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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边界

写作的边界
   
   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沉湎于高强度的写作,其质量甚至在良莠不齐的等而下之,所谓耐心是写作过程中,具体说就是“写”的动作中才会具有的素质,这不代表在两次写作之间的缝隙中,让自己保持闲庭信步的从容,我就像是一个懒惰的奴隶,让人用鞭子、棍棒在后面追打一样的拼命写作。由于我糊口的工作远离文字和思想,所以,我的文字都是在属于自己的夜晚和难得的周末敲打出来的,尤其是近几个月,我已经习惯将周末称为“写作日”。
   就我目前置身的这个写作阶段而言,对于文字的结果和去向,我是不太关心的,所能保证的是文字的出手必须遵循恪守的言路和语法,这是从起点来确认文字所蕴涵的思想密度和力度的参照,虽然,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并非这种倾注和用力的艰难,而是思想仍旧可以通过文字的载体标志其吃水的深浅,必须承认,所有关于精神层面的劳作和创造,都是检验一个人天赋和才情高低的普适标准,就这一点而言,每每在读到大家之作后,一来是折服到五体投地、击节称赞、四处转发;一来是感叹自己天根浅薄,古人云“才不可以已”,信然!这种天分的差距,是无论如何无法用后天的努力来弥补追及的,这大概也就推测出自己文字可能抵达的最远端,也决定了我思想的扬程不会太远,在明白这一自身的局限之后,只能寄希望于别样向度的钻探和坚持,拓展文字的纵深。
   而第二个矛盾接踵而至,作为一个草根写作者,我所能掌握的资源贫乏有限,如果说我当下的写作无不是受到那些文字的启蒙和感召,那么可以断定,自己笔下的文字和保持一定的精神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除了公共图书馆和网络以外,再没有其他唾手可及的资源,而阅读和写作,都可以换算成时间单位,阅读和写作,站在时间的角度看待,更像是一场消耗战,最终决定文字外貌和内涵的因素往往在文字之外。

   第三,也就是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从历史继承下来的文化环境,人为对历史和思想的清洗和遮蔽,让文字打上“御用”的烙印,在近二十年来对经济效果的狂飙突进,也在渐渐改观文字长期被权力豢养的状态,松动的市场空间,为一部分体制外写作者找到了息肩之地,这种现象是乐观的;但是,相对于汹涌而来的经济洪峰,少量艰难生长的高扬自由、独立、良知的写作样本,在被利润驱使的市场领域中,几乎是杯水车薪、沧海一粟,指望“一花一世界”的彻悟和通感几乎是空中楼阁。那就只能依靠网络了,至少目前来看,网络还是相对自由的,无奈地承认,我所读的最好的文章几乎都是在网络上。且不说即使上网也需要一些技术手段辅助,就算这些资源俯拾皆是,又有多少人体认到文字的迫切,以及对于公共空间的建设性意义?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凡是那些影响我的文字,统统都可以规类为“药石文章”,这些文字打动或震撼我,恰恰说明其“对症下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而良医愈疾有一个先决条件: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病”了。假如像蔡桓公一样的坚持认为自己健康,恐怕再好的“方子”也于事无补,就像“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隐喻的一样,讳疾忌医的结果指向死亡。看来,意识到现实出了毛病,并意欲纠正、治愈这些毛病,才是阅读者和写作者追寻精神之光的原初动力,而这种“怀疑”精神,又似乎是这个民族最为稀缺的品质。鲁迅先生所谓“瞒和骗”,实际上这两种心态和行为同为一个硬币的两面,欺人且自欺之间保持自洽,最终表现为“自我感觉良好”,现实和阿Q的时代相去不远。
   稍稍扒梳一下我的写作环境对于下面的论说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将写作摆放在良药苦口的关键位置上,也应该认识到写作的局限和边界。
