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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之后,道德之前

   民主之后,道德之前
   
   作为一名草根写作者,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写作困难,那就是:写作必然与生活争夺时间。生活的内容是广泛的,不仅是糊口生涯,也有天伦之乐、朋友共叙,当然还有私人叙事的抽绎与展开……从可以支配的时间分配上看,我的写作从文字转移到生活的纸面上,并试着开拓出新的言路和修辞,不过,这不是这篇文字要讨论的内容。我只是用这样一个开篇,坦诚我的不足和那些受制于客观条件——比如时间——所造成的局限和短浅,让读者可以原谅我的粗疏,而从我的文字中获取可资利用的思考资源。
   许久以来,我的思考和文字围绕着制度建设展开,在我看来,目前一切症结的焦点集中在制度的层面上。需要提出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制度万能论者,之所以对制度建设寄予如此密集的关注和最多的热情,是因为制度建设是其他问题获得正确视角,并着手进行改造的制度平台。换句话说,一个民主制度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不久之前我写的一篇影评《学习勇敢》在博客中发出,有读者对我在文中涉及中国当下道德状况的内容表达了共鸣和担忧,这让我感觉,应该稍稍耙梳一下我对道德问题的观点,希望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

   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核心观念之一,从历史上看,道德要比意识形态更古老,甚至可以认为,道德比宗教还要古老,且更广泛深入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以及历史进程。
   道德从诞生之日起,就参与了上层建筑的建设,也就是说道德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发挥着自身教化的作用。如果对道德强行划分,那么,道德可分为权力道德和民间道德。
   权力道德是权力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手段之一。以中国的历史来看,夏商的道德规范少有资料,周朝的礼乐制度是不同于前夏商两代的(见王国维《殷商制度论》),可以说,周朝是将礼乐(道德)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进行强调的制度模式。春秋、战国时代,周朝的模式因为王权的衰落而无法维持,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孔子的“从周”,就是在春秋时代对周朝政治制度下道德建设复归的呼吁;老庄的思想则是对周朝道德建设的“反动”(“反者,道之动也”《道德经》);法家的思想是建立一种围绕更专制权力衍生的新道德;而墨家则是民间道德的领军人。
   帝制时代的到来,使得道德建设定于一尊。在我看来,最后的权力道德结构是儒家与法家的结合体,这一点,与一直以来学者对帝制专制的意识形态认知吻合:儒表法里。在道德上以儒家三纲五常为标榜(重点在于三纲,尤其是“君为臣纲”是权力道德的中心),而以法家的君主集权为内核。
   帝制时代,权力对儒家理论中的“忠”“孝”概念特别强调,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儒学理论被权力御用后的嬗变。权力道德的中心就是“忠”,忠君,忠于皇帝和权力。而“孝”则是权力希望用来整合民间道德的一条途径。必须指出的是,民间道德曾经(至今仍是)是保养异端的惟一土壤。春秋战国时代,权力的道德的解体,使得民间道德有机会在政治中得到表现,比如侠士的重义轻生,就是这个动荡时代民间道德的表现之一。帝制建立后,权力自然认识到民间道德的危险性,因此,需要建立民间道德的模式,用以规训新的权力道德建立前的民间道德环境。某种意义上说,权力用“孝”做为民间道德的标准是成功了,我说它成功,是因为在这个向度上的骇人纪录,已经超出了人性的边际!当然,因为权力的褒奖而使得这样的极端状况被载入史册,我愿意相信,民间道德即使被权力整合后,也依然维持在一个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状态下运行。即使,这种民间道德已经被权力染指改写。
   纵观两千年的帝制时代,道德,一直是权力的幡旗,招展开专制的叙事。而民间有限的道德资源,更多的是权力道德的延伸而不能成为反权力道德的民间精神基石。在我看来,道德也可以划归进文化的范畴,就这一点而言,帝制时代的文化,也囊括了帝制时代的道德,不必将道德从文化中分离出来讨论。不过,我愿意相信,民间道德还保留了一些大地的原质,而没有被两千年的专制文化同化。某种意义上,这才是真正的民间道德。
   道德的状况,在帝制结束之后,才有了变化,新文化运动中,对于用新道德替代旧道德,这是古老中国道德建设的起点,用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更新帝制时代的道德。因为帝制的结束,部分权力道德随着体制消亡;但是,只要权力尚存,一种新的权力道德还会被建立起来。而新的权力道德,其性质取决于权力的性质——专制的还是民主的。这样来看,从帝制时代结束后,直到民国在大陆统治的时期,一种新的专制制度的建立,也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力道德。国民政府在集权的路上越走越远,也同时需要用道德手段帮助巩固极权统治。同一时期,民间道德虽然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民间道德的建立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民间道德还远未能形成影响社会的力量。
