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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的迷思

墙的迷思
   
   1962年5月23日,一名来自东德城市埃尔富特的高中生沃尔特•图斯来到了东柏林,这时距离“柏林墙”的竖立不到一年,不过,这道著名的“墙”,已经由当初的铁丝网和水泥柱逐渐被一道名副其实的墙取代。在“柏林墙”被修建并加固的这段时间内,已经有许多东德人用各种手段——对于东德政府而言,这些方法都是“非法”的,否则,也就不必建立这样一道墙,把东德人留在墙后面了——翻越这道墙,而这名14岁的少年来到东柏林就是为了翻越柏林墙。沃尔特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旅游地图,并根据这份地图临时决定了逃跑路线。沃尔特选择了游泳的方法,地点就在斯班道大运河上,他只要翻越过几道边界障碍,就可以横渡大运河,而河对岸就是西柏林。
   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叫做彼得•戈林,21岁,他是东德第一边界警察部队的二等兵。他服役的地方就在柏林伤残军人公墓附近,而就在沃尔特翻越柏林墙的那天,正好是彼得当班。当边界警察发现沃尔特在攀爬边界障碍,并且整装待发之后,沃尔特已经穿过最后一道栅栏并跳进了运河。边界警察向逃亡者发出警告,并开枪射击。
   沃尔特不顾东德警察的警告和枪声,继续向对岸的西柏林游去,而当他游过三分之二的路程时,他被机枪击中,受了重伤。虽然如此,他还是挣扎着浮出水面,朝着遥远的对岸游去,并在运河墙的凹处找到了藏身处。而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西柏林的英国占领区,几个西柏林警察听到枪声已经赶来,并努力想把这个受伤的男孩儿从藏身处救出来。

   东德的边界部队被命令可以向翻越柏林墙的逃亡者开枪,但是,有两个附加条件:一、不能对妇女和儿童开枪;二、不能朝西部的领土开枪,而这两条规定在这里都被违反了。尽管沃尔特的身高有一米八——这让他的体型看上去像一个成年人,可是他毕竟只有14岁;此刻,沃尔特已经到达了西柏林的领土,然而,他不得不在东德边界警察的弹雨中前行。为了救沃尔特,西柏林的警察不得不顶着东边射来的子弹,并开枪还击。
   最后,双方停止了射击。一个市民将一条绳子扔给了沃尔特,将受伤的沃尔特拉到了安全地带,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沃尔特•图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他在逃跑时受的伤,给他留下终身的残疾。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不幸的;但是,对于一个成功翻越柏林墙的人来说,他是幸运的,有许多人逃跑未遂被东德警察逮捕,还有人喋血在柏林墙的这一边。
   而就在沃尔特被西柏林救起的同时,东德的边界警察部队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烈士”。在双方的交火中,彼得•戈林,中弹倒下了。他身上有三处枪伤:右手、左肩,以及左肾上的致命伤。东德政府立刻抓住了这个宣传机会,二等兵戈林被授予各种荣誉,并享受国葬。东德的许多街道、部队、营地和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改变。戈林死后,他被提升为中士。他的事迹被写入了学校教材,经常在德意志自由青年组织的大会上被宣讲。
   戈林死后一周,署名为“中尉格劳”的人为他创作了一首诗,刊登在东德的一份周报上:
   
   你歧视敌人的不忠,
   忠于我们和你自己的誓言,
   刚好看透他无耻的谎言,
   因此遭到懦夫的谋杀。
   你奉献你的全部,坚持不懈,
   你为我们而牺牲自己,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宝贵的青春,
   你为我们骄傲的共和国而倒下。
   
