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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百年中国文化变迁浅论

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百年中国文化变迁浅论
   
   引子
   大约七八年前,在我与春早先生的聊天中,我们最常谈起的就是关于文化的话题(那个时候,春早先生说得多,我听得多)。那个时候,我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只是有了一些皮毛的认识,还远未能像春早先生那样古今纵横、融会贯通。大约在2003年的冬天,春早先生的《半瓶堂论集》杀青,其中收录了那几年中,先生对于当代文化的批评文字——这些文字仅仅是先生思想的冰山一角(必须承认,先生有许多思想精华是在谈话中灵光闪现的,这种依靠“在场”才可以接触的醍醐灌顶,是文字无法完全实现的);较于先生在谈话中涉及的关于文化的方方面面,文字呈现不能十一。无论当时的我从春早先生的思想中收获了多少,我们对当时的中国文化达成了一个共识:文化正在迅速沉没。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接触到网络,所获得信息资讯的渠道相当狭窄,即使如此,从电视和报纸上传递的文化信号足以让我们感到费解和不安,并让我们思考我们的文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时的我们并未能准确找到令文化衰竭的病灶,我们只是感到了文化的流变和溃败。我记得当时春早先生一直努力用一种民间话语对文化的概念内涵进行圈定和描述,今天看来,这是一项无比艰难的工作——艰难的不是得出一个结论,而是这个结论的推导,必须符合思想的逻辑和进程。我记得若干次,在斗室之中,春早先生发问:“究竟什么是文化……”
   又过去了几年,网络成为了我们重要的信息和知识来源,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围绕“文化”展开的争论,有了多角度的认识。我们发现,就在我们热情地追问文化的定义时,以“文化”为旗帜聚集而起的文字已经借助文化热完成了向体制话语的暗渡陈仓,我们感到自己的确置身于一个文化时代,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将“文化”做为社会的标签。权力已经将“文化”放置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决定在普世价值的世界潮流之外,借助“文化”的口实,为“中国特色”突围,实际上,汉语和西语中的“文化”语境出发点不同。西方对于文化多元的认同,来源于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理念,某种意义上,文化多元主义有利于整合民主社会中的不同族群,在对民主政体的归属中,以文化多元保持族群的内部认同,可以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民主制度中的“和而不同”,“和”是民主,“同”是文化。而我们的体制对于文化的追捧,是在合法性危机、意识形态重塑、以及中心政策的转移的诸多困境中,希望借助“文化”的幌子,为继续“中国特色”寻找一种足以抗衡外部言论,又可以对国内民众冠冕堂皇鼓噪的政治话语。对于这种状况的了解,让我渐渐疏远围绕“文化”展开的叙事,在文化之外,寻找抵达真理的路径。在思想的路上徘徊了一段时间以后,对于社会制度的论题吸引了我,让我在文化的困境之中终于出走,在制度层面重新审视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接触到一些制度角度下的文化观,对于我来说,这些视角和观点都是曾经的我闻所未闻的,这种观念的冲击拓展了我之前对于文化的狭窄认知,同时也让我拥有了更多进入文化迷宫的入口。

   必须承认,这片大陆是一片文化的土地,文化是我们精神中的基因和密码,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作用并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我们可以将一种文明分解为器物、制度、文化的形态和成果,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我们反观自身;但是,从广义的文化概念上看,文化包含着器物和制度两者,甚至要比这个划分囊括更多,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已经被文化重塑过了,与其说“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云云,称之为“文化的器物”、“文化的制度”也许更加贴切。从民间的思考,到体制的意识形态,再到普世价值中的文化观察,今天应该如何认识我们的文化?这个问题近来往往浮现在我眼前,也许这就是深植于我们心中的文化精神的感召。
   就在我试着认识文化面貌的努力中,我感到一种无底的虚弱,直觉自己在做着一件不可能的工作,面对数千年来的文化,作为个体的自己,是如此的单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思考宇宙,但是,也许正是在这种思考中,我们得以认识自己。
   
   一、中国的精英文化传统
   在进入讨论之前,我先将文化的概念人为地缩小范围,这里所谓的文化,是指非物质文化,也就是除去器物之外的文化。如果可以这样说,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以文字和语言的形式留存下来的文化载体。而我认为,中国的精英文化是以文字的形式做为它的存在标志。于是,从文字进入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精英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局面与精英文化和权力之间的距离有着密切联系。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后来的帝制专制时代,精英政治都是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不论三代中的贵族政治传统,就是在帝制专制时代,皇帝的权力再大,也必须依靠官僚体制来保持对整个帝国的统治,而官僚体制的选拔,从推举、门阀、九品中正到科举,都在用遴选的方式将精英吸纳体制当中。精英对于体制的运转不可获缺,而在帝制专制时代,在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文化只能成为权力的附庸。要注意的是,文化虽然是权力的附庸,被权力压抑住了文化中最旺盛的生长机能——自由,但是,文化本身的自我增殖,就像一株植物,即使被石头压住了生长,植物也要从石缝中钻探出来。文化的这种内在矛盾,反而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道景观,一方面是权力对于文化的禁锢和扼杀,另一方面,文化从权力的围困中突围;而吊诡的是,中国文化从源头就强烈依靠权力,换句话说,文化是从权力中衍生出来的,这就让文化与权力的角力——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一条进程;从一开始,文化就注定了它的失败。于是,文化从没有突破权力的封锁,而在其他的领域疯狂生长: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是一个诗歌帝国;文化精英在无改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只有将过剩的智力倾注到文学上(当然,不排除那些天赋过剩的精英中的精英,似乎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目睹那种不把文学天赋视作珍宝的傲慢,可是,绝大多数的经典之作正是这些人留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拥有如此灿烂的文化的原因。
   精英文化做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拥有得天独厚的传承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绝大多数文化经典都是精英文化的纪录。那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是否只有精英文化一种呢?当然不是:
   
