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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荡旧生涯——《闲趣》及其他

摇荡旧生涯——《闲趣》及其他
   
   在十年前春早先生的《闲趣》中,用画配诗的方式开启了他专有的风格与言路,值得玩味的是,十年前的春早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笔下的“回忆”主题中,蕴藏着深远的历史和文学向度;我想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闲趣》的缘起就像这本集子的名字一样,当时春早先生的诗歌创作刚刚起步,对于天赋、才情、技巧、经验、知识资源等等方面的开发与磨合,都是全新的写作,甚至是人生体验。记得在那个时候,春早先生对于诗歌的热情来自于创作过程的喜悦(今天,这种乐趣依然是春早先生写作的动力之一),在我看来这种喜悦接近着儿童的纯真,也许,这就是精神创造对人的升华。
   记得《闲趣》之前,春早先生曾经有一个写作计划,是搜集、整理老北京的歌谣,为了这个计划,他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是这个计划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当他再次重拾这个计划时,对原先的写作构想进行了调整,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春早先生保留了老歌谣的民俗定位,而用画和原创文字来支撑起这一记忆主题。
   我记得这本集子从创作到问世,用的时间并不长,就像《闲趣•序言》所言“聊赠亲友”,春早先生向周遭的人们都送上了这本《闲趣》(有一个细节值得一书,当时在春早先生旧居的楼下有一陈姓菜农,春早先生当时还送给他一册《闲趣》),在《闲趣》完成后,春早先生的写作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之后的三年中,先后完成了自传体小说《一片花飞》、杂文集《半瓶堂论集》,以及诗词若干;有趣的是,在《闲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体——曲,在春早先生日后的创作中几乎少之又少,除了《闲趣》之后的《咏街头摊贩》是以套曲的文体配画外,大约2005年的作品《咏蝙蝠》(原拟收入《再见童年》中,最后又被春早先生撤换下来)是曲中的精品之作。

   在《闲趣》后,春早先生开始了对词文体的钻研和创作,并且留有大量的词作,从我掌握的不完全的作品来看,最迟在2003年,春早先生的词作已经渐入佳境,可以说春早先生的词作功力是在那个时期磨炼成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春早先生感觉用词的文体表达一个主题,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情;2004年,春早先生从旧居搬出,2005年太和正音开张,这一年对于春早先生的写作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春早先生开始长时间接触网络,并从此打开他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有幸读到了许多优秀作家的经典作品,而这一年,春早先生的杂文写作跃升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是因为网上的这些佳作,为他的写作打开了宽阔的视阈;当时与公司有着业务往来的一位文化人,正在筹备一本人文杂志,他大概是任主编,在国贸的一座写字楼租了办公室,拉着一伙儿年轻人四处组稿;这位主编在办杂志前就是春早先生的“粉丝”了,因此,这次借着杂志创刊的契机向春早先生约稿,这也让春早先生专注地打造他的文章,虽然这份杂志最后未能问世,但是,通过几篇倾力写作的文章,春早先生的散文功力得到精进。
   2007年,太和正音进入半停业状态,直到2009年春早先生开始创作《再见童年》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中,春早先生的文字不多,除了游记《澳洲印象》外,有一些不错的杂文;但是诗词方面的作品不多,就像是一鸣惊人前的蛰伏。
   《再见童年》的创作跨越了09、10两年,09年专攻绘画,10年是为画配诗。这一次不同于十年前的《闲趣》,春早先生和我就文字部分交换了不少看法,并且在“精品写作”的指导原则上达成共识,在这个写作前提下,就足以让《再见童年》远远超过十年前的旧作;在进入诗歌创作前,春早先生通读了几遍杜甫的集子,还有李商隐的集子,这为他的写作助力良多;而以春节为一道写作的分水岭,春节之后,春早先生诗力大增,前后作品形成了量与质的双重对比。从《再见童年》问世之后至今,春早先生借着密集创作的势能,又将笔力进一步发挥到更高更远的空间中,而这个上升的趋势还在继续着。
   简单扒梳一下春早先生过去十年的写作历程,从一路走来的文字中寻觅命运的轨迹,回望十年前的文字和心境,这其中的感悟只有作者本人可以参透;但是,仅仅从文字来看,春早先生已经从十年前走出很远,恐怕当他自己审视十年前的旧作时,也会感慨自己的进步和变化。
   但是,这本十年前的旧作,或者说并非成熟之作中,往往可见春早先生灵光乍现的才华,而在我对春早先生各种文字的阅读中,这种闪光跨越文体成为持续不断地向读者发出的信号,这不仅吸引着我的阅读,也总让我怀着一种期待,期待这光芒可以更加强烈,为我照亮一片壮丽的精神天界。
   比如《闲趣》中有一曲《红绣鞋》,内容是描写一个摇煤球的手艺人:
   
