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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力与谎言之外

   在暴力与谎言之外
   
   李慎之先生曾经本质性地指出:暴力与谎言是后极权时代体制维持运行的主要方式。这一观点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得到不断地确认,至今还未见对这一理论有颠覆性的刷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的悲哀,说明这个后极权社会一直没有改变,或者说只是进一步恶化;但是,也得承认,这个后极权社会的确也是在与时俱进——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这个体制的有意为之:体制的确是想做点儿什么,比如说“维稳”【但是,很显然这一举动和产生的效果南辕北辙;没理由认为体制的“维稳”是希望这个社会有更多的“群体事件”,但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维稳”使本来就一触即发的“群体事件”获得了一个合情合理地爆发点。从策略上看,“维稳”绝对是失败的。】,可是,这些措施非但不能让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反而激化了本就存在的矛盾。
   我认为,这个体制在它无意识下所做的,比它有意为之的效果更好。听上去很讽刺是吗?的确是。我愿意简单分析一下这种吊诡产生的原因:在一个道德对政治的调节已经完全不起作用的制度下(似乎从帝制时代开始,道德就对政治不起丝毫作用;但是,相对于建国后30年中的极权体制而言,帝制时代的道德幌子至少还在飘扬,而毛时代,连道德的幌子也被“革命”掉了),权力的运转是按照本能的方式进行的。权力的这种“丛林本性”曾经在世界上非常流行,只是,这二百多年来,大多数的权力都被关进了笼子;而在这里,是权力把人民关进了笼子!如果用人类进行比喻,那么,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像一个文明人——言行得体、规规矩矩;而前宪政制度下的权力像一个野蛮人——茹毛饮血、不通人言。权力的本能化运转,这是制度不文明的表现,不过,不受制衡、监督的权力是不会在意有人这么评价它的。于是,权力无所顾忌地横行,而在横行中,它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路径实现它的欲望。
   再回到我之前的思路:体制在本能中做得比有意为之要精彩。不光我,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有钱。这种富裕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当然,财富分配是不平衡的,贫富差距大概也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一些利益集团成为了今日中国的实际拥有者和领航人。这些利益集团拥有今日中国大部分的财富……好啦,这些你们在别处听过,我就不赘述了。我有一个观点想与大家分享:相对于政府掌握的巨大财富而言,从中分出一小部分来改善民生,无论是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甚至仅仅是食品安全,也可以让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而且我想说的是,这“一小部分”完全无碍于利益集团的财富,对于它们所拥有的部分,这点儿小钱儿真的是九牛一毛。既然如此,既然体制完全有能力这样做(比如全民医保),为什么却不做?如果仅仅将其归咎于体制与民争利解释不通,欲望的无限膨胀我清楚,但是,一方面人民被生活所苦,另一方面体制拥有改变这一困境的资源和能力(体制宁愿将钱用在“维稳”上),体制为什么按兵不动?

