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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仇剑可传——《五言一首抒怀》读后感

挟仇剑可传——《五言一首抒怀》读后感
   
   历史,从来是文字寄托情感和思考的终极飞地,抛开这两年由“品三国”和“那些事儿”催熟的“历史经济学”不谈,历史题材做为文学的母题,在时间中一直焕发着瑰丽的色彩,吸引着文人墨客借历史的酒杯,浇胸中块垒,而历史也在各种正读、误读、倒读、反读中放射出多棱镜般的异彩;不是说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沙翁吗?大约也可以改写为“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样历史”。高人们高瞻远瞩,索性抛开了历史的规则和语法,以颠覆性地解读重新演绎历史,这种高屋建瓴的气势,显然不是语言类节目可以比拟的,这大概就是所谓“学术评书”的轰动效应,导师手舞足蹈、口若莲花,听众看得不亦乐乎,既普及了知识,又拉动了内需,同时还为“和谐社会”做了贡献,可谓一举多得;而就在历史被市场炒热,变成转炉瓜子或爆米花一类的知识零食,历史,正在以口水的方式从“学术评书”的起承转合中无声蒸发,在这个意义上,以经济语法、市场趋势和大众口味为出发点的“历史热”,甚至连“歪读”历史的解构价值都不具备,而让历史中蕴藏的价值和道义彻底消解在插科打诨的包袱当中,比较之下,反倒是相声、二人转的表演恪守着职业的低俗。
   假如我们从口沫横飞的评书中起身,冷静地回望我们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感到一种透不过气的沉重;中国不愧是文化大国,两千多年中,无论什么样的天灾人祸,历史的书写却从未中断——一部二十四史就是最好的说明;非但历史没有中断,就连历史的语法也没有改变,看看这两千多年的史书——它们仿佛出自一人之手,这才是最可怕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时间、人物、地点在不停变换,但不变的却是核心的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下的评判标准,而正是这一价值,构成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主旋律,从洪荒直到帝制终结;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国人告别帝制也已经一个世纪,可是告别了穿龙袍的皇帝,是否就自然告别了穿西装的皇帝?帝制体制不存在了,但专制的思想和意识是否随着帝制的覆亡而入土为安?在一个本应是公民社会的环境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感觉自己是一名“臣民”?在一个书报审查,网上有墙的语境中,只能读读历史,说不定可以从被时间浸透的文字背面,发现这片大地的“特色”痕迹是由来已久;我常常在想:一个跪惯了的民族,真的能在一声口号之下站立起来,甚至直立行走?如果没有普世价值下的启蒙和公民教育,我不认为今天的国人和百年前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体位从跪着改为趴着……
   二十四史是官家修订的史书,一开卷其中的意识形态气息扑面而来,应该如何看待历史?我认为应该以普世价值的眼光审视历史,剥去附着在时间和文字上的专制思想,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立场和角度亲近历史和文化;想到这里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至,在一个“历史热”的时代,谁还在乎历史?人们关心身体、房屋、粮食、出行、股票;人们告别了过去,甚至连当下都不再过问,直接进入了未来;从表面来看,人们都患了“历史失忆症”,不如说,人们正生活在历史的轮回之中;体制用权力话语将历史重新叙述,在那些“官史”的书页中,文字正探出它刀锋一样的笔画,收割着人们探寻的目光,以体制写作为策源地的历史进路,在古老的大地上推开一条镜面般的坦途,夺目的反光可以照瞎行者的眼睛,真相被权力的光源掩盖,从文字的冰面上弹开、溜走;在帝国牢牢掌握历史话语权之后,也就将历史的真相放逐到民间的叙事旷野,于是,铁血的文字只能以野草的摇曳在权力的车辙中打开身体,这也就成为弱势群体保存记忆、对抗强权、守护信义的惟一凭借,在被宏大叙事一再扭曲变形的官方历史戈壁中,接续起一条血泪交织的精神河流,承载孕育于大地深处的期待和梦想默默流过,从过去直到现在,而此刻正高悬在我们天灵上方。无奈地是,以私人记忆汇入到这条精神之流的义举,需要人们有一种拆骨为炬的觉悟和勇气,否则,私人记忆就像垃圾一样,迟早送入到遗忘的填埋场,而在官方和民间之间,在习惯和艰难之间,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更多人选择了昏昏噩噩的人生,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相信体制的官文大词,而是人们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银子;不知幸或不幸,我发现意识形态从来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起作用,所有在意识形态幌子下的迷狂都有着幌子外的原因,铁硬的事实告诉我,国人的性格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信念,或者说“功利主义”更贴切一些;在毛时代的乌托邦幻想彻底破灭后,体制迅速纠正之前的极左路线,从政治狂想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而经济稍有起色,人民的政治诉求在80年代末遭到权力的当头棒喝;90年代重启经济改革,“闷声发大财”已经成为体制内外的共识。在我看来,国人从来与“主义”无关,那个呼吁“少谈些主义”胡适,到头来还是没有看清“主义”葫芦中的究竟;而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后,人们早就不相信那些被宣传机器高高挂起的意识形态蓝图和幡旗,人们相信什么?一位艺术投资人说过:“中国人现在缺的就是钱……”简直是一语中的。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大众的目光和焦点依然停留在自身生活之内的物质层面上,对于历史,以及所有精神层面的需求,今天和百年、千年前的祖先并无本质区别;在这个前提下观望“历史热”中迷失的历史,倒是与人们目前的精神状态挺般配!历史,应该以真相和道义的面目得以还原,而这远非“学术评书”可以胜任的工作,对于一个草根来说,如果有心于此的话,就请带着良知和常识进入历史的深处吧,希望在普世价值的火炬下,不至于迷失在权力和文字的迷宫中。