   49年后,苍黄翻覆,一种更新、更极端的权力道德被建立起来;同时,民间道德被权力彻底涤荡,直到毛时代结束,仍然没有起色。改革时代的三十年,常常见到体制以各种名目来重申“道德”,无疑,这是体制继续掌控并试图重建权力道德的努力,可惜,这种努力已经没有效果了。原因在于,民间道德在极权时代被彻底摧毁,而民间道德是道德的载体,没有了民间道德,权力道德也没有根基,形成不了权力和民间两者间的互动。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无论是权力道德还是民间道德,都已经不复存在。体制到了今天,已经没有能力领导权力道德的建设,并非体制不愿意这么做,而是今天的情况超乎过往的所有时代,就道德而言,权力道德已经是负增长(不说极权时代的种种人权灾难,“八九”以及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权力对人权的打压),而民间道德在极权时代的虚耗后,一直元气大伤,甚至可以说,从帝制结束后,民间道德没有增量,反而出现退行。因此,今天整体的道德处在了历史的低谷上。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今天,无论是体制还是民间,都没有力量领导中国的道德重建。因此,中国道德的重建,只能在民主制度建成之后。
   这里不拟讨论民主制度建设(在其他的篇章里我已经说了不少了),只是假设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了。那么,道德建设从何开始?
   必须承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从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来看,看不到有什么力量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汉语的道德。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是否还有一种良善的可能?这就是我怀疑的,人们心底的良知,才是重建道德的开始,关键是:我们还有这种起死回生的力量吗?如果有,为什么不见于当前的时代,如果在我们心底,还有一个未被这体制扼杀的善良的自我,那么,是什么让我们甘于生活在这个体制之中?我们仅仅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采取了一种犬儒主义的生存态度?而这种不闻不问的“鸵鸟主义”真的可以避免伤害加之于我们,或是让我们的良心免于不安?恐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吧?也许后者可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心底的良知早已经埋没在时间中了。
   于是,道德重建就成为了打捞汉语良知的工作,这工作又该如何完成?在民主之后,我希望有一种公民文化可以逐步建立,用公民文化来完成对新道德重建的过渡。公民文化,汉语的公民文化,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公民文化,将会融合汉语文化的优势(这是我最乐观的估计了),形成民主制度下,汉语的公民文化。如果我的乐观成为现实,那么,这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如果我们拥有了一种公民文化,在这种文化上,尝试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而这种道德,将会打破专制时代权力道德和民间道德的分界,这大概是避免未来中国道德患上精神分裂的保证。
   权力道德会消失吗?不妨看看那些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有权力道德存在吗?政府会倡导一种道德?我似乎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些民主国家都有公民道德存在,这似乎是民主国家中惟一的道德。我想,这大概也是未来中国道德的方向,当道德不再成为一种权力的意识形态,道德才能成为民间善良的保持土壤。或者说,到那个时候,道德才能真正成为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一部分。
   如果我对未来的中国道德缺乏想象,那么,我想最大的责任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选择的,以及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的。在某个意义上,使我们与道德失之交臂,如果我们哪怕有一次机会,指尖触摸到道德的边缘,我是否有勇气改变我们曾经的生活;抑或是,这种机会无数次摆放在我们眼前,我们却视而不见,因为我们在逃避道德,逃避道德的责任,以及为道德坚持下去的艰难。这些不乐观,但是,却不是绝望,因为我们在逃避道德,恰恰说明道德对人心的感召依然存在,所以我们才采取逃避的姿态。比逃避道德更可怕的是,对道德不复存在的麻木和毫不关心,而对于道德而言,这才是最可怕的结果。道德的光熄灭,最后的希望也将归于黑暗。而今时今日,谁在为我们守望道德?这最后的希望,就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要让这最后的希望从指尖滑落,那是我们惟一拥有的全部。
   
   
   
   写于2012年7月10日至14日 夜
(2012/10/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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