   在以后几年中,这首诗经常被重印和选登。
   很显然,在诗中没有提及戈林成为“烈士”的原因,同样,这个原因在东德发表的报道中也没有提及。官方报道戈林和他的战友被诱入“恐怖分子”设计的圈套,在“精心设计的边界挑衅”中受到危险的袭击。东德媒体说:“西柏林部队……手持美国武器,袭击东德人民警察的边界安全部队。东德士兵没有向西德的领域开过一枪。”东德检察长悬赏一万马克,抓获那些为此负责的人。实际上,东德自己的调查员提交的秘密调查报告和西德警方的调查都表明两件事:第一,东德人射出的子弹远远超过西德人,总数为128:28。第二,戈林违背了上司的命令,擅自离开掩护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以便可以向沃尔特射击。是他将自己暴露在西岸射来的子弹中。
   戈林死后,东德政府为“被谋害”的边界护卫创立神龛,把他在兵营内的房间保持原样,并放上他家人的照片以及他的物品。成群的新兵、小学生以及青年组织的成员被带来参观这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导游将宣讲反西方国家的宣传标语,痛骂西德人和北约组织战争贩子的“挑衅”,是他们在东德的全盛时期毁掉了这个年轻人。
   彼得•戈林是柏林边界牺牲者中的第一个,东德政府试图塑造一个“神圣边界保卫者”的神话,并在自己的部队里创立一种“集体荣誉感”。柏林墙存在期间,共有25名东德边界警察死于柏林,而其中11名是被逃跑的战友杀害的,和大多数翻越柏林墙的逃亡者不同,这些逃亡者也全副武装,能够开枪回击。
   1962年4月16日,19岁的军官学员彼得•波姆伙同一名战友逃亡,4月18日,两人打算爬过有军事要塞的边界进入西柏林,从波茨坦的地铁火车站格里伯尼茨进入西柏林万塞区的一小块三角形地带。但他们被边界警察发现了,双方交火,波姆被打死,他的同伙被捕。而与波姆交火的巡逻队的队长也在交火中中弹身亡,尽管这位边界警察死于执行任务期间,而且还比彼得•戈林的事件早得多,然而他并没有被授予“烈士”称号。或许是因为他的死亡牵扯到两名企图逃跑的东德士兵,如果追封他为烈士的话,会引出许多不方便的问题。
   柏林墙已经倒下,今天再回首看那一段墙后的岁月,那些人与事情,却依然牵动我的思考和心灵,就像我看到在戈林和沃尔特两个人身上放射出的意识形态芒刺和人性光辉。沃尔特,一个少年,只是本能地追寻自由,而毅然地翻越柏林墙,朝着自由的彼岸,游过弹雨呼啸的茫茫水面,甚至在中枪之后,也不曾放弃自己的愿望,正是这份愿望,支持他对抗极权和死亡,他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不朽的尊严。沃尔特是许多翻越柏林墙的人们中的一个,但是,正是因为他的勇敢和付出,无疑让他的故事成为这些人中最应该传诵的之一。正因为这些血和生命的代价,让世界了解这道墙的性质,并且在那些勇敢翻越这道墙的人们身上,一再温习、确认人性对于自由的向往,这种向往是任何一道墙壁所不能关锁的力量。正是在翻越柏林墙的身影上,正是在沃尔特这样的人身上,以及许多像波姆这样倒在东德枪口下的人们身上,我看到柏林墙被这些血肉之躯敲开一个个缺口,在他们留下的裂缝中,孕育着推倒这道墙的力量。
   至于戈林,这位东德国家意识形态忠诚的执行者,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历史评价呢?这里当然不是指他被东德政府塑造成为“烈士”的结果,而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向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开枪?也许像戈林这样的人,可以给予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启发,如果说,对于普世价值的追求是普遍人性的反应,那么,这些站在普世价值对面的行为是否也是人性的表现?如果是的话,我们又如何在未来避免人性黑暗一面的发作?
   也许正是这道分裂一座城市、一个民族的墙,告诉了我们问题的答案——制度。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将德意志民族推进了战争和毁灭的深渊,一个盛产哲学家、诗人、音乐家、艺术家的摇篮,如何成为极权主义的策源地,为什么成千上万的普通德国人会被希特勒和纳粹党蛊惑,成为纳粹德国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很显然,如果纳粹德国不是在战争中覆灭,很有可能纳粹的极权统治在德国境内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实际上,在这方面,苏联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例子——虽然,这个极权国家也存在着从极权到后极权社会的变衰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制度,苏联存在了七十年的时间。