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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选择

   王国维的选择
   
   昨天与白之先生、春早先生相聚,白之先生谈到了王国维的投水,我们也因这个话题将围绕在这一历史或文化事件的各种解读和猜测耙梳了一遍。
   我估计“殉清”说,大概是诸多假设中最令文人“钟情”的一种,原因是,第一、这是传统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在春秋迭代之际的终极选择;第二、真正做到的人寥寥无几。形成这种局面也是理所当然,儒家理论成为皇权的御用学说后,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使其内容更好地为帝制服务,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阶段,称之为邪恶的理论并不过份,但是不要忘了,这一邪恶的理论是为邪恶的专制体制服务的。而那些被豢养的儒家理论钻研者(以及更庞大的业余爱好者),并没有停止在毁灭人性之路上的狂奔猛进,于是,对于一个帝制中的知识分子的终极归宿,已经在理论层面上给出了答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我看来,这与寄生虫的生存方式庶几近之;只是寄生虫不谈心性,在这一向度上,知识人胜出,耶!可惜,中国人的生存技能才是天赋本能,理论、学说、问题、主义等等都是工具、幌子、技巧、策略,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朝秦暮楚、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模棱两可,但是,从身家性命到富贵功名是丝毫不能马虎的。那些号召他人——老百姓们或者说被统治者——不要失节的人们,自己是不会被那些谎言忽悠住的——毒蛇怎么会被自己的毒毒死呢?因此,虽然“殉国”云云的大词说得很响亮,真正付诸实践的少之又少。具体到清末民初之际,真正“殉清”的有几个呢?再说回王国维,既然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评价当然是活着的人事情,于是,“殉清”一说自然受到“谈心性”或渴望在一个新朝代中继续谈的人们的追捧。只是,民国在1911年成立,王国维投水在1927年,时间上怎么也说不过去吧?要殉早殉了,何必等上十几年后再殉呢?况且要跳河也应该溥仪跳啊,轮不到王国维跳啊,清朝又不姓王……
   至少我不认为王国维是“殉清”,我认为王国维的自杀,不能离开社会学对自杀这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现象的认知。王国维放弃生命追求死亡,应该可以诊断为一种精神世界的坍塌,从而使其对生命的延续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背弃,这使他终于走向昆明湖。当然,这解释了王国维投水的动机,却没有揭示形成这一动机的原因。

   在若干原因中选择一种我认为可以展开的原因一谈:“殉文化”说。
   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故宫时,王国维就预习了投水这一心理过程,只是受阻于家人未果。三年后,终于实现。
   抛开王国维“南书房行走”的经历不谈(实际上,这一点非常重要,春早先生与我达成了共识:传统知识分子没有或少有自由人格,总是依附于权力,将权力对一己的厚薄视为人生的价值实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后的表现也是一例。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意义上的【即“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的《我控诉》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和崛起】知识分子转型,在今天依然没有完成。而这一转型又与政治体制的转型有着深刻联系),仅谈一个学者对待学术的态度。
   的确,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文化交锋的阶段,传统文化正在迅速集体退出舞台,不论王国维将传统文化置于价值选择的优先地位,传统文化依然是诸多价值中的一种,即使这种文化被新文化取代,失去了主流价值的地位而变得边缘化,并不妨碍其自身仍然具有的价值含量,也不妨碍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估的工作。换句话说,王国维有大量的学术工作可做,就算其他的人生价值不存在,学术,也应该成为他的第二生命,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生命和学术同归于尽呢?
   我不知道一个学者应该有怎样普适的人生观,但是,在学术和自我之间权衡,我以为学术要比自身重要,在两者产生冲突矛盾的时候,对于学术一端的倾斜,就应该成为一名学者孤军奋战的信念。在这一点上,王国维至少没能成为后来学者的精神榜样。
   我依然觉得王国维的投水与政治和文化都没什么直接关系,还是他自己的精神出现了危机,而这种危机未必只有一种诱因。
   此文没有对王国维不敬的意思,王先生的学问自有定论,不是我辈可以褒贬一词的。王国维在读书人的尊严还未彻底丧失的时代离世,未尝不是一种更智慧的选择,比之三四十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王国维至少还保持了死亡的尊严。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启蒙的艰巨任务,应该超过学术专业本身成为首要的时代课题,而在铁壁合围的语境之下,面对重重打压而越挫越勇的精神强韧,正是启蒙者必不可少的品质。
   
   
   写于2012年4月30日 黄昏
(2012/10/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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