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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

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
   
   “7•23甬温线追尾事故”已经发生了一周,这一周来我目睹了人民与体制的交锋,在灾难带给人们的震惊与悲痛之外,在体制于处理事故中表现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颟顸和麻木之外,千万网民在面对事故时,对于公权部门的义愤和质疑,以及对于在事故中死难者的人性关怀,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这让我体认到一个事实:人民正在启蒙。可以看到,在每一次突发的公共灾难之后,人们的公民意识都会更上层楼,并且有更多的人在民众的公共意见中开始觉醒。可以说,是网络促成了这样一个全社会启蒙的局面(虽然目前还有许多人没有接触到网络,但这并不妨碍网络的力量辐射到现实生活中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启蒙的成本却是高昂的、惨重的,为什么只有在出现了如“甬温线”这样的重大生命损失之后,才可以促进人们的公民意识呢?我想这一状况说明,体制是不希望人们启蒙的,体制希望人们是一块砖、一颗螺丝钉,而不是有着人权意识的公民。这也就是为什么至今在各级学校中尚未有“公民教育”的科目出现。也正因为如此,每有重大的安全事故出现后,体制的反应与长久以来权力对人民的定位如出一辙,在“甬温线”事故中,可以看到草菅人命的处理方式,遭到了万千网民的强烈指责。可以说,激怒人们的不仅仅是安全事故本身,甚至不是在安全事故中的“人祸”因素(实际上,像“甬温线”这样的灾难,有多少是天灾,多少是人祸?把灾难推卸在老天爷身上,不怕遭雷劈吗?),而是体制在处理灾难时所表现出的对生命和人权的漠视和践踏。这一点,在这次事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火速掩埋车厢——且不论这样做有破坏事故证据的嫌疑(那简直是一定的);车厢里是否还有生还者?这一次,老天都看不过去,用一个“奇迹”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一个小女孩儿在体制宣布没有生命体征、结束救援之后,被从车厢残骸中救出!对于广大关注此次事故的人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奇迹!这是上天给予人间的奇迹!但是,这样的奇迹,却被体制僭越挪用了。
   7月24日晚,在铁道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为何在宣布没有生命体征、停止救援后,又发现两岁零八个月的小女孩项炜伊时”,王勇平回答:“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所幸,发言人还知道这是“生命的奇迹”,没有说成是“政治体制的奇迹”、“中国特色的奇迹”。不过,想想看,这“生命的奇迹”,还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在宣布没有生命体征之后,小女孩儿获救的事实就有些“政治不正确”了,明明没有活人了嘛,怎么又活了一个?这让铁道部脸往哪放?无疑,这让民众质疑搜救的动机和效果:究竟是“解救”还是“解决”遇难乘客?这分明是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华势力提供口实嘛!网上也有帖子将事故的原因指向了西方国家的阴谋——在某种意义上,这要比雷击导致列车故障的原因,更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小女孩儿的生还,成为了体制棘手的一个问题,甚至上升到了一个政治的高度——“是生存?还是毁灭?这真是一个问题……”很显然,这种“死而复生”在政治上属于“无组织,无纪律”,于是,也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了。所幸,我们还拥有这样的奇迹。

