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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将细碎认京谈——《咏京都》读后感

莫将细碎认京谈——《咏京都》读后感
   
   我出生、成长在北京,对于这座城市却没有多少认同感,它太大了,大到超出抚摸和想象的边界,那些停留在记忆中的美好场景,从来都是具体的:学校、公园、商场、书店……我不认为这些设施就是城市,甚至不认为它们是城市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在城市中占有一定空间,但是这并非地理上的逻辑推进,如果这些也算作城市的一部分,那么它们也应该是地球的一部分吗?就像我厌恶宏大叙事一样,它总是从任意起点将结论推导向国家主义的终极归宿,比如我喜欢记忆中的那座公园,而宏大叙事就会将这种私人情感归结到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原因,但是,之所以我喜欢那座公园,仅仅是因为曾经在那里渡过一段童年时光,而这种情感与城市无关。我读过一些知名作家写下的关于北京的文字,他们成名的大作我多少拜读过,只是,当他们在描写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就感到他们的才情和文笔打了折扣,像是被勾兑的白酒,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并不生活在这里;这里没有不敬的意思,我只是觉得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对于生活居住的地方体会更深,假如这里的居民愿意将对城市感受形诸文字的话,这些文字应该更吸引人,尤其是同样居住在这里的读者;这不是说那些异地的作家写得不好,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座城市,字里行间不乏耀眼的灵光,但是,让我总觉得其中缺了点什么,也许就是对于城市的熟悉,这种熟悉不是形下意义上的——一个人可以利用导航设备对一座从未涉足过的城市了如指掌;所谓的熟悉,是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在时间中靠近一座城市,离开做为视觉、听觉、触觉的认知,用心灵去感受一座城市,感受它的心跳和脉搏,感受它的情绪和思维,感受它的过去和未来……只有当作者将自己和城市连接在一起,这时,作者自然也成为这座城市可信的代言人;因此,还是将这座城市的故事交给这里的人们来讲述吧,在这个意义上,春早先生创作的《闲趣》和《再见童年》两书,也在做着复原这座城市真实面貌的努力。
   近年来,从体制到民间的各方力量都在开掘这座城市中积淀的民俗资源,城市上空被各种历史和记忆占据,将客观审视的目光和追问用厚厚的叙事云层反弹出去,这不是说围绕城市展开的经济和文化语法存在政治伦理上的瑕疵,而是在绘制城市的地理与人文坐标的时候,对于一个专制传统久远的国度,不宜采用民主制度中的“多元主义”立场,“多元主义”适用的前提就是参与讨论的各方地位都是平等的,这是人人平等和言论自由理念之下的必然产物,“多元主义”首先承认与自己意见、观点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具有和自己同样的权利;很显然,“多元主义”是无法挪移到汉语的语境中来的,我们距离“一句顶一万句”的日子并不遥远,在媒体普遍“为党说话”的境况下,被体制垄断的话语权,就成为民众集体失语的直接原因;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些被精致包装过的关于城市的价值话语,依然散发着可疑的意识形态气息,凭借旅游经济和大话历史的叙事维度,非但不能准确还原这里的历史景观,反而在接近真相与记忆的向度上背道而驰,对此,蒋蓝先生有着一针见血的态度:“一个反思历史的人,最大的立场错误就是不断更改自己的评判立场,以当下体制认可的道德价值观念来反思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余秋雨》)也就是说,用一些奇峰突起的城市地理坐标、所剩无几的胡同、四合院、泛滥而并无归属的民俗符号,以及几张挤出笑容的、布满皱纹的老脸,就想勾勒出这座城市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底蕴,简直是天方夜谈的妄想,吊诡的是,有人不但这么做了,而且似乎很成功,甚至许多人跟在后面如法炮制,一座见证过那些重大时刻的城市,正在群小的歪曲中动摇着它的精神根基,看来,是到了用真相正本清源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春早先生的这首《咏京都》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侧身进入城市的文字通道。
   北京的历史与它做为七百多年来的政治中心有着密切联系,而将政治或者说权力,对人们生活风俗习惯的影响剔除,而让一座城市的文化磨盘空转,剩下的只是一些细碎的时间颗粒和粉末化的记忆碎片,因此,观察北京,就要从权力与民间的二律背反中寻找观察和叙述的切口,就像诗人在序言中所言“京味是皇家权贵与普通民众在北京共同打造的一幅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景观”,可以说这样的认知,才是对体制和民间文化线索编织下的城市遗迹的清理发掘,在这首诗中,作者将这两条主线并置在文字中,用它们来穿缀叙事和抒情,除了写作技巧上的精巧构思之外,诗人也在用这种对比张力,将权力和民间的紧张与融合从时间的水面托出,这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政治哲学中对于权力与个人之间矛盾的解读,而研究权力是如何在个人的思维意识,以及生活习惯中潜移默化;而个人对权力的应激又如何与体制形成了一种不对等的互动,放置在古代中国的背景下进行观察,我想这将会对有志于理清本土政治观念的沿革演变的学人有所裨益;我是个外行看热闹的读者,对于政治哲学和诗学,我都没有发言权,不过,还是愿意从私人阅读的角度,展示一些阅读感受。

