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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极权主义的起源》

   读《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一部长久以来一直想读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读的书。记得三四年前,我在一家冷清的书店(现在那家书店已经不存在了)看到了这本书,厚厚的,封底印着“内部发行”的字样,看起来挺神秘。我没有买,也许是觉得价格不菲吧,于是与之失之交臂,就像与许多人与事物失之交臂一样。这次有机会从图书馆借阅,的确有些意外。
   我想也许是时间的缘故,今天的我再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觉得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比之今天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而言已经有了时代的差距。我想,阿伦特写这本书的时候,也许开了对极权主义研究的先河,作为开山始祖不能对其求全责备,毕竟创新是极其困难,也需要超越平常的认识和智慧。
   我想记下我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以供备忘。

   首先,这本书的结构有着缺陷。
   作者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在我看来,前两个部分可以略去不谈。至少我以为,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不是极权主义的必然成因。追溯极权主义的起源,不必到更久远的历史中寻找,不是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而是需要从政治的演变寻找极权主义的源头。
   其次,作者本人正经历过二战,经历过纳粹德国的反犹运动,她身在其中的经历,难免对其产生影响,使得她在对极权主义思考时未必能够沿着既定思路演进。而且,阿伦特作为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不能指望她写出一部正统的哲学或政治学著作,重要的是,她在文字中那些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即使,思想是灵光乍现式的,尤其难以让读者捕捉。
   第三,希特勒和斯大林两种极权主义有相同之处,但是,要分辨它们的不同,才是研究极权主义的关键。
   尤其是在今天,研究德国、苏联的极权主义,是为了更好地思考毛的极权时代,而只有了解了毛时代,才能把握后毛时代,或者说后极权时代的制度变型。
   我也愿意简单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希特勒的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不是其极权主义的本质。我知道这一观点与阿伦特相左,我认为反犹或大屠杀只是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就像战争也只是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反犹主义历史悠久,而极权主义却是现代化的产物(可见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化与大屠杀》),大屠杀是极权主义以及其邪恶本质的表现形式,但是,却不是极权主义的内在要求。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最新产物(20世纪范围内),做为制度它是全新的,而它的本质却是人性黑暗的一贯反映。斯大林的“大清洗”主要对象并不是按照种族划分,但是,这无疑是极权主义的表现之一。关键在于,极权主义使得这些宏大的杀人计划可以实现,而实现的条件,一是现代化提供的技术支持;另外就是极权主义制度本身的政治特点。人权是如何被制度剥夺,人,或者说人的公民身份是如何失去的?纳粹德国的犹太人,首先被权力塑造成“非人”——而这一点与其说是“反犹”的历史演进,不如说,是“历史”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被赋予新的意义。而这一点,在斯大林的苏联;以及毛时代具有相同之处。——想想“黑五类”这样的“政治贱民”是如何被权力的宣传率先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其次才是肉体的迫害,而在这个时候,这些“政治贱民”已经不被视作人民,因此,消灭其肉体就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同情。这一点与纳粹对待犹太人几乎如出一辄!因此,不能认为反犹与极权主义有着必然的历史传承——中国就没有类似地种族主义传统,但是,不妨出现毛式的极权主义;要从政治制度本身寻找原因。
   第二,极权主义的本质也不是战争。虽然德国发动了对欧洲的战争,但是,历史上帝国的侵略战争是常见的,这一点不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二战时,苏联吞并波兰、进攻芬兰,但是,这些局部战争并不能说苏联拥有德国那样的战争野心,但是,这并不妨碍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同样,毛时代中国也没有大的对外战争,至少不能说毛的中国是对外扩张型的,不像德国,甚至也不像苏联,但是,毛的极权主义也搞得有声有色。因此,应该说极权主义在“作恶”的能力上超过了以外专制制度,而要说极权主义的本质,要认识到它反人性、反人权的特质,这才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之一。
