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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主人翁

   未来的主人翁
   
   我心灵的成长是缓慢的,在加速流逝的时光里,我一再目睹自己徘徊在水流上的倒影。必须承认,推迟成熟的愿望像一朵在内心深处拒绝开放的花朵,我无法知晓花心的颜色,就像我不能揣测在成年的世界里,如何安置我的身体与灵魂。我的年龄在各种官方和法律文件中踵事增华,直到在人生的一道标志性关口,我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进入世界的姿态和方式,而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长久缺席在我应该所在的位置上了。
   “我应该所在的位置”,这句话值得玩味,也许它揭示的秘密比我辛苦搜寻的更多。
   无疑,所谓“应该所在”这一认知,是经过特定意识形态校准过的,沿着这一向度,我看见了什么?我仿佛看到,从极权到后极权社会中,体制统治的结构调整:在极权社会中,权力对人们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控制,旨在将人口进行阶级归类,并分配到相对应的生活里面(这一点在“文革”中表现最为突出,“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命运可谓天壤之别);而在后极权社会中,以意识形态为指向的阶级归类被放弃(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中心转移),取而代之的是为掌握财富而对体制进行的改造,应该说,权力成为一种垄断和分配财富的手段,权力成为一种工具,如果说在极权社会中,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而在后极权社会中,权力为一个利益集团服务。

