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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我辈逃——《咏日本大地震海啸》读后

明朝我辈逃——《咏日本大地震海啸》读后
   
   “3•11”日本海啸之后,引发的福岛核危机直到今天仍未平息,就在昨天,日本将辐射污水注入大海,引发周边国家和民众的普遍关注,就日本核泄漏引发的环境危机来看,这次的核泄漏灾害,已经不局限在日本本国的范围内,而是对周围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辐射影响,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日本核泄漏事件依然牵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日本近邻的国家。自从日本海啸发生之后,关于海啸的消息频频见诸媒体,而核泄漏危机爆发出之后,在国内也引发了一些骚动,甚至衍变成为一种轰动效应;透过日本发生的灾难,来看待我们自身,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恰巧春早先生发来这首“咏海啸”,就借这首诗,简单扒梳一下对于日本灾难的思考。
   3月11日下午,国内媒体就播放了日本地震引发海啸的新闻,我注意到,新闻全部来自日本媒体。我当时意识到,日本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将媒体力量投入到灾区,并且向世界转播,这至少让我感觉,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日本政府没有隐瞒;而这一点究竟是由于日本政府?还是民主制度本身?周知,在民主制度下,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力量”,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外的,第四种监督公权力的力量,新闻媒体的非国有,以及非党产化,是新闻人如实报道的客观基础;同时,民主制度下新闻人的职业道德和惯性,也让媒体和记者获得了民众的信任,人们往往对政客抱有怀疑的态度,而更愿意相信媒体,认为政客以说谎为业,而媒体是说真话的。日本在二战后,由美国的接管下建立了民主宪政,可以说,日本媒体也不例外于其他民主国家的媒体,这大概就是从日本媒体上世界获得了额关于日本地震海啸的第一时间消息。
   那么日本政府在报道海啸一事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可以不褒不贬吗?这就需要挪移对比一下,按说,政府无权干涉人民的言论自由,从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延伸,媒体的新闻报道正是对民众知情权以及言论自由的前提和保障——民众被谎言蒙在鼓里,知情权为零,又何谈言论自由?就是让人说话,在信息都是虚假的情况下,所谓的“言论自由”还不是重复那些谎言?但是,政府的权力的确很大,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当然不会明目张胆地妨碍新闻自由,但是,政府会通过一些政治策略来规避媒体力量的监督,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而在日本海啸的事件上,我也没有听到日本政府以类似的理由拒绝媒体采访报道。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记得在地震发生后不久,体制首先加强了对全国媒体的管控力度,媒体不得在灾区擅自采访,各媒体对于灾区的消息也不得随意发布……很显然,两国政府面对灾难表现了不同的态度,我不认为体制对新闻的管控是因为对媒体力量的忌惮——六十年来媒体不都掌握在体制手中吗?一个地震又不是震塌了政治体制,权力不是依然牢牢控制着宣传工具吗?那么,体制为什么还要在第一时间强调对媒体的管控呢?我认为在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时,就暴露了这个体制的弱点,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政体下,权力的运行往往依靠掌权人为节点,而在中央影响不强的地方,这种“人治”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而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这些依靠掌权人的“人治”系统,很容易发生崩溃,比如像汶川地震,掌权人自己都忙于逃命自顾不暇,而留下暂时的权力真空。不要小看这暂时的真空,实际上,地震一发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时间汇聚灾区,很快就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而这正是体制最不愿看到的一幕,想想也可以明白:既然人们不依靠政府就将生活全面地管理起来,而且比有政府的时候还要好,那么,人们还有什么理由让一个非民选的政府来统治自己呢?可以说,公民社会距离民主仅一步之遥,这就是为什么,在此次阿拉伯民运过程中,我看到了新的希望,那就是公民社会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甚至超过了前宪政政府自觉开启民主改革进程!实际上,仅仅是在短暂的时间中,来自外地以及本地的NGO和志愿者,还是做出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成绩,不仅体现在救灾方面,对于地震中人祸的问责,以及地震后对于遇难者身份的搜集和查证等等,让人们看到体制的薄弱,以及在高成本“维稳”之下,民间蕴藏潜行的公民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我们走向民主的凭借。