   第三,意识形态。希特勒和斯大林两种极权主义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系统。有趣的是,希特勒对共产主义的憎恨与反感,在他的文字和演说中非常普遍。可以说,在政治立场上,两种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但是,为什么不同的意识形态却出现在相似的极权主义制度中?这是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意识形态就是为权力服务的,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几乎等同谎言(至少我大多数时候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极权主义的存在,就必然需要谎言为其服务。应该说,谎言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之一。没有谎言,就无法回答来自生活中的,已经被权力用心驱逐,但是仍然不断滋生出来的常识认知,因此,权力者必然使用谎言,才能弥合宣传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其次,德国和苏联同为极权主义,但是,还是有着不同,这既有历史的,也有制度的。两国都在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极权主义。而做为工具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只要可以为权力服务,只要可以掌控人民的思维和意识,即使存在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宣传,也依然丝毫不影响本国意识形态稳如磐石。
   第三,宣传的力量不在于其内容,而是强度和覆盖范围。稍有常识的人对纳粹宣传的内容都会嗤之以鼻。但是,这样愚蠢的宣传是怎么俘获德国民众的?就像戈培尔所言“谎言重复一千次”,道出了其中真理,在全社会范围内,无时无刻地宣传,足以将民众洗脑。现时代的商业广告大约掌握了戈培尔的法宝,每天的不停播送,很容易将品牌像楔子一样打入观众的意识里。试想,按照这个频率,每天宣传的不是日用品,而是种族的纯洁、乌托邦的美好和吃饭不要钱呢?这就是洗脑!就是对人民常识和判断力的剥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只能接受权力的意识形态宣传,因为别样的消息是不可能听到的。
   第四,德国的极权主义是未完成形态,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是完全型态。德国的极权制度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战争终结了第三帝国。我们不能知道纳粹在占领整个欧洲,或者消灭所有犹太人后,还会做什么。但是,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建设是完整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苏联的极权主义,对极权主义研究更有意义。
   第五,极权主义虽然起于欧洲,但是,做为制度却并不限于欧洲地区才可能诞生。这就是毛极权主义产生的前提。也就是说,凡是有过专制历史的国家和民族,都是极权主义实现的温床。极权主义,这一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很容易与专制经验和文化密切结合,而原因就在于,极权主义的专制本质,与历史上各种专制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专制程度上更上层楼。
   第六,极权主义本身也在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型,在极权主义普遍终结的欧洲(它们经过了后极权主义时代),当民主做为一种制度在这些曾经的极权制度国家建立之后,可以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在欧洲已经终结,历史进入新一章。但是,极权主义在东方的嫡系却还在与时俱进。并且根据时代、环境和国情的特点,有着迥异于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内核。相信,对于中国正在经历的后极权或新极权主义,本国学者应该拿出更有力度的作品,让国人认识到这一制度的本质,毕竟,这是我们必须生活其中的制度,也是我们必须将其改变的制度,而改变它,正是从认识它开始。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余世存先生提出的“次法西斯主义”概念,是对这一制度的高超判断,余先生的概念更多地从文化和社会学角度来定义这一概念,缺少政治哲学的维度,使得这一独到见解未能成为一种体系思想,我期待余先生未来可以拿出对“次法西斯主义”的系统分析,充实这一概念。徐贲先生也是使用过“新极权主义”这一明确概念的,同样,限于我的阅读范围,未能见到徐先生更多的关于“新极权主义”概念的分析。许允仁先生是我读到过的,对于“新极权主义”进行了系统耙梳的学者,可见于他数篇文章,目前以许先生对“新极权主义”特征的分析,是对这一制度最详细的概念分析。但是,对于“新极权主义”这一更新的制度形态,一两个学者的一两篇文章,只能是学科上的起步阶段,无论这一制度还有多长的生命,对这一制度的思考和研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课题。
   围绕《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展开的思考已经展示完毕,合上书本,思路还在滑行。这个时代,的确需要有学者做书斋中的工作,为读者提供智力支持;但是另一方面,民主诉求更需要起而行之。我们固然需要看透体制的眼光和智慧,但更重要的是,是改变这一制度的勇气和行动。而要获得这种力量,就不仅仅是依靠阅读可以实现的。建设公民社会,在人与人之间实现更好的沟通交流,在公共生活中意识到彼此的相同处境,而要改变这一困境,就需要借助政治的手段,实现公民权利的充分拥有。
   最后想说的是,通往奴役之路是容易的,但是,走向自由却需要付出辛苦,尤其在自由之路荆棘密布的境况下,自由,是勇敢者的最高荣耀。
   
   
   写于2012年6月9日至10日
(2012/10/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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