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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砾犹记曾经主——《七言一首》读后感

瓦砾犹记曾经主——《七言一首》读后感
   
   文字的极限和张力注定了起本身有着无法抵达的边界和上限,在一件价值含量极高的事情面前,当我们竭力地寻找让文字进入其内部空间的路口时,往往发现,事件的时空意义已经全面回绝文字造访的可能与路径,它用沉默的铁青将围绕的文字浮光冷冷推开,让所有僭越的言说和有意无意的误读露出历史覆盖下的苍白,终于以人文评说的泡沫姿态,破碎在时间荡漾的水面之上,然后,一切复归于常识的平静,让该沉没于岁月中的聒噪,萧条在认知的视野之外;让附着在意念与坚持之上的道义,在远离万丈红尘的无人地带起飞,回归永恒的精神家园;而剩下的选择和决定,就成为了我们寄托期待和热望的净土,也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字,才能够以朝圣的姿态向着事件的缘起和结局做着虔诚的回归;这也就让那些意欲将勾陈历史、策划未来的“宏大叙事”嫁接到现实中的文字投机行为不值一哂,甚至在这样一个风声大作、百兽率舞的时代里,就发生了从立场到角度的良知错位;抛开文人的品行和饭碗不说,一个写作者的写作惯性一方面增进着用文字展现、雕琢思想的能力,并给予作者只身进入叙事的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也让作者于寂寥的写作中,更加深刻地体认文字的局限和狭隘,前者让写作者反复进出精神和物质的世界,用回荡在边界上的呼啸成为文字的逻辑主语;而后者却让作者不断地面对事实的铁律:了解道与践行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动作,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准备与精神前提,而后者才是理想主义的终极归宿;当一个写作者掌握文字的技巧越发成熟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对文字弱点的正视和纠偏,也就成为了一些真诚的写作者的软肋和阿喀留斯之踝;假如将文字作为超乘名利的车毂,抑或是摆渡私人情感与记忆的舟楫,那么文字的工具理性本位自然不必怀疑与苛责;而对那些以笔为旗的骑手来说,写作,不应该是一种手段——就像写作者本人不应该是一种手段一样,写作,应该是目的本身;只有在目的之中,写作者去体会写作的意义,感受在每一个方块字中时光留下的痕迹,以及千万双手和心灵在笔画上烙印下的期许和愿望;这时才发现,不是我们在写那些文字,而是文字在写我们,写这个时代,写我们的痛苦与信仰,写希望与未来……
   即使了解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即使将历史放置在一个客观的背景下观照,仍旧不得不说,这个时代是写作者的天堂和地狱,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些闻所未闻、也注定被载入史册的事件,而这就需要写作者超凡才情与生花妙笔的加盟,因此,这个时代应该涌现出成倍于过往总和的天才诗人和作家(虽然体制对文化持久且深入的破坏,致使文化的传承断代,但是,文化就像大地上的植被,野火过后短暂荒芜,但是稍加时日就会繁茂如初,这大概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吧);但是另一方面,当写作者悲天悯人的心怀,面对这个残酷且疯狂的世界,那些并非天意难违的灾祸与不幸,那些来自公权力的滥用、制度的戕害,那些因为人类本性的黑暗和邪恶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创伤时,什么样的勇气和力量还能让一个人提笔,并书写下满蘸血泪的诗篇,在这个不无悲情的动作中,足以耗尽一个人的精神资源,在身体倒地之前,完成这一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的工作;如果天才和人口基数有着恒定的比例关系,那么就必须承认,以十三亿人口的底数,我们拥有历史上最多的天才;但是,如果天赋是一种天赐的礼物,那么,就无法保证天赋不会在时代的作用和影响下假借、流变;这大概可以解释,体制中也有不乏文笔优秀的写作者,但是一旦触礁道德判断的时刻,就发生了方向与常识性错缪的原因。而在生存与物质的考验与诱惑之下,那些坚持下来的本真的写作者,在解决糊口与创作上的双重困境之后,还要迎战排闼而来的炎凉世象,并深入其中辨析病灶的机理和成因,将刻意隐藏的动机和秘密,以及沉默背后没有来得及彰显的声音与光芒大白天下,这就在写作和文字之外,要求写作者不仅需要过人的天赋、高超的才华、持续的热情、恒久的耐心……也需要一颗饱含关怀、宽容、爱心的心灵,而这颗心灵还要足够强韧,因为这颗心灵必定属于“精神界的战士”。
   诗人的这首诗将时间拨回两年前,回到“唐福珍事件”发生的时空中,相信还有许多人记得这位与家园共存亡的义士,当时一些媒体对此事件也进行了跟踪报道;相信,在唐一案之前,也有人选择了这样决绝的方式向体制发出了最后的呐喊,并在时代的身躯上留下一道深长且无法弥合的伤口,鲜血洒落在无声的暗夜中,滋养着那些植根黑暗中,却拒绝绽放的花朵;当通过媒体的报道,将唐福珍这位“悲情英雄”推到公众的面前,在这一刻,烈火意欲要吞噬的声音和信义,在公共空间迅速地成长壮大,成为振聋发聩于人们耳畔的黄钟大吕,当人们思考着唐的选择,并比较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和遭遇,同样的选择摆在了面前:生存还是毁灭!?可以说,这个原本形上的问题,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很早就有了形下的解答,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比“血拆”还要恶劣的处境我们都经历过,也不是人人都做出了唐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血拆”以及那些更糟糕的人权灾难才一再发生;英雄和英雄行为,从来都具有无可估量的榜样意义,我注意到,在唐之后的两年间,全国各地陆续都有自焚抵制“血拆”的事件发生,在体制和暴力的暗夜中接续起一条血脉相连的火的河流,它在默默流淌,将血与身体探入大地,接引奔突的地火,为这条河流注入生生不息的能量;在唐自焚两年之后,体制终于迟迟出台了停止“血拆”的政策反应,假如体制对于征地拆迁的新政策,使无数潜在的“唐福珍”可以免于唐本人的遭遇,那么,这些“唐福珍”们首先应该感谢英雄点燃了照亮体制狰狞与黑暗的第一把燎原之火;其次,就是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让唐福珍事件进入公共视线;来自生活的经验总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国家的媒体其存在的价值和报道的尺度,也就可以想象在唐福珍事件上,一些媒体的报道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相信在相关的内容见报之前和之后,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弹压和打击;而关于唐的报道是成功的,它唤醒了更多人对公共空间和公民权利的关注,它让更多人反思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它促使更多人去改变自己的认知与意识……而这种效果才是媒体本应承担的责任,在一个前宪政国家中,报纸、杂志、书籍、网络等等就是启蒙民众的老师;鉴于在一个“特色”的语境之下,传统媒体,甚至网络都无法完全发挥其应有的启蒙作用(在这一点上,网络比纸媒要自由一些),对于一心充当体制喉舌的媒体,自然不在我的讨论之内,而那些良知未泯的刊物和工作者,与体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角力,从被封锁的边界做着不懈跨越禁区的尝试;也就是说,对唐福珍自焚的报道看似是一个独立事件,而实际上,这是无数次努力失败后的终于成功;在这个体制中,报道事实真相而失败是常态,而报道成功却是意外,但是这种意外是建立在持之以恒的尝试与用力之上,可以想象,在唐福珍事件之前,还有多少同样惊醒视听、震撼心灵的报道胎死腹中;让民众一次次错过被启蒙的机会,而责任不在媒体的不作为,而是在媒体背后那只权力之手;为什么网络上汇聚了海量的民意,而在纸媒上则是风平浪静?不就是因为网络是惟一一个百姓尚能表达意见的平台吗(还不论体制对网络的严密管控),假如放开“报禁”,我相信一夜之间,纸媒的播报力度和深度就会和网络齐头并进(相信那个时候,网络上的“防火墙”也将不复存在),是否可以早日迎来民众“知情权”充分保证的日子,一方面取决于民众对公共空间的热情和关切;另一方面则是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和优良内行,而吊诡的是,在大多数人还处在蒙昧的状态中时,当这些未被启蒙的人甚至不知道“知情权”为何物的情况下,谁来完成那关键的“第一推动力”?不得不说,在这个时代,是网络充当了民众启蒙急先锋的角色,而且值得玩味的是,许多公共事件被人们所知晓——包括唐福珍事件,消息都是先起于网络,后盛大于纸媒,随着网民数量的与日俱增,留给纸媒展现启蒙价值的机会越来越少,纸媒至少应该到达对于唐福珍事件的报道力度,可惜,目前这还是一种奢望。

