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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的成本

   鲜血的成本
   
   除夕时和父亲聊天,谈到了百年中的三场民主运动,一场是辛亥革命,一场是“八九民运”,另一场是“茉莉花散步”。辛亥革命成功了,“八九民运”被体制镇压下去,“茉莉花散步”目前只能以失败或未形成来定义。假如将改变一种政治制度视为“革命”,那么,这三场民主运动都可以视作革命,一胜两负,专制制度一直保持领先。
   父亲提出了一个观点:革命是否成功,取决于其中鲜血成本的投入。
   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对于未来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希望走一条非暴力的路。不仅是因为非暴力的社会成本低,如果中国真的要实现民主制度,一定要摆脱“枪杆子出政权”、“打天下坐江山”的历史轮回。换句话说,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民主,不仅是一种途径,而是有其深远的价值意义。

   暴力,作为专制制度的存在基石,以及它对国人意识的根深蒂固的直接和潜在影响,它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形象,它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塑造等等,使得暴力与民族和个人的命运牢牢绞合在一起。历史上看,暴力成为改朝易代的惟一手段,“革命”这个词,在汉语语境中,必然和暴力形影相随,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和平的实现政权更迭,国人对暴力的迷信,以及从理论到实践的轻车熟路,于是,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到帝制的建立以及结束,国共的战争到新中国建立,暴力如同死神的影子,飘过历史的大地。漫长的专制统治,以及历史孕育的专制文化,注定了暴力在社会振荡过程中的反复出场。是否可以说,只要专制制度存在,我们就难以摆脱“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吴思先生语)的历史规律,因此,让革命告别暴力,甚至让暴力远离政治、文化和集体无意识,不仅仅是一种实现民主的手段,也是建设中国民主的内在要求之一。
   但是,非暴力的民主是献给未来的,当考察历史的时候,不能忽视暴力的一维。如果从暴力的角度看待开篇提到三场革命,辛亥革命流血最多(不过,相比历朝的革命,辛亥革命算是流血较少的);“八九民运”有伤亡(现实的原因,数目不明),但是死伤不会超过辛亥革命中的人数;至于“茉莉花散步”虽然受到了体制的打压,但是,据我所知,没有出现散步者伤亡的情况。
   再比较三场革命对暴力的预设,辛亥革命是坚持暴力革命的,这从同盟会之前组织发起的十几场革命中可以看到其中暴力的谱系(著名的就有“黄花岗起义”),从大背景来看,当时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对中国的革命已经争论已久,吊诡的是,最后对清政府失望的是主张和平过渡的立宪派,换句话说,是清政府自己选择了以暴力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历史以暴力的方式完成了辛亥革命。
   到了“八九民运”的时候,我认为从开启学潮的学生,以及后来的工人、市民的参与其中,没有人认为这场民运应该以暴力方式进行,运动从始至终人们都在非暴力的意识下游行、示威、占领广场,期间的秩序良好,没有组织和个人采取指向政府的暴力行动。变数在于,当“六•四”之夜,军队在清场镇压中,市民与军队有个别暴力冲突,但是,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不能改变民运本身的和平性质。
   至于“茉莉花散步”,则是在运动之初,就明确提出了非暴力的原则,不同于“八九民运”,“茉莉花散步”在二十多年后,对于非暴力思想的重视和实践,说明民主力量对民主运动的思考趋向成熟,无论在技术层面上如何采用非暴力手段,非暴力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三场革命中,成功与流血是否能寻找出一种联系?