   诗人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在用文字追忆一座业已消失的城市,就像诗人在序言中所说“它的人文地标已经在49后不断的破坏下消失殆尽”,对于刚刚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来说,论及老北京的历史内涵就有些夏虫语冰的味道,严格说,以49年为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体制启动了对这座城市的毁灭性的改造,从形下到形上,从个人到阶级,可谓是“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枯树赋》)旧时代的痕迹迅速被标语、口号、旗帜、热火朝天的群众游行覆盖无迹可寻,而附着在器物上的认知和情感也随即土崩瓦解;权力用体制“收割机”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根系进行了摧枯拉朽的斩除,它用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计划经济对社会资源全面掌控、专政机器的日夜运转、信息渠道的彻底封闭等等极权策略重新规划这座城市以及全国疆域,也使毛思想和阶级斗争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创伤,而这部分历史内容,不是这首诗的主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春早先生的自传体小说《一片花飞》。
   这首诗的叙事背景还要将时间倒拨,回到一个紫禁城、红墙、皇权、草民共存的年代,一个在广大帝国心脏地带,正常运转的生活中,清晨的宫殿沉浸在一片肃穆的朝会氛围里,而维持城市运转的各种资源已经在太阳升起之前,通过一道道沉重的城门进入权力的腹地;东西城做为禁城的藩围,人气和氤氲开始从那些规整的院落中扶摇而起;而那些服务于体制的商业系统发出启动的第一声喘息,准备迎接即将接踵而至的达官贵人;沿着旧时的行政区划,崇文、宣武则是天朝底层人民的聚居地带,这些人口是体制后勤的后勤,是服务业的服务业,是皇都犬马声色的回水区,是帝国物质与精神垃圾的消化终端,他们的生活和希望,每天随着太阳升起在权力弥漫的天空,然后坠落在清晰的燕山山脉后面归于长夜,这一切,都在四季中炎凉潜运,偌大的帝国像永动机一样不会终结;而就在这时,发生在欧洲的工业革命陡然改变了历史行进的方向,不幸的是,这一次,这个古老帝国未能免于这一巨变的波荡,装载鸦片、士兵和大炮的船只正在朝着南海进发的路上,没有人能想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时刻已经注定;惟一幸运的是,对于那些生长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无论皇帝还是草民,在那个吃饱或饥饿躺下的夜晚,在那个孤冷或温柔、有梦或无梦的长夜,历史的车轮正在从他们黯淡的额头上方无声碾过……我的想象滑得有些远了,还是回到诗中,那个皇权和民间犬牙交错的城市吧。
   首联“屋脊离龙欲问天,斜阳坊巷掌灯阑。”将读者带回到时空交错的坐标当中,禁城中招摇的王气和城外平民区蛰伏的叹息,正在以水银的质地和流态在读者的灵台上方穿行而过,而在那些按照权力美学和政治学修筑的建筑群落中,无不印证着比砖墙还要坚硬的意识形态感悟;栖息在飞檐上的怪兽露出权力的獠牙,吞噬着宫廷流露出的秘密和阴谋,在反刍时间的等待中,是否有来自天空深处的意旨反射进它狰狞的双眼?即使有,它也只能以沉默的反光来回应着被背叛的天命,假如可以挣脱皇权的引力乘风而去,哪块天空可以回答它的反问,收留无家的飘泊,抑或是享受片刻自由的翱翔?天空无语,稀疏的光照回避着来自屋脊的追问,惊飞一群乌鸦朝着夕阳展翅,在它们身下铺展着城市的地图,天空还未被体制规划,禁城的边界还无法分割空域,在经过方正整齐的四合院上方,城市灯火点亮夜晚的前奏,仿佛一头巨兽在黄昏时分展开火焰的鳞片,商业街灯红酒绿,正在累积高潮前的热情和势能,而在远离喧嚣的地方,城市冷却下来,阑珊的灯火在护城河水的沉默流淌中缓慢地漂浮,城市放平了身体,它的呼吸和心跳在变慢,更慢,做着入梦前的准备。
   二联“金水桥头无过客,琉璃墙外有炊烟。”从禁城流淌而出的水脉向傍晚输送着内廷的消息,它的声音蹑手蹑脚,像一个觊觎财宝的小偷;情报没有买家,连接禁区内外的桥梁上没有赴约的身影,流水在销毁融化在波光里的时间,在夜晚到来前,它还有太多的故事要忘掉;而一旦离开权力的盘查区域,从那纵横的街巷和胡同进入民间叙事的阵地,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人们正在从糊口的奔波中陆续返回生息的大本营,灶火被一双双女人的手烧旺,升起的炊烟正隐没在平民区降落的黄昏之中,与日落时分天空边缘反射的暗红与鹅黄融为一体,这一幕是否温暖了某人的眼睛?是否为一颗疲惫的灵魂点亮归家的灯火?蘸满黑暗的天空又打开了谁的诗情?谁在此时此刻从城市出走?谁又为它流下泪来?历史永远不会记载这些私人的絮语,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它们随时间不断问出,又被人们一一解答,从过去到未来,它们被写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三联“王冠不须龙袍著,俚俗依旧羡朝班。”从地理和人文视角转向了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探究,也是最吸引我的部分,个人的意识是如何在权力之下发生异化的?