对个人的管控更为普遍和深刻,它形成了一张全方位的网,用条文化、技术化、机械化的经纬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统统收入囊中,可以说,这正是“楚门世界”的愿景,它是通过统治策略的改变而逐渐加以实现的。
   这是否说明个体与权力之间的矛盾弱化,甚至已经不为人们感知呢?不是的,假如将这种根本矛盾视作人类历史中推动政治体制探索进步的源动力,那么这种矛盾在今天依然深刻作用着我们的生活和认知,它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设置,也植根于我们的意识领域,连通人们的精神与情感资源,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感到自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事实,即使无法找到某个具体的人来为苦难负责,但并不意味着他在情感与理智上放弃这种寻找,而这种探求,却是人类的本能;人们开始变得更理性、睿智地观察、思考,人们要抓住隐藏在那冠冕堂皇的表象背后的真凶,而这种努力在不知不觉间就将人们带向了普世价值。
   如果观察普世价值进入人们视阈的时间,大约就是这四五年之间的事情,为什么是现在?做为一种理念的普世价值,也有着客观的传播环境,不能想象在极权主义时代可以提供孕育普世价值的土壤;也不能想象在一个温饱尚难的社会中,人们会关心一种价值理念;也不能想象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普世价值会寻找到东渐的途径,正是在结束极端年代后,在开放带动经济发展,在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客观背景下,普世价值随之走入人们的视线和生活;政治和经济存在交集,但也有不交集的部分,当人们发现,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已经无法在经济的层面予以解决的时候,也就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得到襄助,这样的认知不局限在经济层面,而是涉及全部的上层建筑。做为这二十年来的政治合法性的改革,到了今天,再也无法从经济角度提高全社会阶层的收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频繁响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普世价值率先在民间得到传播和确认,假如体制还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所检验的普世价值就应该是真理;假如台湾实现了民主化的转型,并且在民主中不断完善民主制度,那么台湾的实践,也在检验着民主宪政的真理;我们不应该例外在世界潮流之外,普世价值的中国,是每一个人值得争取的未来。
   那么,像我这样弱智弱力的“草根”,又该如何为普世价值进一份绵力?首先就是知识,至少我应该了解普世价值的内容和历史沿革,而网络向我提供了一个最为方便快捷的知识资源,我可以借助网络来实现自我启蒙;其次,在知识层面上的积累后,就要用自己的认知结合现实的状况表达出来,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的“说出”,才是对普世价值的呼吁;第三,也就是在之前的理论基础上,自觉地实践普世价值,对我而言,就是学习做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公民。这最后一项,也是最难的一步,它不仅需要理论支撑,更重要的是要求一个人的勇气和耐力,而不得不说,这是大多数人所缺乏的品质。我们固然无法一天建成公民社会,而且我也非常赞同“从小事做起”的理念,比如:坚持每天写一篇博文宣传普世价值(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能坚持一年,甚至半年,也绝对是一个奇迹),但是,关键在于“行动”本身,公民社会是努力争取得到,而不是坐等来的;相信每个人都感到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持观望态度,作壁上观、搭顺风车,但是,这一次,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相信没有人会将自己的未来交由别人打理,普世价值终于实现的那一刻,可能就在你的一篇文字、一条微博、一声呐喊中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言论自由的需求更为迫切,假如我的帖子被删、邮箱遭禁,恰恰说明我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体制用这种方式“肯定”了我的付出。恐惧是有的,但是不会永远强大,就像我第一次遭遇删帖时的愤怒和不安,删的帖子多了,也就在这荆棘中走出了一条心路;在当前的现状下,也许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让这种“被删帖”、“投递失败”现象成为常态,既然无法用积极的方式改变体制的作风,那么就用我们的努力,让“防火墙”、“敏感词”在频繁的警报中失去耐心。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非在与一种软件或技术打交道,那只是博弈的战场,用最轻的力量叩打铁壁,颤动也会传到墙的另一边;用思想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想做出改变的人而言是容易的,相反,对于那些固守陈规(往往这种观念是由体制灌输给这个人的)的人却誓比登天,但是,传播思想的力量却不因人们的接受和拒绝而消失,即使一道铁幕将这种力量挡在体制的藩篱之外,那么这种力量仍旧会以精卫填海的方式在铁幕下聚积,无时无刻地敲打人造的铁幕;当躲在铁幕后的耳朵听到这日益轰鸣、震耳欲聋的声音时,就是铁幕寿终正寝的日子,也是普世价值散发光芒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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