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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的誓言

被遗弃的誓言
   
   鲁国《春秋》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记载历史的,而“郑伯克段于鄢”是这部史籍贡献的第一个精彩故事。我记得自己是在高中课本上第一次读到这段历史,像其中的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经常被从历史语境中挪移出来,成为反动势力或犯罪分子的终极判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学时学习的那些古代、现代文史经典,今天似乎都没有什么印象,甚至曾经大段大段的背诵,也没有留下丝毫记忆,这让我在彻底告别学校后的阅读中,在文本中的某页重逢那些远去的形象和声音时,没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反而沉浸在时光中的苦涩在舌尖上慢慢荡漾开来。当今天我重读《左传》时,这种熟悉的感觉再次降临,但是我要说的不是郑庄公和共叔段的兄弟之争,而是在郑庄公打败弟弟之后的故事。
   《左传•隐公元年•传一•四》载: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姜氏就是武姜,申国人,郑武公娶了她之后,就叫“武姜”,她是郑庄公和共叔段的母亲,按照《左传》的叙述,武姜爱小儿子共叔段,并希望丈夫郑武公立小儿子为王位继承人。根据古代立嫡长子的传统,武姜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在大儿子继位后——即郑庄公——她多次要求增加小儿子的封地,帮助其扩大政治资本;并且在共叔段厉兵秣马准备袭击郑庄公的时候,为小儿子做内应。虽说武姜在生庄公的时候难产,并且将他起名为“寐生”;虽说她偏爱小儿子,并且努力使他成为郑国未来的主人,但是这位母亲难道不清楚:政治从来是可怕、残忍的?在一个“数人头”还未被发明出来的时代,“砍人头”几乎就是政治合法性的惟一手段。这位母亲难道不知道,假若小儿子袭击成功,那么她几乎就要失去另一个儿子——虽然她并不喜欢这个儿子——但庄公也是她的血脉啊。历史没有废话,也许是大家心照不宣,也许是生存的常识,也许左丘明本着“可说可不说,就最好别说”的原则记载历史。但是回头看看这母子三人,各自的表现也堪可玩味。抛开母亲和小儿子不说,在祭仲、公子吕等大臣向庄公发出红色警报的时候,庄公的表现可谓运筹帷幄、从容不迫,他的发言听起来极具政治家的气度和城府,称之为高屋建瓴再恰当不过。关键是,庄公若是有如此的战略远见,为什么还要眼看着弟弟坐强坐大毫不干涉?难道他在使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利用军事胜利一举粉碎弟弟经营多年的政治资源?同样,历史没有做出详细的解释,不过《春秋》对于庄公是有评语的:“称郑伯,讥失教也”。(同书)史家认为庄公纵容弟弟,没有对他及时进行教育,是导致兄弟相争的一个因素,字面来看,这个评价是客观的;但是,如果这种结果恰恰是庄公施展的“阳谋”呢?历史又沉默了……总之,成王败寇,共叔段失败逃跑了,庄公肃清了政治异己,体制上下空前团结,要处理的就是弟弟的同案——自己的母亲。于是,历史上演了文章开始时的一幕:庄公将母亲安置在城颍“软禁”起来,并且发了一个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大约可以视作现代话语所说的“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你了!”虽然,后者常见于恋人间的拌嘴,往往是女人口中说出,而决绝的态度其实是一种迂回的遁词,是希望对方在听了这句话后知错能改,并非真的要一刀两断;而前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那个时候“誓”是非常神圣的事情,庄公发了如此内容的誓言后,感到后悔了,在誓言和私欲之间的矛盾,冥冥中成为一部《春秋》贯穿始终的政治隐喻。
   后面的故事则有趣多了,可以当小说来读: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同上)
   
   在颍谷做治安官的颍考叔听说了庄公的伦理难题,就带着当地的土特产和解决之道去觐见庄公。我在想郑庄公作为一方诸侯,大概是不会轻易接见颍考叔这样的下级官吏的,估计在此之前颍考叔就向负责引见的侍从透露了类似的消息,否则,庄公怎么会和颍考叔共进午餐呢?当然,这是我的杜撰,没有丝毫证据支撑,权当说笑。庄公请颍考叔吃饭,颍考叔对于庄公赏赐的肉羹没有动筷子,这引起了庄公的疑问。颍考叔回答说:“我用薪水供养母亲,凡是我力所能及弄到的食物,都给母亲品尝过了;只有大王赏赐的肉羹,母亲没有吃过,我请求大王允许我将肉羹打包回家,让我的母亲有幸一尝珍馐。”听了颍考叔的话,庄公内心的矛盾受到了刺激,不禁感慨:“你有母亲可以孝敬,而我却不能尽儿子的孝道!”听了庄公的慨叹,颍考叔自然要问:“大王为什么这么说?”事实很清楚,颍考叔是明知故问,别忘了他是来干什么的,但是,他必须这样问,这就是君臣之间的对话,做臣子的总不能让君主自说自话吧。庄公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颍考叔,虽然,庄公也很清楚颍考叔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他这样做不是温故知新,而是为从颍考叔口中说出的办法,做一个事实上的铺垫。
   接着看:
   (颍考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
   