   肩挑筛盆铲耙,
   行来巷里人家,
   提水合煤齐齐划。
   切做新煤茧,
   摇荡旧生涯,
   天黑时作罢。
   
   这其中的一联“切做新煤茧,摇荡旧生涯。”堪称佳句,它的对仗工整,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名词对名词;对仗只是一种写作技巧,它为叙事和抒情服务,而最终的目的依然是对主题的烘托;主题是什么?一个摇煤球的手艺人,而在这个弱势群体代表的背后,是浸透生活的辛酸,对于一个弱智弱力的底层劳动者而言,在一个既无物质资源可以改变,又无精神资源可以凭借的人生中,时光和期待正从筛子的网眼中点点遗漏,本来虔诚注入的心力与精华,正在一双经年颤抖的手中,变成随风消逝的粉末,像是从风化的石碑上拓下的故事,却又被时间的巨掌粉碎后,从时针的指缝中滑落,炭化的文字瞬间已成齑粉,在叹息的风中摇曳成诗,用流水般的造型复述一段被淹没的岁月,那婉转回旋的飘飞,就像是一段生命的乐章,那旋律是否让人如听天籁,还是如泣如诉,抑或是在血肉干涸的生命之弦上,用泪尽泣血的弓弦演奏出的最后悲鸣呢?在那面煤筛底部剩下的沉默的煤核儿,与沉降在他生命谷底发光的记忆,是否真的黑白分明,还是阴阳混响?无奈的是,这些问题似乎不是这位画中人可以自问并自答的,命运给予他的,只有一把裁切化石的刀和过滤时间的筛,这是他的稿纸和笔,可是,他又写下了怎样的诗篇呢?
   “切作新煤茧”,像是在光洁的稿纸上打下的暗格,诗人开始在经纬中酝酿灵感、勾兑才情、铺排言路……这本应是缪斯交待的工作,诗歌,有着自身的辛苦和冒险,也有着专属的光荣和骄傲,诗歌,是诗人的苦恼与幸福;但是,这诗意的比附却与汗水和煤末交织的生活无关,形下不一定都能获得形上的高蹈,就像思想不完全在肉身上得到对应一般,也许从一开始,这首关于生命的诗,就从它置身的矿层中旁逸斜出,绝迹在言脉的中途,却被生计的罗网打捞而起,分类在经济的换算法则之中,仿佛命运之神的有意嘲弄似的,墨水,以固体的方式走进他的视野,从研磨到搅拌的动作升华让墨汁以反书的方式融入他的掌纹;刀锋的执拗和决绝替换了毛笔的内敛与温婉,但是,他的刀被没收了雕凿万物的功能,只能用横平竖直的简笔刻画时间挪移而过的轨道,在一瞬间,他的诗作像是一篇文字悄然蒸发的文章,那些空格似乎是曾经孕育过情思的花盆,种子已经萌芽、含苞、绽放、枯萎,一个高远的期许已经从方寸间起飞,向着精神的家园回归,而现在,只留下这些荒废的空间,记载着曾经生如夏花的灿烂;当漫游的风拧干培土中最后的水分,这张无字的纸,竟然也走到了它命途的尽头,既然言语道断,空留纸笔何用?稿纸被从大地的皮肤上揭下来,拓片上印着伤疤,随即被强力沿着纹理撕碎,零落散碎成一个个方块字,组合起一首无韵、无律的诗,它是一个倾覆的知识帝国的残垣断壁;它是一座文字通天塔的废墟瓦砾;它是罹难于秦火的经史子集;它是鲁壁遗留的残篇断简……凭借什么样的经验和语法才能复诵这首诗?恐怕还未开口启齿,就已经含泪吞声;更无论用一只笔记录下这瞬间即融化在历史中的一幕。
   “新”字是一句中力道的支点,在手艺人每日的工作中,总是在制作这些煤茧,这一拉磨似的动作本来并无“新意”可言,但是,这一个“新”字的着力点并非加之于切煤茧的动作,而是刷新在贫寒糊口中累积的时间;煤茧还是煤茧,日子却每天都是新的,但正是在这千篇一律的煤茧之歌中,时光正渐渐发乌、生锈,而折旧、贬值后的此时此刻,与逝去的日子逐渐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界限甚至不如煤茧上的刻痕清晰;生命与尊严,早已经不属于这个人,时间已经从他的肉身上分离,遁入无法想象、难以寻觅的空间,留下的只有不知所终的身体和无法漂白的营生。