   在这个时候,读春早先生的这首历史题材的诗作,对于昏花于历史幻象中的视线,就有着拨乱反正的矫枉意义,诗人从伯夷、叔齐采薇首阳的典故切题,在进行解读之前,先来看看这个故事吧: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但是我个人认为《史记》是二十四中体制痕迹最浅的,这不仅是因为作者本人的价值观还有着体制外的一面,更多的是因为,在西汉时,权力和体制的磨合还处在试验阶段,在经过暴秦的覆灭后,权力也在进行着探索和尝试,虽然对于知识分子的管束步步收紧,但还是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保留了空间,虽然,司马迁本人遭遇体制毒手,但《史记》还是流传了下来,不能不说是因为当时的体制还是有着疏漏;未来也有私人修史的现象,但是却无法像《史记》那样传世,这更多的是因为权力将体制外的文化空间彻底封锁窒息的缘故。司马迁将夷齐二人放在列传之首,可谓用心良苦,在这篇不长的文字中,使用了大量的引文、引语、设问、反问,对比其他篇目中作者洋洋洒洒的书写和行云流水的叙事,这里的作者显得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这不能不说,与传主敏感的历史身份有关,可以说,正是夷齐二人的行状,让周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染上抹不去的污点: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同上)
   
   如果说这里“以臣弑君”的政治伦理仍然有着时代的价值局限,那么“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则具有了更为普适性的道德含义。由此看来,夷齐二人为“异议人士”的汉语始祖当之无愧;虽然他们的谏言没有发生政治作用,而之后的采薇也只是一种行为艺术,可以说,夷齐二人的故事本应该沉没在历史的叙事当中,但是,正是像司马迁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这样的人物和事迹的记载和言说,使得在莺歌燕舞的大合唱中,依然有刺耳的独唱存在;在普遍的黑暗中,还有可以温暖双眼和心灵的火光,对于这片专制传统漫长且深厚的土地而言,夷、齐这样的“异议人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抗专制权力的、为数不多的精神资源之一;虽然在本土的文化脉络中没有诞生西方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儒家思想为桎梏的中华文明与普世价值毫无瓜葛,因为普世价值并非某种特定文化下的产物,而是基于普遍人性发展出的价值理念——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西方用宪政民主的方式,将它用制度的方式使普世价值中的内容得以实现;至于本土也不应该例外于普遍人性存在,在那些被专制制度覆盖的漫长的历史中、在广大的民众中,仍然可以看到普世价值的萌芽和闪光,在被墨与血层层淤积的地表下和长夜里,破土时的勃勃生机和瞬间照亮狰狞黑暗的惊心动魄;而这些声音和文字在“官史”中凤毛麟角,很容易被浮光掠影的阅读忽略;上文所说的“以普世价值的眼光审视历史”,正是对这种遗失在角落中的历史进行人文发掘,将人性之光的谱系和进程用我们的肉身和灵魂承接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夷、齐二人的故事,为普世价值寻找本土的精神支持提供了绝佳的案例。
   首联“曾闻夷齐志,谁见首阳山。”以反写的方式进入这一历史典故,在21世纪的背景下,这一切题的手段和语法,不禁让人感到一种浸透心脾的悲凉随文字逶迤而来;夷、齐二人作为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异议人士”,在首阳山发出那微弱但不卑微的绝响之后,异议的传承就此终结,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这也不禁构成我的一个小小疑问,古代中国稀缺的自由精神究竟蕴涵在哪个阶层中?比如,夷、齐二人是贵族,“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同上);又比如,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的知识分子身份、美国建国中的领导者也来自社会上层,在中西的比较观察中,虽然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错综交杂左右着叙事的走向,但是,仍旧可以看到精英阶层对普世价值的捍卫与促进,成为普世价值终究实现的必备条件之一;也就是说,普遍人性是蕴藏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但是,将普遍人性具象为文化与制度上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精英的努力和推动,所谓的精英,既包括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包括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精英;但是,在历史的车轮旋转之初,都是知识分子率先开始对理念的呼吁和传播,在知识分子的启蒙中,大众完成“去魅”的任务,政治与经济精英也相继参与其中,形成推动潮流的力量;结合今天的情况可以清晰看到,公共知识分子的付出在那些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大众中收到回报,而相应的,政治与经济精英的动作与其说是迟缓、保守,不如说是站在了潮流的对面。当然,这种状况需要在“特色”国情中进行详细分析,不拟在本文中展开。这里只是想以观点的形式展示一些思考,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在中国也有着历史的基础,它们往往被民族主义的咒语唤醒,整合进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当中,最后既没有民间的本真,也失去了政治领域的诉求,可以说,民粹和反智主义都是被权力话语劫持的伪主义,回望过去的六十年,知识分子被权力打压的岁月,也是民众生活水平最低的时段——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生活;近年来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并日趋成熟,公共知识分子功不可没,可以说,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人民的启蒙者,也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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