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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家和公民的伯牙

作为艺术家和公民的伯牙
   
   《吕氏春秋》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锺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锺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吕氏春秋•本味》)后世称朋友为“知音”,就是出自这个旋律动听的故事。那么,借此机会扒梳一下文化的流变对于我们欣赏琴声,还是有帮助的,即使坐在观众席上的人可能是不懂装懂,冒充行家。
   《吕氏春秋》讲完这个故事后,并没有完结,而是作者亲自登场,现身说法,我将引文补全:“……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如何将那些“贤者”吸收到国家权力的建设当中,为这项壮丽的事业鞠躬尽瘁,似乎是作者唯一关心的事情。看来即使是“伟大的友谊”,一经权力染指后,也变得音色古怪。百多年后,刘向和韩婴分别在《说苑》和《韩诗外传》中复原了当年的《高山》《流水》,却依然未能跳出“用”与“被用”的窠臼。
   倒是在晋人张湛伪托的《列子》中,琴声倒还保有几分悠扬,不敢掠美,照录如下:

   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锺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锺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列子•汤问篇》)
   显然,张湛在即兴演奏之后,没有重蹈前人的覆辙,他理智地保持了沉默,因此,我们还能听见空气中颤抖的回音,从两千年前飘到现在。
   我还未上小学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过这个故事,当时我有一种朦胧的迷惑:伯牙既然是如此高明的音乐家,为什么在知音辞世后放弃了他的专长或爱好呢?直到今天,我对着原文按图索骥,也没有找到我希望的答案。这些故事中,没有交待的内容,成为了这幅缺失图画上重要的拼板,没有人关心伯牙是怎么开始演奏道路的;也没有人在意二人是在何种情况下相识,这段友谊之于伯牙的演奏有何影响;这些答案似乎随着静止的琴弦沉默,时间在上面落满灰尘。我求解不得,兀自迁怒于说客或文豪们的功利心态,他们对于寓言的选用似乎达成默契,从来都是实用主义的,那些故事中的人物总是面目不清或支离破碎,在他们看来这也许没什么,但是却让21世纪的我面对这搅动脑海的问题抓耳挠腮。
   就文本来看,无疑,伯牙已经在知音和弹琴之间作出了价值选择,无论伯牙如何看待弹琴这件事(也许他根本不喜欢弹琴,是小时候他们家迫他弹琴的;也许他喜欢弹琴,自娱自乐,两者都有可能),而知音对于他而言,远远高于弹琴。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时期,伯牙弹琴是专门演奏给锺子期听的,也许这才是重要的,这也是这些故事选取的一个最关键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上的选择,构成整个故事的内在张力。也就是说,伯牙怎么开始弹琴的,为什么弹琴,怎么遇见知音的,都不重要了;一切的意义,就从这里开始。如果伯牙没有遇到锺子期,也许他弹一辈子琴直到生命的琴弦崩断,但是从始至终在声音的世界里他是孤独的。可以想象,像伯牙这样的音乐家比比皆是,只是,伯牙是幸运的,他遇到了自己的知音,从他指尖弹拨出的每一个音符都可以听到另一个心灵的回声,对于一个音乐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你也许有许多的“粉丝”,他们都愿意去亲近你,甚至比你自己还了解你,但是,他们却听不懂你的心声。所谓知音难觅,并非虚言。因此,在这样的情感高度和声音领域,当知音不在,心声谁赏的语境下,如果你是伯牙,那么,你会如何选择?
   