   日本地震海啸之后,我从周围人那里获得了一个普遍反馈:日本地震海啸是上天报应,活该!持这种态度的人不是一个,甚至跨越年龄、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这让我很吃惊,日本地震海啸,受灾害的不仅是日本这个国家——这里所谓国家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还有日本人民——这里所谓的人民可不是咱这里应该加上引号的人民,而是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有人权有尊严的公民。我认为,在日本受灾的事情上,不能将日本政府和人民混为一谈。日本在二战时侵略过中国,犯下滔天的战争罪行,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至今,日本政府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这比历史帐应该怎么算?难道不应该算到日本政府头上吗?无论日本哪个党派成为执政党,都有责任承担二战时期法西斯政府的历史责任,就是对日本曾侵略的亚洲国家道歉、理赔,并诚心诚意地请求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原谅,当然,原不原谅取决于这些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最近这话听得耳朵起茧子了,主要是在说利比亚的局势);很显然,二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并没有谋求这方面的努力,在我看来,这是日本政府的过错。但是,这种过错,需要在政治层面予以指认和批评,不应借由天灾来抒发个人愤怒,难道日本政府受灾,就可以免除它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吗?当然不能!而灾难也不会让日本更好地认识到其本身应该继承的政治遗产,换句话说,灾难与一个政府的政治道德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认为日本遭灾是罪有应得,我无法从情感角度批驳这种观点,但是,从理性角度来看,灾难并不能促使日本改变长期以来的外交策略。
   下面就说到灾难中的日本人民了,在这个层面上,我不惮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我的良知和善意与日本灾民在一起。无论日本政府在面对侵华问题上的态度如何,在日本遭受海啸袭击的时刻,我看到的是被巨浪破坏席卷的街区、房屋、汽车……还有无数的遇难者,这些死亡或失踪人口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权力、体制、意识形态、历史积怨、民族情感……在我看来这些都无法与人的生命相比。一位诗人说过:这世上每当有一个人死去,就如同我们自己死过一次。我为那些罹难于海啸中的日本人民致哀,并为失踪者和幸存者祈祷,我认为,只有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才让自己的灵魂完整。我对日本政府的态度不会与对日本民众的态度混淆,政府是一个政治体制,而人民却是每一个个人组成的,人民中的任何一个,都是生来自由、平等的个体,生命是来追求幸福,而不是殒灭在这样的天灾之中;天灾是一种悲剧,无论它发生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一场悲剧,而当面对天灾发生,正是展开我们心中恻隐的时候,在我看来,人们内心中的慈悲和善良,就是普遍人性的表现,也是我们医治伤痛、走向明天的力量源泉。日本海啸后,各国都派出了国际救援队赴日本支持救援工作,中国也派出了救援队——这并非因为日本在汶川地震时派救援队来华支援,此时,我们报答日本当年的帮助;而是这种国际救助的制度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人道主义救援是不分国界、民族、政体、宗教、肤色、文化……在这种观念背后,散发出的是普世价值的光芒,而普世价值正是建基于对天赋人权的推崇、追求和维护。因为对日本政府的不满,而将仇恨转移到日本人民身上,这是不理智也不道德的行为;而在日本遭受地震海啸时,认为日本人民遭难是一种“报应”,甚至幸灾乐祸,则是不人道的表现。在为同胞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的同时,我也不禁在寻找这种意识的深层原因。