   
   二、大众文化的时间维度
   作为统治者的精英毕竟是人口的少数,而沉默的大多数也有他们自身的文化,只是这种大众文化不像精英文化那样,成为历史的主流。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大众文化采用了语言的传承方式,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似乎文字比语言有着生命力,并且已经被事实所验证。但我认为,这种重文字轻语言的状况,是一种人为的文化选择,甚至可以说,这种选择来自于西方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取向,在工具理性突出的语境下,文字要比语言更有效率,尤其可以落实为各种契约文书、档案备忘、政策文件、法律条文、教科书等等,而这些都是语言无法做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文字的优势就成为加速现代化的助力,而语言的地位被一再冷落,推到了文化的边缘地带。无疑,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人类世界的时间感受,科技力量拨快了人类的时钟,从工业革命缘起的地区扩散荡漾,最后,终于波及到中国这一古老封闭的帝国,并为这个帝国的文化带来无法想象的冲击。
   与历史上一直占据话语权的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以语言为载体,而其生长的环境就是其时间维度,这是大众文化存在的必要基础。时间构成了百姓的生活,只有在稳定的时间之中,大众文化才有生息繁衍的可能。天灾、社会的剧烈动荡、战争等等外界因素就会中断大众文化所倚赖的时间维度,造成大众文化的衰弱和消失。有趣的是,帝制时代所推崇的意识形态的一脉相承(儒家理论),使得一个王朝覆灭之后,还会以局部修正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帝制王朝,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大众文化即使被动荡中断后,依然可以延续发展,而其所倚赖的时间维度,即使在王朝的更迭之后,并无根本的加速和减慢。大众文化在熟悉的时间维度中,获得了迅速生长的土壤和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中,精英和大众文化彼此和谐发展,两者并无激烈的矛盾。由于两种文化属于两个不同阶级,因此,两种文化之间也没有优劣之分,在王朝的兴衰轮回之中,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熏陶之中,两种文化都有着永远存在下去的自信。可惜,事实并非如此。1840年之后,中国迎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化对于专制权力的撼动,必然影响专制统治的策略和执行,这里只浅论中国文化在1840年后的流变。
   
   
   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面对现代化的应对
   精英文化是最先感受到文化上的威胁的,这种震撼伴随鸦片战争的失败无疑加剧了精英知识分子(士)的焦虑,那些继续故步自封的自大实际上是鸵鸟策略,也不是历史的主流,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以一种积极姿态意欲打通中西文化之间的天堑,可惜,这也不是历史的主流。中国文化依然受制于权力,而权力的反应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过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器物,但是,对于西方的制度是完全排斥的,至于文化的态度要复杂一些。清朝政府对于自然科学,以及工业技术等一类文化视作“用”;但是,对于人文学科,尤其是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却视作“体”,是断然不能认同接受的。清政府在文化上依然坚持帝制专制的意识形态,这让精英文化只能在有限的领域与现代化接触,一直没有越出权力划定的“体用”的雷池。而另一方面,精英文化也在努力探索着应对变局的方法,可惜的是,由于体制的缘故,这些努力都夭折在专制权力内部,使得中国在进入现代化的各个入口无不错失良机,终于断送了清政府自身,以及与两千年帝制体制如影随形的精英文化。
   至于大众文化,则是在百年之中逐渐解体的,它有着地域上的变化趋势,首先是从沿海那些率先接触西方文明的地区开始,从通商口岸和殖民地,现代化对这些地区的进驻和建设,将已经在西方完成加速的人类时间,在这片古老大地上重新调校。这种时间的陡然加速,彻底摧毁了大众文化的时间维度,并在形下领域中,深刻改变了市民生活。大众文化在陌生的时间中仓惶北顾、丢盔卸甲。在百多年中,无法计算究竟多少大众文化随着时间湮灭无闻。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必须接受“重文字、轻语言”的趋势,而对于以语言为依托的大众文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并非那些伴随现代化汹涌而来的新词汇稀释了长久以来的汉语浓度,而是新词汇背后更为强力的语法规则在逐渐取代古老的汉语,而这就是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锋。在交锋中诞生了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因子,并为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最初的星火,这一点稍后再讲。总之,大众文化的时间维度被现代化进程动摇,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形式被彻底涤荡颠覆,大众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毁灭,而这一次是终极的灭亡,因为等在文化前面的不是又一个帝制王朝的重建,而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文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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