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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的纪念

那一天的纪念
   
   二十二年前的那夜,我睡得很熟,完全没有听到盘旋在夜空中的枪声,那一夜来了又去,似乎对于我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至少当时的我是这样以为的。直到二十二年后,直到这一天又再次到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一夜不仅与我息息相关,和千百万与我一样的人来说,这二十年来的命运,正是那一夜写就的。
   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就觉得应该为这一天写些什么,算是纪念也好,算是抒怀也罢,总之不想让这一天平淡无奇地来,再平淡无奇地走,就像其他364天里发生的一样。大约去年的时候,我写下了《证明的时刻》,希望借助扒梳历史寻找、打捞那些沉沦于时间长河中的身影和光辉,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文字如水,将我注入字缝间的情思一并带走,去往了它们该去的地方,那些托付于文字的期待,已经从黑字的高台上展翅起飞,那像一个不可言传的秘密,被给予了文字和心灵,它让黑字透明、发亮,呈现出水晶般的质地和光泽;然后在身体蛰伏已久的血性中放射咆哮的灵光。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心愿已经完满,但是,我却依然骨鲠在喉,文字有它表达的上限,尤其在人们出离愤怒之后,文字也会失灵、错位。
   我知道对于这一天而言,我写下的文字简直不值一提,对于这样一件名垂青史的历史事件,任何对于它的记叙或抒情只是在重复或放大那些没来得及昭示的声音和光芒,在历史上的那一天,一切已经被铭刻在时间的轨迹中,是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法更改的。但是,历史充满吊诡,这一事件不但没有得到本属于它的历史评价,甚至关于它的起因、经过、结果都被人为地遮蔽、模糊、疏远,被放逐到公共记忆的蛮荒地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二年中,依然有人在为这一天奔走呼喊、奋笔疾书,为什么?他们用这种方式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人们为什么走向广场;不要忘记那些呐喊与呼声;不要忘记那些仆倒在长街上的生命和力阻狂轮的身体;不要忘记希望的火焰是怎样被扑灭的;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是那一夜的结果……在一个无从记忆的环境中,我们惟一可以做的就是抱紧我们的记忆,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天,如果我们忘记了曾经发生过什么,如果我们忘记了曾经距离未来近在咫尺,那么,那些鲜血就真的白流了。一个人可以不读历史、不懂政治,但是在面对赤裸的生命时,也会产生最朴素的情感,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本能,一人不可能目睹那些无辜生命的逝去而无动于衷,正是流淌在那一夜中的鲜血,让我感觉,我需要写下一些文字,让我不至于在空白的记忆中麻醉得更深。