   首先,文字作为写作的结果,只能对精神层面产生影响。这里暂且将那些阅读之后没有感想的例子去除(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很多),只设想每一篇文字对于读者都能产生醍醐灌顶的效果,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放在现实的坐标中衡量的话,就得承认:结果不怎么样。一个人被精神之光照亮或洞穿,并不能让现实生活发生改变,一种认识和觉悟,一种看待世界和自身的立场和角度,并不能为物质生活增益,甚至于往往“睁开眼睛看”之后,会发觉比蒙蔽之时更为痛苦,麻木的昏死并不感觉苦楚,倒是清醒,或者渐渐清醒的过程中时刻伴随痛苦和愤怒,这种急峻的情绪就像是缠绕在心灵之弦上的旋律,而人的心弦不可能持久承受猛烈地振颤,没有谁会在悲愤填膺中无所作为,于这种情形下转身背过脸去,也是人之常情。我也见到一些成名甚早的盗火者终于调转笔锋改弦更张的动作,在曾经的朋友或战友的批评之余,我倒觉得对于写作的忠诚和背叛,往往不来自于文字内在的精神风骨,反而是现实环境更能左右笔的走向。启蒙的写作,本身就意味着面对黑暗的横站,继承鲁迅先生衣钵和真髓的后来者又有几人?火尽薪传的壮举,在于捍卫这一精神之流绵延不息的过程,就这层意义而言,的确是“道宏人”而非“人宏道”。知识分子尚且如是,就更不应苛责百姓的短浅和愚昧,恰恰启蒙和去蔽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和责任,民众中留存的大面积黑暗,正说明知识分子“仍须努力”;而且近来的一些“大规模群体事件”让我体认到一个事实:人民的觉悟在一日千里的提高,甚至在现实层面大有超过在书斋中坐而论道者的趋势。
   这就更让我对文字的作用进行反思,如果说思想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和产物,在某一阶段具有前瞻和指导意义的话,思想和潮流之间与其说是同步的,不如说,思想稍稍落后于行动,这里的思想是被实践证伪后的思想,比之于凌空蹈虚的思想预言来说,更切合于现实精神的发展理路,而这种思想必须以现实作为前锋,然后不断跟进、巩固,成为可以供民众凭借的精神资源。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这让我们在面对自身国情的同时,可以从诸多历史的经验中寻找到最接近(并非最恰当,因为任何理论都会有挪移的偏差)的理论模型。而普世价值是借鉴的最为成功(相对意义上)的例子,其在民众中取得的共识和相应,超过了那些艰深的学术理论,因为价值不同于学术,学术有其存在的客观范围,但是价值则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衡量、检验、证明,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验证普世价值,而学术却是小众参与的话题和讨论。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异域先进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改变现实具有不可争辩的指导作用,这是我们的幸运和捷径,可是,一旦这些理论应用在现实当中时,必须伴随现实的情况在理论的框架中进行调整和刷新,这个过程不同于“拿来主义”,而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思考、判断、提问、修改,这是与更普遍、深入地进入现实的动作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引进的“火种”作为行动先驱的话,那么本地二传的自明之火,就要散发出撕破黑暗的光谱,对抗的地火是无法凌空燃烧的,它要紧紧跟在现实身后。文字无法替代行动,虽然写作也是一种行动,但是这种行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及物的。如果认为获得了某种秘传的知识资源或超越现实的认识高度,文字就可以让现实世界发生改观,这种“哲学的自负”本身是相当危险的,我注意到历史上许多极权者都对某种“主义”或“理论”有着狂热的笃信和崇拜(这也许是表面现象,需要更深入地分析),虽然在公共场合这一虔诚大有作秀的嫌疑,但是在其极权精神深处一定和这种“哲学的自负”有着深刻的联系。不要忘记,文化也是一种权力形式,虽然它的表现比政治、经济权力隐秘,但是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注意到极权者在问鼎成功之后,都会对文化领域的至尊地位发起政治或军事手段的冲锋,这就不禁构成了我的疑问:既然极权社会中一切资源都纳入体制的管辖,为什么极权者还要多此一举在文化领域对自己再次加冕一回?这是否意味着,文化,无论怎样的挤压、变形、位移,依然保有最原初的神圣和感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极权者虽然可以控制一切宣传工具,但是却无法垄断文化的尊严和骨气,更不能人为中断、篡改文化传承的谱系和标准。