专制的历史漫长,很难追溯这种异化的源头和某件具体事件直接导致了这种结果,只能沮丧地承认,无论有权者还是无权者,在对待权力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皇帝和百姓在相对的恒定中,不停地生来死去,不变的只有权力本身;体制只是确保权力以最有效的方式运行,在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中,皇权不断地对体制进行调整更新,但是只有权力——确切地说是专制权力——本身不曾更改,皇帝依然高居在帝国的顶端,俯瞰着金字塔下的各个层级,做为权力食物链的终端,皇帝一直掌握着予取予夺的大权;而百姓则一直处在俯首顿膝的地位上,知识分子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大部分被整合进体制,成为利维坦身上的器官外,少数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对于扭转时代的思维成果毫无建树,在漫长的专制时代中,本土从来没有诞生出普世价值观念,这是谁之功过?在苍茫深重的历史迷雾中,这些问题随冷兵器一起折戟在时间的长河中无人过问,这就是我们向今天交付的答案,每个人都在这结果中贡献了一份力量,用愚昧、残忍、怯懦、狡诈、嫉恨、贪婪、苟且、欲望……葬送了从未到来即告夭折的希望,而今天,这种结果依然在我们的意识中盘踞、显形,权力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在没有得到廓清之前,它就依然以借尸还魂的方式奴役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皇帝脱下龙袍换上新衣,在体制的面具和排山倒海的掌声中登上权力的舞台,他们要和百姓续签关于枷锁的契约;而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们,在深受奴隶、封建、极权、后极权等专制主义之苦后,仍然无法看破权力的真相,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对思想和言论管控的变本加厉;另一方面,自由是有代价的,民主不是靠坐等,公民社会是勇敢的人们争取来的,那些作壁上观的看客尚不能促进普世价值的传播,更无论那些怀揣“彼可取而代之”的机会主义者。“俚俗依旧羡朝班”,当人们谈及权贵资本主义、腐败、家族资本接班时的咬牙切齿,让我看到在民间蕴藏着的广阔的民主的资源,但是同时,我也看到人们对于不受制衡的权力、权钱交易的暴富、特权生活、作威作福的等级优越的艳羡和向往,让我不禁在想,作为制度的民主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民主却无法在一夜之间根除专制意识在长久以来在人们思维认知上的附着,而民主的长处是制度层面的,它对于公民文化的建设不是没有助力,但却不是最直接和有效的;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在构建公民社会的意义上,要比民主制度还要久远深厚,可以说,基督教在西方的民主进程中发挥了前期的文化铺垫作用,这是西方走向民主的优势;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俗化与专制主义同样悠久的环境中,无法复制西方的宗教优势;而传统文化中又稀缺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等等这样的普世价值理念,这就让当下的公民社会建设,缺少传统精神资源的支持;因此,可以说当前的文化建设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任务,他们必须为本土文化在专制语境中寻找一条突围的路径,而这将决定未来中国的民主质量和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而又有多少人自觉地投入其中?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继续围绕权杖顶礼膜拜,倒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广大的民众,利用网络迈出了公民文化建设的第一步,凭借网络的阵地,我看到一种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新文化”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她的声音必将跨越网络,咆哮在现实的空间中。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自我启蒙、公民教育、文明法治的价值维度中,树立起公民社会的文化坐标,是我们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所必须完成的心史功课;这是全社会都要参与的一次历史性的文化转身,假如人们不能理性地认识到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即使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民主也难以发挥它的制度优势,民主制度是与公民、公民社会互相增益的,可以说,民主实现的快慢,和人们对自己公民身份的认知深浅呈正比关系。而以北京为代表的老牌权力中心,这里的居民受专制文化的熏染时日已久,自我启蒙的任务,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更有难度;但是,这座城市也同样有着值得骄傲的自由传统,二十二年前,这份壮烈的光荣被镌刻在汉语历史的峰顶,在这里,作为一名北京人,我不仅要自我启蒙,也要尽其所能地启蒙更多的人,不至于让这座城市的荣耀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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