   在回答记者提问“为什么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解释,参与救援的人告诉他,为了填平泥潭,方便救援,并称“他们是这么说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我反正信了”一语,一时间蹿红网络,成为一周来最火爆的网络用语,其语法被称为“高铁体”,并被广大网民活学活用到各个角落,掀起了一场学习“高铁体”的风潮。笑过之余,仔细想想这位官员信的是什么呢?我以为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荒谬现象的无厘头解释,在这种“信”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如果有人向我如此解释掩埋车头的原因,我是不会相信的。但是,像我这样的草根百姓信不信是不重要的,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只不过是没在那趟列车上罢了。而王发言人的“信”则不能与我这般的草根同日而语——草根岂有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权力?只有“口含天宪”的阶层才有召开发布会的权威,按照通用的语法,只有“代表人民的人”才可以居于语言的中心,发布一系列关于世界和未来的消息。在当了许久的“人民”之后,大概也明白了“人民”这葫芦里的药,所谓“代表人民的人”,实际上代表了体制在发言;他的发言并不是要把一个事件中的前因后果告知给百姓,而是让百姓“好好听着”!在极权时代这叫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现在称为“和谐”。从权力中心发出的声音不是真的让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而是让人们“相信”权力对于事件的定性和解释。也就是说,发言人的发言就是为了让人们“相信”的,至于发言人说“至于你信不信”,就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没有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气势,究竟是发言人心虚?还是时代毕竟有了些改变?
   对于连我这样的百姓都不会相信的解释,为什么发言人会“信”呢?也许他就是相信了,这不是我要辨析的事情,反正他信,我不信。我更愿意相信发言人相信的是另一种东西——体制本身。从事故发生到召开新闻发布会,再到对事故的处理和对死难者的赔偿等等一系列动作中,体制的所作所为没有超出我对它的判断,甚至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在权力的视阈中,人民是什么样的存在,通过这次事故表现得清清楚楚。实际上,权力的这种态度并非在这一次的事故中得以体现,从建国至今,在历次的“运动”中,那些被权力无声吞没的生命,与今天事故中的死难者有何区别?如果因为这一次事故才认识到权力的面目,不得不说,这个认识有些迟了——虽然迟了,但是还是来了。
   从极权到后极权再到新极权,体制也在做着与时俱进的调整,但是,权力的性质却没有改变,这正是体制建立的核心:一种不受制衡、监督的,没有边界、限制的权力。权力并非来自民选,换句话说,并非因为人民的同意建立起来的政府;而未经被统治者同意的权力,又怎么会将人民放在眼里呢?于是,体制本身成为了特殊阶层,从顶极权威到普通的公务员,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这个体制的运转;这个体制为他们提供了优于百姓的物质保障——而这些物质财富来自于人民的税款;而体制所要求他们做的,就是拥护这个体制,而只有当拥护体制与其自身利益一致的时候,体制中人才会本能地成为利维坦的爪牙和鳞片。
   在这种境况之下,体制中人就会与体制之间,达成一种倚赖性的心理,个体需要倚赖体制,在物质的基础上,渐渐朝着精神向度蔓延。在平等的关系中,是不存在“倚赖”情感的,“倚赖”首先是不平等的关系;个体首先承认体制的“强大”,然后本能地“倚赖”体制;这种精神上的“倚赖”情结,让个体与体制之间演化出一种类似宗教的关系:个体对体制的“信仰”。可以认为这种“信仰”是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无论是极权时代的“建设共产主义”,还是新极权时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实际上都在这种坚固“信仰”之下。个体首先是“信仰”体制本身,然后才是对体制的意识形态的笃信。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同的政体形态下,体制中人对于体制的拥护却保持着高调一致。只要个体对体制的“信仰”存在,那么,无论体制说了什么——即使体制所言前后不一;也不会动摇个体对体制的忠诚。
   如果比较真正的宗教和这种类宗教之间的区别,那么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宗教信仰是超验的,它不承认俗世有高于上帝、真主、佛祖、神等等的存在,而这种超验的信仰,也形成了欧洲最初的权力观念:俗世不存在高于个人的权威。这也为日后的人人平等观念提供了观念雏形。而类宗教信仰却是建立在世俗权力之上的心理移情,世俗政权取代神权成为人们膜拜的偶像,在这种“造神”运动背后,既有人类最原始的宗教冲动——但是却被世俗权力异化;也有人类本性之中的欲望和蒙昧。在最近一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上,我们目睹了这样的类宗教情感的集体爆发,而且这样的社会行为在极权国家成为普遍现象,也就让人们不得不审视各种集权(不是极权)主义和对于人类压迫和奴役之间的必然联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分析了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但是,人们精神的流变与集权社会的关系,更值得人们反思。极权社会对于社会空间和资源全方面管控必然导致人们精神世界的萎缩,而同时,这种萎缩又造就了一批“单向度”的人,或者按照阿伦特的观点,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一种“平庸的恶”。目前来看,若要拨乱反正这种世俗权力对超验神权的僭越别无他法,唯有从制度方面入手,把超验的上缴给宗教,将权力的下放到俗世,而方法就是民主制度。
   过去一段时间中,许多仁人志士在不遗余力地呼吁民主宪政,但是体制用“不折腾”、“五不搞”的表态算是回应了民主宪政的呼声。为什么体制不愿政改,为什么不走宪政的道路?这也许并非政治学或政治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宪政就是“限权”,就是要以权力制衡权力,就是要民选政府,就是要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而在宪政政体下,目前的体制必然会失掉长久以来的特权,而这种特权的消失或削弱,必将与体制中人的具体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与其说,体制拒绝民主宪政,不如说,体制中的个体拒绝民主。而吊诡的是,本来是关系物质利益的原因,却因为个体对体制的“信仰”,这一利益问题被偷换成意识形态问题,那些自觉维护体制的人,对于普世价值大加伐挞,貌似是在坚守一种制度或主义,而实际上,无非是要保住自己的特权。每个体制中的个体都在享受特权,根据他们在体制中的位阶和时间,分享着权力的红利。一方面是体制开出的优厚待遇,一方面是类宗教的“倚赖”心理,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体制中人又怎么能不去“信仰”这个体制呢?他们当然要“相信”它,从头到脚的相信,相信体制所言所行,并将这种相信推及到体制的各个层面,这使得体制中人形成了一种类信徒的团体心理,他们以是否隶属于体制做为一种识别己方的标志,而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同志加兄弟”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只存在于体制之中。因此,当铁道部发言人听到有人对他说“掩埋车头是为了方便救援”的时候,他当然要相信,因为他没有不相信的理由——如果他不相信,就是和体制决裂,就是站在了体制的对面;这不仅意味着个体要失去体制提供的特权,还意味着他成为了体制的对手。必须坦诚,六十多年来,真正敢于力阻狂轮的人少之又少,这些人才是民族的脊梁,但也是人口的绝对少数。当一个人只能在生与死中选择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也就是选择了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无论我们身在体制内外,我们只是一些平凡的人,不同的是,我们还可以保留我们的常识和良知,而正是在缺失这种基本品质的体制和人身上,我们体认到两者的珍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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