   体制绝对无法解释,因为这是体制运转的本能,本能不是靠理性,而是对自身欲望最大化的直觉追求。而政治哲学却需要对这一悖于常理的状况进行解释。而我给出的解释是:让人民在自己的生活中耗尽精力、财富、时间和尊严,符合体制的最大利益。
   长久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在思考并实践统治人民的方法——必须承认,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的成绩优秀;若总结一下其成功的经验,无非是严刑峻法加愚民教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暴力与谎言的原始模型。但是,如果参考统治者是如何失败的,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经验教训:几乎每个帝国都是在农民起义的巨大破坏力之下消耗尽元气的。农民起义的原因却十分简单:起义失败和忍耐生活的结果相同。换句话说,绝对的贫困导致农民起义,也是暴力革命中最可怕的一种:因为饿肚子引发的革命。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人民普遍的生存困境,是帝国末期无法解开的死结。我将这一点视作帝制帝国的绝症,如果不能治疗这一绝症,帝国就无法持久。很可惜,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没有找到令帝国长生不老的方式。这不是统治者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帝制制度本身的完善,不仅窒息了人民的创造力;也让统治者集团变得短视、肤浅、愚蠢、颟顸……(当然,我和许多人一样,觉得统治集团本性如此)换句话说,整个民族都没有提供制度改革理论的原创能力。
   1840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现代化改变了这个古老国度,以及每个人的思维和意识,而统治者所想的就是用现代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本能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做得很不错了,但是,环境对统治者非常不利,外有列强环伺,内有革命者的屡败屡战,最后连温和的立宪派都倒戈了……
   民国时代,统治者们虚心向列强学习,谁强大向谁学,学日本、学欧美,最后学苏俄。而学得最好的,是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强大之路。在这方面,期末考试表示毛比蒋学得更刻苦。需要提出的是,毛时代三十年,中国已经到达奔溃边缘,可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历史上常有的农民起义呢?这就是制度进步带来的“好处”:极权体制对社会的控制比帝制专制更细密、稳固。但是,毛的做法是在杀鸡取卵,这个体制不可能与毛一起陪葬,这就是改革的必然性。
   80年代是改革的探索阶段——统治集团想做的和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没有不同,更好地控制人民。不过,既然是探索,就得付“学费”,80年代在最冷的夏天里结束;90年代就轻松许多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们致富的渴望——当然,二十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这句话应该这样说:“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权力致富的渴望了”。
   依然是历史的经验,这三十年来的统治集团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集团,他们也许做错了无数的事情,但是,他们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原创性地打造了“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体制。虽然,我认为这是统治者的本能反应。
   恕我绕了一个一百多年的大圈,现在可以给出我的答案了:在今天,这个体制破解了帝制时代的“饥饿死结”。不会再有因为饿肚子发生的革命,这是今天的统治者值得骄傲的地方;不过,事情从来有利有弊:老百姓能吃饱肚子,那么,吃饱就不是他们首要的追求。
   近年来,维权事件蜂起,大概可以看作是老百姓在吃饱肚子之后的必然反应——这绝不是俗话说“吃饱了撑的”;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希望人民向毛时代看齐,绝对是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我们的人权水平距离普世人权的最低标准,还差得很远:不是刚刚才吃饱饭吗?甚至还不能保证食品的安全……但是,大多数人吃饱了饭以后,就会有更多的要求,而对于平等、自由、尊严等等普世价值的渴望,也就成为今天国人合情合理的追求。即使,这种追求仅仅停留在意识或语言层面(有些人走得更远,值得钦佩),也是对体制的最大挑战和威胁——这绝不是人们追求普世价值的初衷,但是,在一个逆时代潮流而行的体制下,任何对普世价值的诉求都被视作权力的异端,甚至仅仅是对常识和良知的伸张,也可能招致体制残酷地打击。而明显地是,无论权力者和无权者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启蒙的脚步既已开始,就不会停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如何应对,如何继续它统治人民的理论和实践?体制已经无法用控制粮食的方式控制人民——像朝鲜那样;但是,体制又不能坐以待毙,它必须做点儿什么,将这种注定不会持久的局面支撑下去。而这个时候,它没做的比它做的更有效。
   体制把人们留给那些未完成也不会完成的生活,让这种不完整的生活成为人们的陷阱和牢笼。长时间、高强度、机械地劳动;仅仅维持最低生活的收入;公共生活的缺席;精神产品的伪劣……当然,这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伤害(估计萨特不会想到“他人即地狱”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生活不应该是我们的枷锁,但是,今天,生活被权力制造成为我们的枷锁。生活在耗尽人们的时间、精力和热情,体制不必担心人们走上街头,人们已经被生活束缚了手脚——人们上街也只是为了乘凉;人们已经屈服于生活,再无力与体制周旋下去。
   目前为止,这是体制所采取的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可以说,这二十年来的稳定应该归功于这一手段的施展,如果没有意外,体制将会把这一手段无意识地继续使用下去。
   可是,这一手段是天下无敌的吗?
   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且不说那些早已经超过了民众所能承受的体制压力——比如那些“群体事件”;仅仅对于那些并没有置身于无法忍受的压力的广大人群而言,没有人会接受一种牢笼般的生活,人们目前在忍受这生活的枷锁,但是,没有人——无论权力者或无权者——认为这种生活是值得热爱的。因为,爱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生活本身;人们要做的就是让生活回归常态。而这种回归常态生活的动力,就在于人们本能地对生活中那些美好事物的珍爱。
   就像我曾经惟一一次经历过的,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人们突然意识到一种可能,一种成为更好的人,过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可能;人们意识到,这一切的可能都不是奢求,而是人们应该、也可以、并且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生活;而当这种生活近在眼前的时候,当人们正在为这朴素的要求而奔走呼喊,当人们感觉,已经开始走进这梦寐的生活时,梦被枪声惊醒……可是,除非一个人一生生死在铁屋之中,而一旦他尝过自由滋味——哪怕仅仅是在一个季节里;他都不会忘记这铁屋的生活,曾被自由之光照亮的那一瞬间,而仅仅一瞬,足以让人一生悠悠神往……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些时刻,让他自己感到:生活应该是值得热爱的,而不是像地狱般煎熬。而一旦人们开始思考:是谁将我们的生活变成监牢,而开始尽我们所能改变这生活的时候,自由,离我们就不遥远了。
   
   
   
   
   
   写于2012年8月30日至9月1日 午后 阴
(2012/10/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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