   长期以来,在体制的教育中,我们从来没有分清政府和人民的界限,至少在一个极权或后极权的社会中,的确很难分辨这条模糊的边线。专制权力一向将民众视作体制的固定资产,权力一旦打下天下,民众顺理成章地就成为了这一朝的财产,供权力驱驰、奴役、压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习惯了政府永久性的代表自己,而在任何专制政体中,人们的这种想法简直是天经地义。幸好!世界上还有别样的政治体制——宪政民主,在宪政民主制度中,政府是民众选举的,换句话说,政府必须通过人民的同意,才可以代表人民,否则,权力就是违反宪法,政府就没有统治的合法性;人民自愿让渡一部分自由交给政府托管,而政府集中使用人民的自由,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是人民的奴仆。可以看出,在专制和民主两种制度下,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简直南辕北辙,专制政体下,只有政府没有人民,而人民也往往接受这种政治处境;而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和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两者不能等同,也无法互相代表。这样来看,也许可以为国人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仇恨混淆,提供一种政治学的分析:国人没有分清在不同政体下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于是将这里的“特色”想当然地挪移到日本去了,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常识性的知识缺陷应该归咎于民众,体制也负最主要的责任,长久以来,体制不仅拒斥普世价值,甚至连同与普世价值有关的知识也在禁忌之列;民众没有民主宪政的实践经验,也没有民主的理论准备;今天,一些“盗火者”借助网络传播启蒙知识,为民众普及普世价值的理念,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业(这些“盗火者”们为启蒙民众所付出的代价令我唏嘘敬佩,他们中的一些人失去了自由,一些人时刻生活在体制的监视下,还有些人被迫去国离乡,没有返回家园的机会……这些,都是“盗火者”为我们这些“沉睡者”所做的奉献,我相信,终有一天,他们所做的一切,会得到历史的证明),也让我辈这样从未,也不可能接触到普世价值知识的“草根”,一点点地完成自我启蒙的功课。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长久以来体制对于人民的意识形态灌输,已经对人们的思维和认知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被“阶级斗争”教育的一代人,心中充满了莫名的仇恨,在公民教育缺失的语境下,人们的政治认知和私人情感诡异地混杂在一起,在判断一件公共事件的时候,往往可以见到这种复杂思想的现身。比如在对待日本地震海啸的事情上,似乎一时间,人们的民族情感被波澜推动,达到同仇敌忾的浪尖之上,但是,仔细想想,这一切又与民族何干呢?日本人民已经拥有了民主宪政下的人权保障,而我们呢?我们看到万余名日本民众在天灾中遇难,还有同样多的人失踪,但是,非民主政体给国民造成的伤害,又岂止万余人?“大跃进”时死于饥荒的人有多少?“反右”、“文革”时非正常死亡的人又有多少?我注意到日本海啸中的遇难者和失踪者人数都非常精确,不指望我们能获得那些历史事件中准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哪怕精确到万位,实际上,对于这方面的追问本身就成为了禁忌。远的不说,汶川地震后,有人搜集在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名单,遭到体制的阻挠,可谓前鉴不远吧。专制政府的维持,从来需要一群标准的“愚民”,因此,制造“愚民”也是体制的日常工作,如何制造“愚民”?意识形态教育、全方位的宣传途径、对民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垄断等等,虽然,在21世纪的今天,极权时代的做法得到了调整,可谓与时俱进,但是,假如人们不能完成自我的公民教育,那么,曾经极权时代的思路和情感依然作用在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中,人们依然是体制中的“愚民”,也就是说,人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保卫体制的藩围和芒刺,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人们对于日本海啸中遇难者的非理性态度,让我感觉启蒙的必要和迫切,国民不知自己的权利是天赋,而非政府给予;当人们习惯了人权状况恶劣的生活环境,竟然对于自己的权利视若无物,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日本的地震海啸,甚至核危机终有渡过的时候,只要日本的政体不变,日本人民的权利也不会改变,据说东京电力公司的赔偿计划已经启动,对于受核泄漏波及的民众,赔偿数额有万亿日元。但是,这里的情况却不因为日本的灾难而改变,民主尚未实现,不受制衡和监督的公权力依然是个人最大的威胁,我们的人权还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至少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普世价值为何物。而做到这一点,却不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可以完成的,仅凭障碍重重的网络,要扫清六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积淀,不仅“盗火者”们任重道远,我们自己也不能只搭“顺风车”,民主是每个人的事情,只有大家都参与其中,尽我们自己的那份心力,才能迎来民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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