   颍考叔绝对是个聪明人,做武官太屈才了,他对于这个矛盾的解决方法,绝对是形而上学意义的。将“能指”与“所指”概念放置在文字中考虑,那么字符就是“能指”,而字符表达的事物就是“所指”。具体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句话中,“不及黄泉”这四个字是“能指”,而“所指”是什么呢?大家都清楚——生命终结。但是,能指和所指并非严丝合缝的一一对应,发明这对概念的是洋人,洋人用的是字母,但是也发现了从能指到所指之间的漂浮和空隙;将这对概念挪移到汉语——象形文字——的时候,汉语的多义性另能指和所指间的距离更为开阔。
   颍考叔的解决手段是抛开“不及黄泉”的“所指”不管,只在这四个字的“能指”上下足功夫,他说:“大王何必为此忧虑?招标一个工程公司,挖个水库,在修一个地底隧道,大王在那里和母亲相见,没有打破大王的誓言,国内谁还敢对此有微词?”
   庄公从善如流,听取了颍考叔的建议。
   历史和书写历史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受时间的制约,而后者却可以自由飞跃,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就像书写者手中的棋子或纸牌,任意的掷出和丢弃。“阙地及泉”这项工程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由谁来施工的、工人多少、工期多久、工程款是支票还是现金、有没有给工人上保险、是否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一连串问题,又剩下我对文字的低语,文字顾左右而言他,对我的关注和吁求置若罔闻。似乎在体制纪年中,“打井”、“挖地道”之类的具体操作是没必要写进历史的,谁还在乎具体是谁挖的这口井呢?权力说“深挖洞”也就挖了,反正是最高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否则怎么能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呢?颍考叔这边厢献计献策、一言兴邦,那边厢隧道已经挖好,而且庄公和武姜已经“黄泉相见”,时间快得让文字都没来得及换上一行。
   故事的结局,是好莱坞式的大团圆: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母子两人以诗言志,这是古人的必修功课,类似于今天的礼貌用语,儿子赋诗说:“隧道里面相见,其乐融融。”母亲赋诗说:“出了隧道相见,快乐自在。”母子二人恢复了曾经的关系。
   虽然,按照之前武姜对庄公的态度,这里的“如初”不该做乐观估计,但是不必等到生命终结之后,这种结果,应该算是一出“人间喜剧”了。
   对此,资深“剧评人”是有评论的: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颍考叔被树立为“纯孝”的样板,他的孝道不仅“老吾老”,而且肩负着“施及庄公”的重大使命,就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了。“君子”到此诗兴大发,用《诗•大雅•既醉》中的词句来歌以咏志:“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算是颁发给颍考叔的操行评语了。
   故事到此结束,可是疑问接踵而至,颍考叔的解决方案是否完美无暇?上文说到,颍考叔置誓言的所指不顾,从能指或者说字面上另辟蹊径,成全了庄公的心愿。在这件事情中,如果没有弄清誓言的核心,也就无从判断颍考叔的答案,而誓言的核心,或者说,誓言约束的内容并不是语言或者字面意思,而是语言、文字表达的目的,而在庄公的誓言中,这个目的从开始就是清清楚楚的——庄公不想再见母亲。无论庄公怨也好,恨也罢,这种情感若发自内心深处,至少它还是真诚的;事过境迁,人类今是昨非的情况比比皆是,实属正常,关键是,以誓言的形式将一种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心情用混凝土的手段浇铸后,想要推倒重来、自食其言,就没那么容易了。
   在那个时候,誓言是神圣的,是人和“天”之间的契约,人是践行者,“天”是监督者;立下誓言的本意是为了遵守誓言,而不是为了打破它。在《尚书》中就有《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的篇章,“誓”在书中是一种文体,大约现在的“军事动员”,和郑庄公的誓言还是有区别,但就算是“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单方面合约,权责还是相当明确的:
   “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甘誓》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汤誓》
   “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牧誓》
   “汝则有常刑……汝则有大刑!”《费誓》
   
   军事动员嘛,要奖罚分明,但是也可以看出,刑罚与死亡才是保证类似誓言忠实遵守的依据,只不过,在这种语境下,“权力”往往“代大匠斫”越俎代庖地僭越“天”的使命。而换个角度看,这种誓言的甲乙双方本就是“权力”和个人,没有“天”什么责任,如果指责“权力”的“专杀”有违“天地不仁”的训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倒是庄公的故事最贴近原初意义上的誓言。
   如果分析庄公立誓时的心态,恐怕当时的庄公是处在激动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因此才立下如此极端的誓言。但无论是出于什么缘故,誓言一旦立下,立誓者的行为就纳入了“天”的视野之下,虽然在庄公的例子中,没有提到假如未能恪守誓言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其结果也许不言而喻,“神的审判迅速降临”大概是惟一的解释吧。
   庄公的苦恼不是后悔自己情感的转变,而是曾经的一种情感被誓言高高挂起,不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而是今日之我与“天”的战争,这不同于“与天斗,其乐无穷”这里的天是“自然”的代称(当然也要联系具体语境,这里的“天”也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含义,与天开战,也就成为了问鼎的明喻),而庄公的“天”是天道、天理、天命,是一种高于人类的精神存在,庄公以及他所代表的古代人,是重视、敬畏“天”的地位,以及“天”所降下的祸福。庄公没有像流氓一样的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把誓言说得像顺口溜儿似的,庄公是一位贵族,贵族是和一整套价值标准并存的,忽视或背叛这个标准,贵族就不称其为贵族。而这套标准中,将誓言放置在了一个绝对高度,是不能凭一己私愿更改、撤销的,这才是庄公面对的真正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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