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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淡浮生——《腊八节有感》读后感

当此淡浮生——《腊八节有感》读后感
   
   民以食为天,似乎是一个普世的真理,尤其在温饱一直成问题的国度,如果说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对饮食最讲究的国家,我们倒是可以不必谦虚;客观上说,只是这里的文明在人类历史的时间点上起步较早,这里的人们必须学会在大地上寻找食物,借助繁密的水系,我们的祖先发明并进化了农耕模式——古文明的兴起都是以农耕为支撑,大地和粮食为人口的增加提供了保证——而在西语中农业和文化语出同源,就很有辨证色彩;物质决定精神,换句话说,肚子决定脑袋,那些做着“灵魂冒险”的人大概都是在肉体吃饱的情况下出发的,即使是在劳动当中的吟唱歌谣,也是前进在通往粮食的路上,在权力内外,人们都分获了食物带给他们的精神馈赠;当然,这种历史观是个玩笑,但食物的确哺育了襁褓里的中华文明是个不争的事实。农耕模式倚赖自然气候的弊端在这样一个并非风调雨顺的环境中为日后的艰虞埋下伏笔,绕开那些出现在权力宴席上的天南地北的食材以及纷繁复杂的烹调手法不谈——那并不具备普遍的衡量标准,仅仅从百姓的饭碗看待历史与文化的流转和变迁,就会发现,在时间的长河中,那只碗几乎总是半空或空着;在今天的文化老饕们烹调着关于饮食文化的大餐时,在色、香、味俱全的文字之外,没有为历史中绵延不绝的饥荒留下丝毫余地,对于文人的舌头来说,就有些厚此薄彼,仿佛一谈到中国的饮食文化,我们的祖先都像是在吃撑了或吃不完的情况下,将味觉推至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巅峰,而这种从文化展板到经济主唱的“曲线救国”就是对历史真相和人类良知的双重背叛;不敢说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过人民丰衣足食的时刻,但那不是历史的主流,倒不如说,吃不饱饭,甚至朝不保夕的日子才是百姓生活的主语,除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面积饥荒外,战争和剥削则是人为制造的大饥荒的根源,而战争的状态是历史主旋律的插曲,而在悠长的历史中,权力对于人民的剥削却是一脉相承且变本加厉的,压迫导致反抗,不如说饥饿才是人民革命的直接诱因,忘了谁说过的“因为肚子引发的革命才是最可怕的”,这样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不是“肚子引发”的,这大概也是革命了两千年,却无论如何推翻不了专制制度,反而让专制不断得到更新进化的原因吧。远的不说,“大跃进”时期发生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罪恶的,它是对体制恶行赤裸裸的文过饰非,只采用官方的数据——大约一千万人在饥荒中罹难;有一个观点经常被人引证,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在民主制度下没有发生过致使大面积人员死亡的饥荒,民主制度本身拥有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补救功能;而在那些非民主制度下发生的饥荒,却往往导致民众极高的死亡率,这与自然灾害无关,倒不如说专制制度本身直接造成了民众的死亡,作为对一项政治政策失败的掩饰,体制将惨重的灾难后果推卸到“自然灾害”头上,诗人有诗为证“生小欠先天,长逢俭朴年。”(《再见童年•偷吃麻酱》),为那个灾难年代留下了一行私人注释。在一个标榜“吃饭就是人权”的语境中,我已经无语,但我同意“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至少要保证百姓温饱吧?从“中国可以为核战争牺牲三亿人”到“吃饭就是人权”说明体制还是有了进步——毕竟从极权到后极权的过渡中,“吃饭不要钱”的乌托邦幻想已经没有感召力了,虽然在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建成“温饱”型社会;虽然根据现在的统计数字,全国还有一亿多贫困人口;虽然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担心的社会问题……但至少现在不用粮票了,而今天,有几个刚刚免于饥寒的人站出来要求“温饱”之外的基本人权,结果动辄得咎,从“反革命罪”到“颠覆政府罪”,这大概也是体制与时俱进的表现吧。在我们的历史上,舌头是危险的,它不仅用来辨别味道,重要的是,它可以发出声音,而恰恰是舌头的发声属性,往往断送了它在饮食领域中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文人为了糊口而画饼充饥营造关于饮食文化的空中楼阁,本不值得非议——就像我在这里指东道西,而在现实中却做着一份与思想和文字无关的工作,但是,为了口腹之欲,向国家主义出卖作为发声器官的舌头,则是犯谶的举动;且不说那些“不食嗟来之食”的信义,和“不食周粟”的抗争,舌头,总是要发出声音的,从张志新到李九莲(详见蒋蓝:《我把舌头扔给狗吃》,《青年作家》2007年8期),在她们赴义的过程中,权力都剥夺了她们的舌头,甚至声音,但是,作为言说真理的舌头即使被切断,也依然不会停止发声,一如被割舌的圣约翰;既使将舌头投进火中,舌头也将会以“焚舌不烂”的坚持放射道义的光芒。于是,在舌头上也就承载了吃饭和言论的天然权利,在普遍实现第一种权利(且不论质量高低、有毒无毒)的同时,争取言论的自由,就成为了舌头必然的使命。
