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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对抗谎言

   记忆对抗谎言
   
   读春早先生的新作再次让我注意到关于记忆的话题,我们应该如何记忆?这里所谓的“记忆”并非私人记忆,而是作为公共生活的记忆。回顾过去六十年,前三十年根本没有公共生活的空间,极权政体对于社会的管控沦肌浃髓,农村的乡绅制度,以及城市的行会制度,都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公民社会的组织作用,但是,这样的类似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在49年后被体制取缔,“三大改造”之后,除了建立起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这个过程中也是权力浸透社会各个层面和角落的运动,个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被体制孤立化,人们无法通过非政府组织来缓冲公权力的冲击,个人,成为极权直接作用的对象,在这种社会中,自然不会存在或诞生公民社会。最近的三十年,在从极权主义向后极权主义的转向中,人们获得的自由要比前三十年有所好转,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必须给予人民一定的自由,才可以为经济的运转提供原初的劳动力;人们从极权时代的抽象人民转变身份,成为了出卖劳动力的人力商品。在这一前提之下,即使体制对民间组织的警惕和压制一直存在,而人们凭借有限的自由,也在积聚着公民社会的能量,虽然,目前这种公民社会的雏形,只能以非政治的目的运作,但是,在这种人与人自发组织、并共同参与的过程中,人们在实践着一种公民社会的心理准备,人们固然无法自由结社,通过游行示威的方式争取自己的人权,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彼此间形成的自助组织,寻找到一种体制之外的归属,即使这种归属目前只是心理层面上的。人们在体制和个人的阵营之外,拥有了第三种可能,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可能,人们通过公民社会抵御国家主义的强力,形成与政府对话的力量,并且在“国家—社会”的对立关系中,逐渐强大社会的一极。拥有一个成熟、完善的公民社会,这也是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在公共社会中,人们才有公共生活可言,人们以公民的身份来参与到关于公共事务的建设中,这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民主体现。
   但是,在公共社会实现之前,在公共生活到来之前,在我们还没有争取到公民身份之前,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公共事件,即使我们没有参与其中的能力,或者说我们恐怕连知晓公共事件的发生都不可能的前提下,公共事件之于我们的意义又如何体现?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记忆,我们只能通过记忆与公共事件之间保持一种超时空的联系,而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用记忆时刻提醒着自己,在我们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作为一个人,我们天赋拥有的自由,以及作为一名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它有着什么样的过去;我们想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未来,我们用什么方法实现这个愿望……记忆于现在重现,但是它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春早先生的这首作品可以看作是对记忆的重现,它首先需要诗人在脑海中召唤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先于作品存在。它必须先在诗人的头脑中再次发生,而这个发生不仅仅是作为感官层面的发生,这个过程还要有思想和情感的加盟,记忆已经不同于它在历史发生点上的状态,当人们将自身变成一种容器来贮藏记忆的时候,记忆在人们的思维催化之下变得丰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当时那些没有机会展开的意义也开始慢慢自明,而这无疑又增加了记忆本身的重要性。