   我注意到,春早先生十年来的写作中,其文字的切入点都是从民间立场出发的,这可以看作是“草根写作”精神的自觉体现;文字需要有所依托的认知土壤,按照以往的文艺评判标准,称之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依然适用于一个“崛起”时代的写作鉴定;从《闲趣》到《再见童年》这两个跨越十年的文本来看,作者关注的焦点和回忆的视角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虽然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秉承着我经历、我说出、我存在的形上原则,但就在作者以私人语法叙述一段记忆的时候,历史,正在以喃喃自语的方式得到校准和还原,在被大词官文和消费话语不断涂抹、改写的语境中,私人记忆,也就成为保存历史真相的诺亚方舟,在私人语法和修辞下摆渡的不仅是做为在场的历史记忆,它将作者和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中的人们,以同舟共济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官史书写有意无意留下的飞白中,打开了墨水的咆哮和纯光;应该说,这才是“草根写作”的初衷和向度,而这样的文字正是对“草根写作”的捍卫和发扬。“草根”立场并不是作者有意选择的,而是作者置身的时空与阶层的标志主语;但是成为“草根”阶层的代言人,却是作者有意的选择,在草根的失语之中,还存留最后的真实和希望,复原这陨落的声音,就成为一个诗人的任务和使命。在春早先生的诗作中,我们和那些身影与目光相遇,在时空的断片和狭路中,目击那些生命在裹挟而去的人海中,朝我们投来的意味深长的一瞥,这一刻,仿佛一个无法言传的秘密正从目光中传递给读者,让我在无声中神会于刹那。
   “摇荡旧生涯”,在对仗上句的前提下,将语意向前推进。“摇煤球”的重点就在于“摇”,恐怕现在惟一接近的比附,是过年时商家为吸引顾客眼球,在现场“摇元宵”;煤球和元宵相去甚远,“摇元宵”即使不是行为艺术,至少也是民俗风情,大有“申遗”的潜力可挖,况且元宵之意不在摇在于卖,在芝麻、山楂、白糖、巧克力等等各式各样的馅料在面粉的滚动当中,打开了购买者想象的味蕾,所谓秀色可餐,视觉和味觉最早结成了同盟关系,当面对各种尤物时流下的口水几乎成为遗传的条件反射;而除了形状以外,煤球和元宵再无任何交集,概念上,“摇煤球”是在做着固体的减法,煤茧的队伍已经集结完毕,筛子就是它们的决战之地,这是一场没有敌人的战役,最大的对手是彼此,它们在颠簸中彼此碰撞,仿佛在展示“布朗运动”;手艺人平端筛子——他已经是驾轻就熟——摇动起来,这个造型有可能与淘金或扶乩漫漶起来,它们都希望通过摇荡、颤抖、晃动让财富和命运显形,在承接的盘底留下物质或精神的精华,或是流光四溢的黄金,或是语义万端的谶语,无论哪一种,都是可以为扶盘人指引前路的凭证;而“摇煤球”不在其列,虽然从器具到操作,“摇煤球”与以上两者有着同样的生物动力学原理,但是这种劳动最后的结果,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煤球依然是煤球,生命的分量却在这摇荡之中渐渐变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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