   
   作为艺术家的伯牙
   广义地说艺术包括: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诸多领域,有趣的是,文学最初也属于艺术的谱系,但是,文学抽象的特点,很快就让它脱离了艺术的范畴。一方面文字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的各种层面,尤其是政治对文字的御用姿态,这就让许多直观的艺术家们,对这种“文以载道”的处理方式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另一方面,文学与艺术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文学与艺术是平行的吗?还是彼此隶属?抑或者有交集但不平行?实际上文学只是文字诸多表现形式之一,而由文字进入到文学,这本身就缩小了文字的视阈,这种努力本身,就是意欲与文艺接轨,将文字纳入艺术的河流。我注意到,社会背景迥异的各个时期中,都有关于“纯文学”是否可能的争论,我并不关心争论的内容,那与我的生活去之甚远;倒是这争论本身,就意味着有人坚持做着让文学返回艺术的努力。
   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只能用文字来问出,这是一个幸运但无奈的事情,时空中的每一件艺术品都在证明“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这一漫长的系列,构成了关于艺术的全部。艺术存在于每一件艺术品中,但是每一件艺术品却不能说“我就是艺术”。这种关系,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不过,文字却有着惊人的渗透力,那些看似“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依然可以用文字表达了出来,于是本来非形于言语的艺术,就这样被文字所笼罩。实际上,艺术依然如故,只是文字从来没有放弃对这个不可言说领域的进入和廓清。这是一个无法被解答的问题,因为提问的方式注定了这个问题的无解,至少在文字的形式下不会有一个明确的解答。
   相对于艺术,艺术家似乎就具体多了。别的不说,往往我们身边有一些人,虽然他们不是艺术家,但是我们愿意称他们“有艺术气质”。这不是一种揶揄或讽刺,而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行,而这种精神往往超出了日常语言能够形容的范畴时,这部分人群,就当之无愧地具有了“艺术气质”。大约可以这么认为,“具有艺术气质”的人不一定是艺术家;但艺术家应该具有“艺术气质”。什么是艺术气质?艺术气质是一种具体的表现,是心灵面貌在现实中的镜像。笼统地说,艺术气质是特立独行的,是超越了平常生活带给人们的感觉之上的感受。这很好理解,如果艺术家迟钝如我辈,甚至不如平常人的感受,那么他也就不必从事艺术创作了。艺术家就像是人类精神器官的最敏感的那条神经,外部世界经艺术家的眼睛和心灵,再通过某种具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时,一个艺术品就诞生了。
   很遗憾,我周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但我想艺术家一定是人群中特殊的群类,上苍以一种超凡的礼遇青睐于他们。在面对同一个世界的时候,艺术家与常人的感受有着天渊之别。也许只能用天才来解释这一奇妙的现象,就像艺术的定义一样,天才如果指具体的某个人,或某类人时,这个词还容易理解,但是要说清“天才”究竟是一种什么才能?又变成了另一个无解的问题。
   如果承认艺术家与常人的眼睛、耳朵、触觉、感觉不能混为一谈的话,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艺术家与常人分享着相同的情感呢?具体到孤独这一具体的情感,我相信,作为艺术家的孤独是常人无法同感也不能理解的。
   别尔嘉耶夫指出:“有内在完满的孤独,也有内在空虚的孤独。有英雄主义的孤独,也有失败的孤独,有作为力量的孤独,也有作为无力的孤独。只为自己寻找消极的唯美主义安慰的孤独通常属于第二种类型。列夫•托尔斯泰感觉自己是十分孤独的,甚至在自己的追随者中间他也是孤独的,但他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孤独。一切先知式的孤独都属于第一种类型。”(《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将孤独的类型挪移出来的话,我相信,艺术家的孤独同样是属于第一类型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没有对立面的,不像常人的孤独一阵喧哗或痛饮就能将其驱赶,艺术家的孤独是一种存在的常态,甚至就是艺术得以生存的土壤和根源,在沉默的冥思中,将靡集的景仰和欢呼从身边推开,沉浸在一种抽离了时间的空虚之中,肉体和思想都已经泯灭,这时依然闪光的就剩下灵魂的原质,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才触摸到人类的核心,将这秘密迎接到心灵中,让它生根发芽,成长为广袤的阴翳和郁郁的果香,吸引着人们去注视、去向往、去认识自己,也许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
   我相信伯牙就是一个标准的艺术家。在他生命中,一定感受到了这种专属于艺术家的孤独。我虽常人,但是愿意以常人的经验证之于伯牙:一个人孤独并非难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短暂的热闹后,又重新归于孤独。伯牙的情况应该算是这种特殊的例子了,锺子期不光理解了伯牙的旋律,实际上他同时也理解了伯牙的孤独。这样看来,锺子期就算不是一个艺术家,也绝对是一个“有艺术气质”的人,否则他是不可能进入到伯牙的内心世界的。
   在遇到知音,又失去知音之后,这种大喜大悲的跌宕容易让经历者的艺术心弦先于生命之弦崩断。例子不胜枚举: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人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庄子•杂篇•二十四徐无鬼》
   这与伯牙的典故可谓互为同语,被刘峻用到了他的名篇《广绝交论》当中:“若乃匠人辍成风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于是,在伯牙放弃其艺术生涯的举动中,包含有多少绝望的意味,又岂是旁人能够体会的?
   
   
   作为公民的伯牙
   伯牙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艺术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伯牙没有见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权力和个人之间结成的一种全新的关系。在伯牙熟悉的世界里,权力和他,以及和每个人之间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就是权力对所辖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人,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于是,伯牙可以为锺子期不再弹琴,但是如果皇帝让他去献艺,他是无法拒绝的,恐怕就连《高山》《流水》这样的动听故事也无法搪塞过去,去还是不去?倒不如问:生存还是毁灭?伯牙是幸运的,因为他拥有一技之长,如果碰上一个爱好音乐的皇帝,说不定伯牙还能在体制中混碗饭吃,南郭先生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况且伯牙是真才实学,和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有着质的不同。至于普通百姓,既无伯牙的天赋又无南郭的狡猾,和平时期当牛马,战争时期当炮灰,生命价值在权力的天平上,只有使用的价值而已。在“莫非王臣”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与权力的关系,也许是比伯牙所弹奏的音乐还要古老的既定事实,生命已经被榨干再拧紧,牢固地绑缚在权力的琴柱上,任由权力的巨指拨弄,这首名为“专制主义”的曲子,被花色不同的统治者演奏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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