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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草根写作”正名

为“草根写作”正名
   
   在越来越多谈话和写作中引用的“草根写作”一词,正在成为一个小范围内(几乎就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频繁使用的概念,这让我不得不正视它每次出现的语境和场合,发现在其置身的母语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其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着不易察觉的漫漶和位移。按照这个逻辑推理,我就有理由怀疑这个发自于我的词汇,成为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模糊概念,一旦流入公共空间,就为在不同交集中的操作者带来从能指到所指的一系列麻烦。本来一个原创性概念就是为了将一种理念从纷繁的表象之中抽绎出来,作为一种精确的尺度丈量各种花色的呐喊和细语,而我发现这种善意正在被发明者自己窜改,成为自相矛盾的擂台,就使得本来严肃认真的文化探讨沦为撂地摊似的学术评书,有点明珠投暗的意味了。因此,敝帚自珍抑或是亡羊补牢,想对“草根写作”这个概念,进行一番扒梳和整理,算作是对一种写作理念的正名吧。
   “草根写作”这个概念是我在2008年时逐渐成型并提出来的,最早使用的语境是“以草根心态,著精英文章”,这一点在和父亲的聊天时多次谈到,虽然我没有特意对此进行过解释,但是,我们都接受了这个具有操作价值的标准。就像这个词一样,“草根”是“写作”的逻辑主语。
   什么是“草根”?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必偏重于语义学的立场,实际上,“草根”一词还是应该立足在社会学的角度给出答案。在一个权力金字塔的社会结构中,“草根”就是整座大厦的地基,是各种压力之和的承受层,是置身于权力演讲台背景中的沉默的大多数,是弱智弱力的草本植物的根茎,将其根系植入土地,吸吮着来自地表之下的汁水和营养。“草根”以其遍布的广、量的多、质的杂成为这片大地上,几千年来一种常态的生长造型。实际上,扒梳“草”的不同部位的经脉对于辩明“草根”的涵义是有帮助的。

   “草尖”作为“草”的最上部,因为柔软的性质就天生具备了风向标的造型,勿庸置疑“草尖”是“草”中的精华,又可称为“精英”,“草尖”虽然立身于“草根”之上,吸收着根部的供养和滋润,但是其天性是向往“塔尖”的上半部的,这在由民间到体制的心路历程中不难看到“草尖”们前仆后继的身影,“草尖”变身大树不是不可能,只是这条路被前人越走越窄,在他们使劲浑身解数取媚天听的时候,这种来自大地的声音就成为其伴随终身的地位胎记,永远让体制对其保持警惕和质疑,所谓冷暖自知,苦辣酸甜留给“草尖”自己评说吧,至少他们与我所谓的“草根”没什么交集。
   “中部”,在枣核型的构造中,占据了灰色群体的绝对多数,他们是有自知之明的老实人,所有关于他们的描述和形容都可以找到具体而微的鲜活例子,不同于“草尖”的八面玲珑和首鼠两端,“中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明知自己的败相,但也不放弃时来运转的期待,时间和生命从他们身上流过,六十年,两千年,五千年……“中部”依然以匍匐的姿态无声等待烈火或是秋霜的光临。关于“中部”的历史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而在生活的常态中,“中部”大概也不曾想到,在他们置身的环境之下还生活着“草根”。
   “草根”首先具有“草”的全部特性,甚至包括“草尖”的不安和“中部”的沉默,但是在“草”的谱系中,“草根”是“草”的最底部,是边缘的边缘,下半部的下半部,体制外的外围,但是,“草根”却有一个无法忽略的特性,就是它与大地的关系,从空间的角度看去,草根深入大地的部分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这也就是为什么“草根”可以成为大地的代言人的原因,实际上还远远不止于此,“草根”不像“草尖”那样的仰望和蹈虚,也不同于“中部”的犬儒和机会主义合体,虽然作为“草”的营养源头,“草根”在过滤水分的同时,也洞悉了来自地底深处的纹理和秘密,“草根”将这心口相传的智慧萃取提纯,哺乳诞生于黑暗之中的希望,而选择了一种抱紧大地的姿态。“草根”是学不会弯曲的,它可以被连根拔起,那是“草根”的归宿,但不是“草根”存在的形态,“草根”是注定要发出声音的。
   
   什么是写作?汉字发明的时间比许多先进国家的建国史还要长久,这,倒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所谓“寿则多辱”,漫长的历史并未使文明增色,反而在时间的磨洗中积淀沧桑。要说写作这种精神活动应该和汉字发明的历史一样悠久,但是直到今日,写作的概念依然模糊不清,百口莫辩。用汉字排列成有意义的文字,这大概是写作的本意吧。不过没有人接受这个定义,否则遍布大街小巷的“办证”也是一种写作了?实际上“写作”只有在一种价值观的背景下才能被描述,那么五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或“写作”中,通行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个问题容易回答:权力本位。惭愧地承认,我们的历史悠久,不过这里的“历史”应该加上一个逻辑定语才完整——专制历史!专制的特点之一就是权力本位,大白话就是:谁有权谁就说了算!这里不拟讨论专制主义,只是围绕“写作”展开一些思考,那么在一个权力本位的语境下,“写作”也应该加上一个固定的逻辑定语——权力写作,或者称之为“体制写作”可也(其对“体制写作”概念的定义和分析,可见蒋蓝先生的《体制外写作的命名和实践》一文)。
   这里不想对“体制写作”再进行画蛇添足的定义,这里对“体制外写作”定义进行评估和疏理,对于厘清“草根写作”的经纬倒是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体制外写作”是反对体制的专制写作而提出的,它的美学系统和价值系统是根系于自由的,它的终极向度是听命于独立思想的。(《体制外写作的命名和实践》)
   