   不过,像我辈这样的草根,生活的中心依然“唯食是忧”,习俗和物质的经纬就为生活的内容与可能划定了难以逾越的边界,在那些节令和饮食组合出的花色品种中,为暗渡的流年画上一道道时间的标点,每年从除夕的饺子开始,元宵就是正月,粽子就过了小半年,月饼就意味着快到年底了,而腊八粥为一年圈上句号;而在这谱系中又穿插着烙饼、面条、饺子等等品种,与大大小小知名或不知名的节日出双入对,看看路口那家食品店上架什么货色,大概就可以推算出地球公转到太阳的什么位置上了。腊月祭祀的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礼记•郊特牲》载:“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风俗通》载:“《礼传》: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而将腊八与喝粥联系在一起则较晚,这种风俗是从佛教向民间渐次过渡的,据说佛祖喝了牧羊女送的乳糜,在菩提树下静坐七天终于悟道,而这一天就是腊月初八,因此,寺庙在这一天熬粥送粥,为佛祖成道庆祝;这样来看,喝腊八粥的风俗至少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事情,陆游有诗:“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最晚在北宋时期,这种习惯就已经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风俗了。我自然不能免俗,腊八当天在单位食堂喝过了腊八粥,虽然没有食谱上那么多的原料,但是味道也还不错,不过,在咀嚼回味之余,似乎少了诗意和文字的加盟,就让腊八的节日氛围有些寥落,在这个时候读春早先生的这首《腊八节有感》在补充了味觉之外的空白同时,也透过一个百姓的视角,看待腊八节在社会交往和人际纽带间的连接作用,以及在粥香四溢背后的文化沿革与人生观向往。
   首联“节来知岁尽,炊粥岂困穷。”用草根专属的低沉和平实笔触打开味蕾之上的修辞功能,一种古老苍茫的时间质感正在腊八粥香气漂浮的氤氲之中凝固成型,在千百年来百姓的生存土壤中密植的物质资源,以及附丽其上的文化产物,就开列出人们视阈的边界和精神上限,绝不会在生活的认知之外还有发挥的余地,我经常用“弱智弱力”来形容草根的现实状态,这个词的用法没有丝毫贬义,不如说,在这个词的背后蕴涵了多少酸涩和无奈,只有同为草根的自己才能体会;为什么民间是风俗最坚固顽强的守护者?是因为百姓的生活在几千年中的时间拍浮中甚少变化,农耕时代的生产模式以及等级制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让社会运转按照一个固定的节奏推进,而这个节奏以二十四节气为进度,缓慢地将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裹挟进年光的挪移之中,而人们一旦适应了年复一年的节奏,时间就会开启加速度的机关,让人们感到今年比去年过得要快,而且是越来越快,就在时光飞驰将人们留在身后的日子里,人们在镜中老去,一代人成长起来,无形的天命从衰老的肩膀传递到年轻的身躯上,世界在一双疲惫的眼中容颜未改,“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对于这片土地和人民再适合不过,假如世界上只有中国,那么地球就是天堂,因为这里没有变化,不会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和观念,一干圣人已经规划好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除了柴米油盐再不需人们担心任何问题,天堂里应有尽有,除了幸福,不过,可以让人们不知道这个词的存在,也就消除了天堂中惟一的瑕疵,人们在生老病死之外,将民俗这副盔甲披挂戴好,迎战随着黄历排闼而来的无聊和狂喜;人们在这种等待、准备、享受的过程中,体会着最接近自由的感受——节日体验是专制历史中,人们距离自由最近的时刻,人们终于可以浮出“天堂”的水面透一口气,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也足以让人铭记终生。在这个意义上,民俗节日中包含有自由的原质和公民社会的雏形,它小心地回避着权力的巡检和诘问,借助体制内外的时间共识,在民间施展着所指含糊的私人语法。而在一个新世纪的叙事背景下,在一个经过了极权主义整合之后的社会环境中,在一个商业主义和经济大潮汹涌的时代中,附着在民俗毛皮之上的自由因素已经在权力反复地清洗涤荡中化为乌有,节日尚存,但是节日的味道却被日益原子化的人际关系、商家品目繁多的促销计划、饱和的交通资源等等冲淡,这就与诗人儿时记忆中的节日概念大相径庭,在诗人的记忆中,生活是在清贫中展开的诗意,而支撑清贫生活的核心,是在恒常中人们共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理念,而这惟一的缓冲地带很快就要在时代的波澜翻覆中零落消解,所幸,诗人还来得及记下那些潮流巨变前的最后宁静。时间在家园倾覆、家人流离之中奔腾呼啸,在目击者还沉浸在瞠目结舌的懵懂恍惚中时,已经被从褪色的过去带到了刺眼的现实里来;人们还在使用古老的日历,还在民俗的惯性中滑行身体,还在五谷杂粮的烹调和味道中张望节气的起伏,诗人所言“节来知岁尽”正是在这种生涯中适用的器物标尺,用来丈量文化和时间;而“炊粥岂困穷”则成为底层生活的普适写照,其中的真理含量足以令它飞跃时间,成为各个历史片段中鼎沸的民间记忆。