   如果说人们从历史的经验中建构社会与人文的价值认知,而历史本身就是记忆的总和,只不过,它总是以意识形态的规则被重述,但是,要是清除掉附着在历史叙事上的意识形态迷雾,就可以发现,历史,也总是以最原初的记忆形态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记忆先于历史。历史是一套语法,或者说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叙事规则,这套规则必须建立在记忆上施展,但是,规则不等于记忆,或者说,规则无法取代记忆的真实,甚至,往往——尤其在中国的历史中——历史站在了真实的对面,历史非但无法呈现真实,反而成为弯曲真相、掩盖事实的工具,这并非历史的罪恶,而是意识形态的罪恶。实际上,体制在对待“六•四”事件上的做法,正是意识形态扼杀真相的体现。体制所拥有的话语权,就意味着权力拥有按照其意识形态编写历史的资格,而这种不受制约与监督的语权,正是不受制衡、监督的专制权力的分身;而这种历史语法,已经在这个国家持续了几千年。而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我们如何从历史中获取真相?恐怕这很难,被体制垄断的不仅仅是话语权,当然也包括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打个比方:全城只有一家餐馆,餐馆只供应一道菜。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能做的只是用脚投票。但是,用脚投票走不到真相那里,我们如何寻找到真相?幸好,记忆还在。
   记忆和历史本来应该良好共生,历史将记忆的材料整理,然后完整地再现出来;但是,在两者分裂的情况下,在我们无法相信历史的情况下,我们就只有依靠记忆,记忆是历史的雏形,它保留着原初的真实。而记忆可以对抗历史,为什么?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其本身必然要曲折真相,在体制封锁真相的情况下,历史的谎言就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真相却可以轻易戳穿谎言。真相与谎言之间的对垒,并非一对一的单挑,真相挑战的不是某一项具体的谎言(当然,真相本身具有这种力量),而是谎言建立起的规则本身,真相打垮的是意识形态,是专制权力的不合法性。这一切的力量,都可以从真相之中获得。这就是记忆的关键,用记忆去抵达真相,这就要求我们去抱紧记忆,就要求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就是屈从于谎言,屈从于权力,屈从于不自由。
   我们很难有意识地去保存某一事件的记忆,除去极端的情况——事件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使我们永生难忘;否则,很多记忆如水流过脑海,河床中一滴不剩。我们会忘记许多事情,这是人类自身的局限,但是,我们会选择性的忘记一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专制的环境中,而没有意识到那些事件之于我们的意义,我们忽略了它们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丢弃了那些记忆。这是我们的损失,这些记忆本来是属于我们、属于社会、属于民族和国家的,但是,现在,它仅仅属于我们自己,而且,就连私人的记忆,也在一点点的零落。
   在这种记忆缺失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采取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将我们的私人记忆分享给大众。对于弱智又弱力的草根百姓来说,我们断然不具备与媒体旗鼓相当的号召力和受众。借助网络和博客,让本来“吟罢低眉无写处”的草根写作者获得了一个发出声音的平台(这并不意味着由于有了这个平台就有了读者,而且还有网络审查的存在),这比起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作为一个良心写作者的处境,以及笔下文字的去向,与那些言论不自由的时期并无不同。也就是说,对于传播我们的私人记忆——仅从技术角度上——打开了一道窗口,可是,这是一扇半开的窗户,它只能朝着意愿从这窗口向里眺望的人打开,而绝大多数的情况是,行人步履匆匆看不到那一扇被话语迷雾遮蔽的窗户。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剩下的就是写作者自身的奋战,这是一场来自精神世界的战役,写作者不仅要回到记忆的原点,还要用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将私人的记忆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写作者不仅要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对于同样经历这一记忆的读者而言,这种私人记忆的展示,正是帮助他们唤回自己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忆的良药;而对于更多的、没有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读者来说,作者有义务重现一段真实:以记忆的方式、以历史的名义,用分享记忆的方式,来铭记历史。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在分享记忆的同时,思考历史之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这才是,也应该是文字所要完成的终极使命。我们为什么要记忆?为什么在历史消失的时空中,用私人记忆去填补历史的空白?我们不光是要对历史进行补完,不光是对真相的追查与廓清;与所有对历史的真实纪录一样,历史的价值在于未来,在于我们避免历史的错误,而去创造理想的未来。而这个意义同样适用于记忆,在历史缺席的情况下,记忆,也就担当起了历史的作用。我们只能依靠记忆使自身融入进历史事件当中,在历史事件中去体会那些价值和意义。这不是最佳的方式——我们本应该在那里!可惜,我们已经不能;于是,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借助于他人的记忆,来让我们的生命和历史铰合在一起,只有这样,生命才不至于荒废在私人的生活里,正因为那些关系到我们命运的事件发生过——即使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我们只能以记忆的方式,让历史事件从私人记忆的领域,一点点地向公共记忆过渡,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重温历史,重温被体制和谎言掩埋的真相,这也许是我们走向明天的惟一途径。这也就是在一个公民社会没有实现、公共空间艰难起步之初,如何将历史事件纳入到公共记忆中的一种尝试。
   一旦确认了我们所置身的环境,清楚了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掌控和扭曲,认识到“启蒙”依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而在这个时代,它对于我们的必要和迫切。那么,对于一个良知的写作者而言,用记忆对抗谎言的战斗,已经打响。
   加油!
   
   
   2011年7月16日至26日 夜 雨
(2012/10/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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