   可以看到,“体制外写作”是根源于“体制写作”对当下话语权一手遮天的现实语境提出并实践的。而蒋蓝的“身体政治”系列文章,则是“体制外写作”最有力的代表。
   “体制”一词,无疑和权力有着血脉上的联系,有时甚至是权力的同位语,因此,针对“体制”的“体制外”写作,在意识形态方面给出了一个毫不含糊的态度和立场。得承认,就写作而言,“体制外写作”并不虚蹈,而是有着很强的操作价值。它选择了在自由与专制交锋最稠的地带展开顶风作业,在“体制外写作”大纛下集结的每一个黑字,无疑都具备了一种“异端”的素质。这,在当今的汉语写作领域,绝对是发源于鲁迅的“铁屋写作”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但是,我注意到,两千年的专制传统已经让“专制”沁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毛孔,也就是说除了直接来源于政治的“专制思想”之外,我们的生活无一不打上了“专制”的烙印。只是有些领域明显,比如:政治体制、不健全的法治、特权等等。有些则是隐蔽的,比如:文化中残留的专制思想、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观点和态度、几千年来不曾自省过的精神层面等等。如果说前者成为了控诉“专制主义”的众矢之的,那么后者,这种更深层面的影响,就是“专制主义”得以横行的精神土壤。提出“体制外写作”如果说着重于在“专制主义”明显的领域作战,那么,在隐蔽领域的斗争意义就相对薄弱了一些。而这,就是“草根写作”首要关注和矫正的范畴。
   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纵观历史,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自由、民主的丝毫征兆,如果不是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我有理由认为,这片大地依然还在沿用帝制。这是为什么?悲观地承认,我们不具备产生自由、民主的精神土壤。我有时想:普世价值和普世人性是否是相同的概念?我以为没有普世人性,却有普世价值。同样历史做了证明,我们的愚昧、野蛮、残忍从古至今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经过“现代化”的加盟反而变本加厉。要说人和人有什么不同,虽然看上去都是人类,都吃饭、睡觉、呼吸空气,但是事实告诉我之间的区别很大,几乎天渊。具体到现实的语境,我发现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人类(不是人民)迥然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在民主国家,人是权力的主人;在专制国家正好相反,人是权力的奴隶。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反差?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否承认普世价值。就拿台湾为例,在岛内还未实行宪政的时候,台湾是一个标准的一党专制国家,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为所欲为,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特点,国民党概莫能外。但是,一旦台湾实行了宪政,有目共睹,重要的不是前总统被送上法庭,而是作为嫌疑犯的前总统,依然享受人权!证之于我们,这些年百姓常看昔日的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落马,但是,看看他们作为嫌犯的待遇,你就明白,没有人权对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一样,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财富,都有可能被权力吞没。也就是说,在一个宪政国家,才可以谈普世人性;而在一个前宪政国家,谈什么都没意义,因为权力决定一切。
   我看到许多披露极权时代的独裁者言行的文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漫长的国家来说非常必要,因为绝大多数人还依然被愚昧着,看不到事实的真相。如果这些文字能在更广泛的领域,比如说互联网(这就很吊诡,因为你必须“翻墙”才能读到这些文字,而除了少数几个极权国家外,对于互联网各国政府从未设立什么“网络长城”,我甚至凭直觉觉得这种举动,在宪政国家是违宪的行为)上被人们读到,无疑是一种21世纪的启蒙。但是,任何一个极权者并非天降,不能不考虑其产生的环境。难道百姓就是绝对无辜的吗?有罪的不光是体制,构成极权社会,或后极权社会的主力——百姓,或说人民,也要承担专制的罪责!伴随百姓的每一次举手、欢呼、鼓掌,都是在为专制统治鼓舞助威,不同于体制帮凶的助纣为虐,百姓的这种“不作为”构成了专制产生的社会环境。而认清这一点,自觉地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需要到我们的精神世界寻找答案。
   这里挪用基督教的“原罪”概念,可以说,一个出生于极权或后极权社会的人,本身带着“原罪”,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上,如果你不去追求一种“真实的生活”,那么你就是专制的帮凶,那道道铁幕上就有你留下的一抹黑暗。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原罪者”成为了专制建立其上的沃土。
   如果没有普世价值,我也许和那些思考但未得其解的人一样慢慢消沉下去,但所幸的是,今天已经不是100年前,60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都认同了普世价值,我们也不会例外。互联网,新世纪人民的启蒙良师,已经在古老的神州大地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纵身飞跃那道看不见的“墙”,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启蒙时代”,它将继续“五四”未竟的事业,让人们对自身的处境,具体地说,就是权力与人的矛盾,得到一个从未有过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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