这种局面很可能会在纳粹德国发生,只是,战争破灭了这种可能。但是,纳粹德国的灭亡,却并不意味着极权主义的终结。事实证明,只要人们对极权的膜拜和屈从的意识还存在,那么,极权体制就会以不同的面目被重建,无论是以雅利安的种族还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名义,极权、以及任何一种专制制度带给人间的只有屈辱、痛苦和死亡。二战后,东德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上亦步亦趋苏联,柏林墙只是这种极权体制的表现之一,即使没有柏林墙,在极权体制中生活的人们,就是控诉极权主义的证人,这其中包括绝大多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包括那些抗争并牺牲在极权体制中的英雄,当然,也包括像戈林这样的、即使是自觉维护这个体制的、但却是更为隐蔽的受害者——从某种角度看,这些人更难为大多数人原谅,而他们作为维护体制运转的工具属性,往往成为被历史道义和人文评说不齿的对象;但是仔细想想,极权体制将人们视作手段而非目的,将戈林——以及更多像他一样的青年——洗脑成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这是体制的罪恶,但无疑也酿成了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
   在戈林的故事中,我首先将他视作极权体制的一部分,正是像他这样的人组成了体制的刃口和芒刺,一种本能的愤怒在我心中升起,即使是在戈林中弹身亡的时候,这种愤怒也没有丝毫消减,反而有一种“罪有应得”的痛快。但是,当我看到柏林墙已经倒塌,当我看到东西德的统一——这种统一首先是在制度上,其次才是作为行政区划的统一——时,当我看到在东德存在的时间里,那些直接或间接被柏林墙杀死的人(这里采用最悲观的统计数字:227人。这其中包括因试图逃跑而被捉住,后被秘密处决的人;逃跑后又被绑架回边境,然后被杀死的人;还有那些成功翻越,且生活在西德,却被史塔西“消灭”的人),以及生活在东德政权下的普通人,我的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悲伤,我从柏林墙上再次体会到,如果在墙的两边——在彼此所代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有过一场战争的话,那么,战争没有胜者。那些被柏林墙杀死和围困的人们,那些被子弹击碎的身体,那些被高墙和铁丝网枷锁的愿望,就是这战争的代价,在如此高昂的代价面前,谁还能以胜利自诩?当时的东德领导人相信柏林墙可以存在50年甚至100年,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墙就被推倒了。这就是戈林曾经捍卫的那道墙,它存在了那么久,却如此轻易地倒塌,让所有人不禁去想:墙是否有必要被建立起来?也许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在目睹了那么多的鲜血和死亡后,墙,如果能够开口,是否愿意为自己辩护呢?如果墙有灵魂,它是否也会流下泪来,为翻越和捍卫墙而牺牲的人们?当东德政体随柏林墙一同倒塌,当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上,看待曾经被东德政权册封为“烈士”的戈林,他的遭遇正是极权体制灭绝人性的罪证:他死于被体制灌输的意识形态,而更令人发指的罪行则是,体制出于宣传的需要,掩盖了事件的真相,将戈林的死,炮制成欺骗人民的谎言。在这个意义上,戈林甚至不如那些为翻越柏林墙而牺牲的人,即使在当时,东德政权将这些人命名为叛逃者、间谍、颠覆分子等等;而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权力的命名,反而衬托出翻墙者的勇敢和无畏。但是,体制授予戈林的“烈士”称号,虽然一时风光无限,但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甚至就在柏林墙存在的时间里,这“烈士”的名号,让活着的人情何以堪?假如戈林地下或在天有灵,假如他看着自己的身后事,看着谎言的光环被加之于曾经的身体,又看着柏林墙是如何一夜倾覆的,他是否会接受“烈士”的金箍?如果可以再来一次,他是否还会成为墙上的一块砖,还是像康拉德•舒曼(1963年8月15日,还是“战备警察”的舒曼,被派往东柏林的贝瑙尔大街和鲁平大街拐角处,守卫还是铁丝网的柏林墙,他后来跳跃过铁丝网,这一瞬间贝彼得•雷宾拍摄下来,成为关于柏林墙的最著名的照片之一)一样,纵身翻越过那一道罪恶的墙?这个选择留给了戈林的灵魂,也留给了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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