   可是,当我提笔的时候,我却不知道能为这一天写些什么,不仅是因为在我远去的记忆中,对那一年的夏天记忆模糊,在后来成长的每个阶段,我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来自周围人们的信息中,都对此讳莫如深,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话题,只有偶尔流露的零碎的叙述,却无法帮我还原一幅完整的图景,那仿佛是一幅缺失了太多拼板的拼图,我无从窥见事件的全貌。而网络的普及,也让我拥有了获得知识的条件,而在不同立场和角度对这一事件的审视和判断,又让我迷失在价值和话语的纷争当中,我依然无法寻找到一条返回历史的进路:体制与民间、精英与民众、谈判与博弈、机会与选择、暴力与生命……太多的矛盾对立,让我无从为言路寻找到一个切入历史的开口,我只能让自己冷静下来,从那些争论中起身,返回我最直观的认知,返回那个被血浸透的夜晚。
   对于我来说,无论在那一夜之前发生了什么——即使在这段时间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发生——也许都不重要,而权力的绞肉机被启动的刹那,一切已经清清楚楚,体制用暴力回答了人们的诉求——而无论人们诉求什么!书本上的经验告诉我,所谓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很显然,这种价值观念在这里没用,如果权力一开始就不是靠选票获得统治的呢?在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体制中,权力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不知道二十二年前人们是否想过这些,也许绝大多数人没有想过,也许只有在那一夜之后,人们才会这样想或那样想,但是,对于那一夜来说,这都没有意义——我所谓的意义,不是事件之于我们的意义,而是我们之于事件的意义,无论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智力支持,已经无法让时间逆流,让坦克调转方向,让子弹回到枪膛中,一切已经发生了。在此之前,人们并非没有猜测,甚至在军队待命城外的时候,就已经向人们暗示着杀戮的信号,是什么让人们继续坚守广场?我想,不是宪法、国际公约或侥幸心理,而是人们心中一种最纯朴的认知——军队不会向百姓开枪!而那一夜,子弹击碎的不仅是生命,还有人们心中最后的天真。
   如果没有那一夜,无论事件的结果如何,它大概只是时间河流中的一朵涟漪,泛起的余波荡漾开来,最后慢慢归于沉寂,就像历史上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一样,被人们给予一个别致的标签后,收纳进记忆的档案之中。但是,那一夜过后,谁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工作,权力不可能,民众也不可能;事件不是因为体制极力淡化它的努力而被悬置起来,而是那一夜的鲜血和生命,使其成为悬在这个民族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个人都要对锋刃起誓,然后从刀口走过,这是我们进入未来的惟一途径。我们所有人的疑问、信仰、痛苦、期望从那一夜开始,也必将回到那一夜得到解脱,那是我们必将经历的一场审判,我们是原告;我们是被告;我们是证人;我们是陪审员,而法官,是永恒的正义。有罪的,颤抖吧!罪人可以逃过死亡,甚至在死亡中逃逸,但是,罪恶逃不出正义,就像罪行不会消失,而是必须经过正义的审判一样。有罪的,颤抖吧,恐惧将永远伴随你们的灵魂,无论到地狱还是任何地方,这就是罪行的代价。
   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们,为什么也会承担“原告”和“被告”的身份?他们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既要控诉,还要受审?如果使用暴力是确定无疑的罪行,那么,我们的罪责又是什么?我以为,以这一天为一道历史的分水岭,过去的22年无法分立于这一事件而独自进入社会学的视阈。我确定,22年前的那一夜,我们都是受害者,即使我们可能没有在长街、在广场上,但是,那一夜牺牲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但是在那一夜之后,在人们被枪声启蒙之后,那一夜、那一天,已经不属于某个人——无论英雄还是罪人,而是属于所有从那一天活过的人们。当人们走向广场,不是寻找一种壮烈的失败——我对一些学生领袖当时的言行不以为然,那不能代表百姓的认知;而是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即使人们只是在长久的愚昧和蒙蔽中,本能地感知到一种朦胧的曙光正在向他们露出微笑,人们在那些学生的身上,在他们的言行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学生进入广场之后,千百万市民加入到这场运动当中,倾尽自己的热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在六里桥,民众阻拦戒严部队进城的动人一幕——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另一种力阻狂轮!而这一壮举,也注定镌刻进历史的丰碑。但是那一夜过后,我们所有人承担了这一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非一个完成了的事件——它在历史上发生过,但并没有完成;它向着未来开放,如果说对于英雄和罪人来说,那一夜的行为和决定,为他们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划上一个句号,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没来得及做出选择,或者说,过去的22年中,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
   即使是在一个资讯并不发达的环境中,即使根据媒体的报道,以及坊间的流传,即使那一夜没有亲临现场,一个认知正常的人,也会清楚那一夜发生了什么;况且22年的时间里,人们完全有方法去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一个人选择无知,那么他等于选择了忘记。人们会忘记一些事情,由于记忆力的减退,或者因为这件事情对于记忆者太过沉重、痛苦,人们要把它忘记,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忘记了那些不该忘记的事情,这就是一种过错,甚至是一种罪行。而这一事件,就属于“不该忘记的”!可是,在过去的22年中,我们又做了什么呢?我们简直完全忘记了它发生过。如果说22年前,我们是受害者,那么,过去这22年,我们成为了罪行的同谋,即使这并非有意为之,但是,在结果上却是如此;我们无法以22年前的无辜自诩(如果有人还真的这样认为的话,实际上,人们也许连这一点都忘记了),过去22年中,我们成为了罪人的帮凶,我们用沉默和遗忘帮助罪行掩盖那一夜的血迹。我们不是无辜的,我们的罪,是在那一夜过后犯下的,是在22年中积累深厚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我们要做的是审判我们自己,为过去22年中的过错付出代价。
   如果说代价是一种正义的话,那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正义呢?英雄的事迹被遗忘,在时间的冲刷下默默无闻,这是正义吗?权力者弹冠相庆,并从此开始了另一种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正义吗?精英们或是流亡、或是入囚,或是改头换面,这是正义吗?还有更多的人们在恐惧和谎言之中继续着无望的生活,这是正义吗?也许,对于所有人来说,每个人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正义”,而这“正义”,不仅是一种代价,更是一种因果。这22年来,权力者所收获的每一分利益,都是那一夜暴力投资的红利,在权力的政治良知触底之后,体制发现,完全可以不理会人们的权益而建设一种更加宏大的国家主义,因为人们已经被枪声吓得噤若寒蝉。二十年体制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政府拥有的财富也许是世界第一,而这个局面,直接脱胎于那一夜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与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不相匹配的,是这个国家的民众,国家或者说政府的富裕并未能促进人们的生活向更好的方向迈进,且不论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等这些民生问题上,我们并未能达到一个中等国家的水平,就是在基本人权方面,我们也不可能与任何一个宪政国家相比。在一个温饱的时代(不要忘记,中国还有将近一亿的贫困人口,他们的温饱还没有实现),我们能否以人的尊严昂首挺胸?还是在从未体验过尊严为何物的经验中,将权力与财富混淆成了尊严?在过去这些年中,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事件中,除了人们在财产方面的损失以外,作为人的尊严都被公权力侮辱,而这种对于个人尊严的漠视和践踏,不仅仅是针对当事人,而是对所有无权者的百姓;这个社会,只要有一个人还不能获得其作为人的尊严,那么,剩下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他的那份尊严;而今天,没有尊严的人们,又岂止一两个?我们是何时失掉了我们的尊严的?不是在那一夜——那一夜,不多的人为自己争取到了作为人的尊严;而是在过去的22年里,在我们的怯懦和苟且中,我们尽失人的尊严——这样说并不确切,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尊严,只能说,我们失掉了获得尊严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我们亲手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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