   在黄花岗烈士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这批革命者是如何看待自我与革命之间的联系,仅从看到的文字资料判断,这些革命者都有一种牺牲自我成全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这些革命者多有海外学习的经历,可以说是最早的“海归”,但是,与今天语境中的“海归”截然不同,后者是想在大陆淘金,而前者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批革命者年轻、热情、满怀理想,他们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可以在西方世界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选择,他们为自己看不到的成功慷慨赴死。当我看到那些写于百多年前的文字,坦白地说,这些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打动我的作品,而这一次,我不禁热泪盈眶。我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找不到可以参照他们的精神和行为的价值框架,我只有崇敬和仰慕,以及全身心地匍匐于这些滚烫文字上的体会和吸允。我仿佛看到在遥远历史中,那些前仆后继的身影,他们面孔模糊,只有留在时间缝隙中的影子,正努力将蕴藏其中的光芒一点点地放大……他们中有些甚至未曾留下名字,但是,他们最后都走入了一条壮烈奔涌的河流。出于我最真挚的敬意,我必须——虽然我因为能力有限——将这些真正为理想牺牲的革命者,和那些独裁者、野心家、弄权者、广大被蒙蔽的炮灰分开,唯有如此,才可以让这批革命者高飞的精神不至于萎落尘埃,这是我的文字所能做的献礼。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是牺牲,就像不是所有的暴力都是革命(在汉语历史中,两者长久以来都被混为一谈)。虽然,真正的牺牲,百年来被意识形态和御用文人涂抹得面目全非,在死亡的面前,在主义和理想的交织中,天渊仅仅差之毫厘,历史和人文评说,最终能否还原出他们消失在大地上的身影和足迹,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辛亥革命最终成功。
   再比较“八九民运”,作为民运的主体学生、市民,在“六•四”之前,对于自己可能面临的处境估计不足。而在镇压之后,民运力量后继无人。统观“八九民运”,有多少人将其视作革命,有多少人意料到体制的反应,又有多少人自觉地牺牲(必须指出,“做秀”和力阻狂轮的本质区别,应该说力阻狂轮的人,真正继承了革命者的精神谱系,而这样的人只是个别)?今天来看,因为民运的客观指向,旨在改变当时的政治体制,因此,“八九民运”应该算是一场革命。如果说民运失败了,民运主体对于这场革命的鲜血成本明显预算不足,或者说,大部分人没有想到,民运也是会流血的,而且一定会流血。鲜血是革命的成本,在中国历史上(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未流血的革命(无论是从“改变政治制度”这个层面来定义革命)。在比较学的高度上看去,假如“八九民运”希望取得成功,对于鲜血成本的预算,不应该低于辛亥革命。
   我不是在鼓吹暴力和流血,只是想考察流血与革命之间的关联,将流血视作革命的成本,它不一定可以促成革命的成功,但是,流血成本的不足,是不可能出现成功的革命的。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审视“茉莉花散步”,不仅是其非暴力主义的历史性超前,这种从行动之初就将流血成本排除在行动之外的预设,就可以判断她的结果了。
   中国民主的实现绝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非暴力对于民主是重要的,而流血成本也同样重要,两者构成一对矛盾,而化解这一矛盾的方法,正是我们走向民主的必经之路。
   非暴力应该成为一种理念,而不是僵化的教条;流血的成本应该是我们审视权力和体制的角度之一。如果我们希望政治体制有所改变,如果我们不仅是这样希望,而是行动起来,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暴力,是体制最常用也最不吝啬使用的手段。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暴力的性价比最优。“八九民运”也许就是最好的例子:二十多年来,再没有发生类似规模的民主行动。在这二十年中,虽然再没有“六•四”方式的弹压,但是,体制使用暴力来处理民众维权或群体性事件的做法更加普遍频繁。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任何有志于民主的人士,都不要低估体制使用暴力的耐心。如果没有对流血成本的认知和思考,中国未来的民主事业不会超过“八九民运”曾抵达的高度。
   我也看到,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体制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希望这种变化可以降低流血成本,但是,这种变化不会让流血成本归零。民主是有代价的,而在中国,这种代价也许更高。衷心希望我们可以告别暴力和流血,和平的实现民主转型,这不仅是国家民族的幸运,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幸运。
   
   写于2012年1月26日 夜
   正月初四
(2012/10/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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