   诗人于这首作品中避开了令体制和个人同样敏感的政治视角,甚至没有从作为个体生命的主人公,一个在和平的环境中却选择自焚的受害者,一个仅仅想守护自己家园的弱势者的角度探入笔锋,诗人只是从一座形下的房屋,一座曾经的家园,一片废墟瓦砾之上,缓缓地打开叙事的纯光。应该说,无论从心路历程,还是作者从《再见童年》以来的持续用力,以及“失去家园”这一主题多向度的丰富演绎,对于诗人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除了诗集本身就是这一主题的具体表现外,诗人的“拆迁诗”(《七古•青砖灰瓦凑京畿》)则是对拆迁问题的正面回应,建立在这样的写作高度上,可以推测这首诗的海拔落差不会逊色于前诗,但是,两首作品中有着向度上的不同,可以看到,在这首新作中,更多的是一种浸透肺腑的悲凉,如果说失去家园是作者,以及许多人和主人公的共同遭遇,那么,在对待这一遭遇的选择上却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一区别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借助焚于烈火中的悲壮想象,诗人展开了内敛深沉的言路,诗人仿佛驻足在一片焦土上流连徘徊,寻找龟裂瓦片上保存着的决绝呼喊,破碎砖石上烙印下的壮烈一幕,那遗落在废墟上的片片闪光又是谁纷飞的泪珠和唏嘘?人们能否明白滚滚烟尘和冲天火光在时代汹涌的漩涡中,被赋予的价值和未来得及淬炼成型的信义吗?当一个赴义者挥别家人、世界和一生的记忆慷慨上路的时候,我以为,总有什么被给予世人,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起人类的罪恶与苦难,相信即使在一个远离宗教传统的国度,当一个义人在履践一件道德含量极高的理想时,依然可以从他/她义无反顾的身影中,看到那洞穿体制与人性无边铁幕的努力和光芒,在唐福珍的身上,我看到了在这副身躯上,高悬的信仰就在接引烈火的一刻显形、凝固,以勒碑刻铭的力度镌印在时空的身体上,也在嘈杂或暗哑的历史上留下一颗光的芒刺,无论未来以何种方式进入这个故事,都无法绕开火焰中四射的光芒,必将以正义的声音一遍遍重复时空中的一刻,从过去到永远,而这,就是人权的起源、民主的起源、未来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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