   从极权到后极权社会形态的转变,标志性事件就是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和处置结果,这一事件的深刻影响,将成为日后人们不停返回历史的原因;而从92年重启的改革,正是因为“那件事”的影响,而将来自民间的利益诉求从权力的耳边轻易推开。而缺乏了民意的一维,也就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扫清了最后的障碍。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一个利益集团的成型和稳固;一个先天不足的市民社会;和人权普遍缺失的制度环境……这就是二十年来后极权社会的外貌特征。
   而我关心的是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塑,应该说,在意识形态方面,从极权到后极权社会的建构,比起在物质方面要差许多。从“不争论”、“闷声发大财”这样的口号提出,就知道体制在回避有关意识形态方面,与极权时期的自相矛盾。实际上,在从极权到后极权转型的重要事件——“那件事情”,就无法纳入后极权的意识形态体系进行阐释。从极权到后极权的意识形态转型,需要体制给出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而明显这套理论并没有被完善建立。于是,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必然,隔离开一个意识形态的空白区域。
   有趣的却是在这里,在极权时代,体制千万百计地灌输意识形态;而在后极权时代,体制极力淡化意识形态影响。曾经在极权社会生活的人,早就希望那种意识形态的鼓吹离自己而去;而从后极权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也已经习惯了意识形态的隐蔽运作。除了体制意识形态专家,大概不会有人记得这段意识形态空白。常识来看,也许人们更愿意忘记体制的谎言。也许这是一件好事,遗忘,将意识形态的伤害降至最低——即使,看上去是这样。
   但是,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感受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也许比自己以为的留下更深的痕迹。即使,这种影响,只是在与意识形态无关的领域呈现出来。
   这就回到了我所怀疑的那句话“我应该所在的位置”。
   在极权时代,这句话是有依据的,它是沿着本身的意识形态指向来完成自己的所指;而在后极权社会,已经不存在一个“应该所在的位置”,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它只是在我意识深处,发挥着所剩无几的副作用。
   但是,“我应该所在的位置”,真的不存在了吗?
   当然不!
   意识形态并非终结,只是转型,只是转型到符合后极权社会的结构要求。在新的意识形态之下,体制,要重新控制人们的思想。
   今天的体制,不会再以阶级来划分一个人的位置,今天的划分标准,比极权时代的最大不同就是隐秘。曾经,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身来判断自己的阶级以及命运的可能,划分标准是公开的;但是,今天,划分的标准成为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决定了所有人的命运。
   就在我懵懂进入这个崭新世界的时候,这里的意识形态已经为我和许多人做完了归类。在曾经有个时候,我们憧憬一个未来,在那个未来,我们以“主人翁”自诩——即使,这是一个谎言。而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未来里,我们不是“主人翁”。
   新的意识形态下,新的阶级正在与新的意识形态磨合。“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只是这一磨合过程中飞溅出来的观念碎片,它们暴露出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冰山一角,而很快,随着这一进程完结,留给人们质疑和思考的空间将越发狭窄。官民之间的矛盾,将在新意识形态的视野里得到解释和变形,这就是新极权社会意识形态在发挥对体制的保卫功能。
   从极权到后极权再到新极权的体制变形,意识形态,却无不是权力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主要手段,而新极权的意识形态,与新极权体制本身的匹配越发吻合。新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逐渐显形,我们有意——更多的是无意——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到了一个新意识形态默认的位置,而那个位置正是“我应该所在的位置”。
   新阶级的分层要比极权时代的更为简单:有权者与无权者。在极权时代,计划经济下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是这一时期的阶级分水岭,而权力者通过特权所占有的优势资源和社会地位,又远远凌驾在城市和农村阶级之上。在新极权时代,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在缩小,农村人口向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流动,在原城市和农村阶级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阶级;但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做为独立的阶级,还是视作一个整体,其影响力和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都远远无法企及权力者阶级。应该说,有权者和无权者是当下新极权社会中的两个大阶级,而对这两个阶级内部的阶层划分,才是阶级衍生的子系。举个例子,直观来看,一个“白领”也许要比一个基层的公务员拿更高的薪水,但是,“白领”和公务员属于不同的阶级,这就决定了两者在社会中不同的地位和命运。
   当我踏着宿命的幻觉行走在云波诡谲的世间时,我是否意识到脚下的路就像地图一般清楚明白,我的每一步,无不契合在意识形态编织的无边网络之中,而在每一条线的尽头,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权力设置好的结局。人为什么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我一直在好奇这件事情,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而对于自己的命运却知之甚少,为什么?我以为合理的解答就是,神,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人若知道自己的命运,就不再是人,就无法以人的思考和行动自诩。假如人们知道了自己的命运,知道了所有的起因和结果,那么,人们将失去希望——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希望的了。
   权力,本身有着模仿神的欲望,尤其是极权。在极权者眼中,无权者仿佛蝼蚁草芥,因此,用一种制度编织百姓于尘世中的命运,就成为独裁者醉心经营的乌托邦蓝图。在极权时代,人们的命运织锦图,是高悬在伟人头像散发光芒的天空之上;而在新极权时代,命运的丝缕无声覆盖住生活黯淡的天幕。即使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听到,透过无边黑夜,意识形态的低语正徘徊在我们沉睡的耳畔。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洞悉了身在新极权社会中的命运,哪怕是在我们最最深远和隐秘的梦中,我们宁愿在清早醒来的黎明中彻底忘记我们梦见了什么。而实际上,我们忘不掉,我们假装忘掉,而噩梦,早已经蛰伏在我们意识的深处,在每一个黄昏时分如猫头鹰一般飞起,用尖喙和利爪撕破我们栖身的睡眠。我们因为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而被生命诅咒,我们已经失去了希望。我们已经很清楚自己要去向何方,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状态,和什么样的结局。
   于是,一个最直接的局面正呈现在我们眼前:绝望。试想,我们知道了一切,却又无法改变这一切,除了绝望还能做什么?因此,在“我应该所在的位置”上,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在意识形态的向度上,这代表我对体制的认同,其意义大约与那位在橱窗张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蔬菜店老板相近,或许我青出于蓝,因为在新极权时代,人们甚至不必做出表态式的行为,意识形态的语法转换是在人们的意念中完成的,像一道没有雷声的闪电。关键在于,这是否就是我们惟一的命运?
   当然不!
   权力不是神,它不可能决定人们的命运,纵然有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纵然是无所不在的暴力与谎言、纵然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纵然是新阶级的形成和稳固……我们并非注定成为命运的奴隶,即使,我们的身份就是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奴隶,也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成为觉醒的奴隶,我们可以挣扎从意识形态的噩梦中醒来。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在意识形态未曾染指的彼岸,在那里还留有我们最后也是最珍贵的凭借——对自由的向往。
   权力可以禁锢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囹圄灵魂——就像两千年来的各式专制体制所做的那样;但是,权力却不能彻底扼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因为,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体制可以将一个人变成奴隶,却不能让一个人生为奴隶;换句话说,我们可能降生在一个奴隶制度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命运就是做一名奴隶;而在我看来,假如我们生于一个奴隶的社会中,反抗身为奴隶的命运,就是我们惟一的信义和心跳!心灵对于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才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推动我们走向自由和尊严。
   自由诞生于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之中,意识到这一点,才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主人翁,但这个未来,是与我们的努力有关的,是需要勇敢和付出才可以抵达的,在与你有关的未来,我们拥有共同的身份——公民。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从意识到这是一个最糟的世界开始的,要改变这一切,就让我们拒绝谎言,勇敢地生活在真实中!改变你自己,这世界,也会随之改变。
   
   
   写于2012年2月10日至13日 夜
(2012/10/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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