   二联“米蒜非长物,雅俗一民通。”当人们和大地上的庄稼一起生长的时候,在人们的心灵中,也就获得了与粮食同样属性的灵犀,正在千家万户炊烟的漫漶交织中,得到了确凿无疑地证明;由五谷杂粮充填的生活与需求,让人们在对价格、味觉、食量的把握与琢磨中树立起对世界的认知,在粮店和家的往返中,在粮票的颜色与面值中,在鼓胀或干瘪的面袋与密实或空虚的米缸中,学习这个世界的换算公式和计量法则,诗人有言“不知流年尽,但觉碗端沉。”(《再见童年•蒸窝头》)正是从分量到时间的直观领悟,而在我们之外,这也是许多人——许多如我们一样的百姓——生活的全部内容;在我家餐桌上的菜式和邻居家,甚至千里之外某个今生今世也无缘一面的人家毫无二致,也许五味可以组合出千变万化的口味,但是,稻子就是稻子,麦子就是麦子,窝头也变不成白面馒头,况且有窝头也不能吃到的时候呢,就是在同样的食谱下,在趋同的消化原料里,人们摄取的营养,以及对身体和大脑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正在同化人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也许除了面孔,我们和周围人并无本质区别,天赋、情感、智力、性格、品性等等使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标志,在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中淡出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不仅如此,在服装、日用、家居、出行诸多方面人们都是相似的,至于形上领域,一本“红宝书”就足以回答精神世界的一切问题,当然,假如人们的大脑还能提出问题的话,至少可以想想伟大领袖的三餐是否也是一样的窝头、白菜、水疙瘩?在一个“家中无余饭,何处问稀干。”(《再见童年•蒸窝头》)的状态下,“风物量岁月”的比例尺也失灵了;民间虽然是民俗的最后阵地,也无法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继续抵御现实的进攻,民间终于失守,风俗和味道一并沉沦在饥饿与匮乏笼罩的黯淡岁月中。风俗的回归首先是通过味觉的管道,在一个真的可以“敞开肚皮吃饭”的供应条件下,熬腊八粥也不再是什么难事,人们从渐渐绽放的味蕾上一点点寻找回生活的感觉,在腊八粥、腊八蒜的烹饪与腌制中,随记忆中的味道一起远去不可复原的,不仅仅存在于那些物质的范畴,比如在暴力与恐惧下摧毁的,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善意,生活被彻底改变了,再多的腊八粥也无法滋养干涸的心灵;风俗和食物,只能发挥“移情”的功能,让人们在集体无意识中,得到历史与文化的心理抚慰;通过分享节日符号——腊八粥——的方式获得族群认同和共时体验,而这时,节日的政治学功能退居其次,在锅碗的边缘散射着不易察觉的微光;自由诉求在八十年代末的折戟,让人们纷纷扔掉了言说的舌头,我注意到从90年代开始,许多“某某文化”潮流都是借助食物的名义完成其暗渡陈仓的战略迂回;是啊,老百姓除了天气和粮食,还能关心什么呢,或者说关心什么才不会有危险呢?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双管齐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天柱倾斜,从公共领域退入私人空间,一些重要的日期和时刻从印刷精美的月历上抹去——它们甚至从来没有存在过,公历与阴历互为表里,将那些标红的日子用粗体和小字注释突出纸面,让人们从中洞悉着时间和体制的安排与指示,那么到了腊八这一天,人们也就只能熬腊八粥、泡腊八蒜了;市场经济的优点之一就是满足众口难调的消费偏好,很久以前我就见过超市出售种类齐全的腊八粥原料,只需要人们放在锅里煮一下就可以了;很显然,这种二次加工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腊八那天我问春早先生是否喝过粥了,春早先生答曰“喝过了,是在包子铺买的外带……”包子铺也提供腊八粥外卖服务,不光说明,民俗对民间社会的重新占领,市场经济对民俗节日的全方位包装使得传统习俗有了全新的商业面孔;腊八当天,家里也熬了腊八粥,还送了一些给邻居家,大概只有在这种邻里交往之间,诗人所言“雅俗一情通”,还保持着些许原始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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