   虽然,在遗留下的传统文化中要剔除掉附着其上的专制思想和价值,是一件历史工程,必须在普世价值的立场上对历史和文化进行外科手术似的精准切割和解剖。不要低估专制主义对文化——进一步而言主要是文字载体——的渗入和染色。传统文化具有超强的生命力,如果不改变这种文化依托的体制,它依然还有借尸还魂的本领和意愿,在还未能实现民主的权力结构中,传统文化中那些专制主义因素对于当前一些“准极权者”和“御用”文人而言,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对于两千年来泥沙俱下的传统文化,彻底地抛弃已经证明失败,这也从侧面证明这种文化的生命力(而最先回归的依然还是专制主义浓厚的内容);那么批判的继承和发扬的路数如何呢?问题就在这里,我注意到往往一谈到传统文化的扬弃问题上,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或者说在他们看来这是学者应该关心的问题,实际不然,并非今天我们用现代汉语、讲洋文、用高科技的器物、头脑中装满日新月异的知识,我们就挥手告别了传统文化,实际上,专制主义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依然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景观中暗箱操作,而我们所有人无不生活在这样的语境当中,这样看来,反思传统就不仅是专家、学者的工作(况且专家、学者的公信力近几年飞速贬值,已经和市场上的假文凭同样的价格),而是厕身于这个时代每一个人必要完成的心史功课。李慎之先生晚年时曾感慨,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本“公民教育”的教材。实际上,破除专制主义的余毒流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公民教育”,让每个人学会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做一名“公民”。在西方民主国家,“公民”教育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在这里,却是筚路蓝缕的艰难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自我启蒙来达到一名公民应有的认知。无论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智慧和机巧,在通向“公民社会”的路上没有捷径可循,经年的回避和遁词终于在权力的围攻下瓦解,是到了拿出行动的时候了。
   最近读到了这样一句话很有启发:“勇气就像肌肉,是练出来的。”固然,从文字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可以壮大一个人的胆识和毅力,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以文字为武器,在面对现实的时候,需要坚持的信念来为血肉之躯注入勇气,这种境界并非仅依靠文字和写作就能够抵达。
   第二,写作是一个放慢的过程,不仅让思路放慢,也让生命的过程放慢,在每一个细节上停留、审视、理解、放大;写作也是孤独的工作,无论如何,写作都要归结为“写”这个动作,而这个动作之中和之外,不仅意味着“灵魂的冒险”,重要的是,这种历险从来是“千里走单骑”。写作就是思考,而在思路的深处,那里没有时空的维度,只有思想者和思想,将那些深邃、游离、转瞬即逝的思想用文字携带回现实世界,让生命成为沟通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行者,不光是对智慧和毅力的考验,也是对心灵承受极限的挑战。写作是一个“用力多,见功寡”的动作,在倾注时间和心血之后,也未见得文字之花就如想象中的那样开花结果,甚至筋疲力尽后,也听不到半点响动的结果比比皆是,就这个意义上看,写作是一个消耗的过程,消耗的成本就是一个人的时间,或者说生命。我注意到一个新词“写二代”,顾名思义,在“富二代”、“官二代”之后,作家也要把这种文化资源“私有化”,变成后院里的自留地。报纸上登载,某某作家之子的长篇小说即将与读者见面云云……现在结构性就业压力增大,要想在人才市场寻找到一份工作的确不易,既然家里有这种资源,近水楼台也未尝不可,只是“写二代”这样噱头委实突兀,天赋大概并不比权力和财富更容易遗传吧?相对于“富”这样客观的资源,代际间继承顺理成章;至于“官”这样的公器,自古也有“内举”之说,不过那是专制时代的美谈,挪移到今天的语境中,是非曲直,人人心中有杆秤,扪心自问吧。至于“写作”一事,直到今天,我对于作家还是怀有一种读者的普遍仰视,因为我曾以为作家等于文化人等于有知识,而老百姓无权无钱、弱智弱力,只有努力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到了今天,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作家,至少作协的作家,可是国家公务员呢,对于公务员我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体制用纳税人的钱给他们发工资。作家无疑是一种资源,更何况那些早已成名的作家,是到了开发“作家”边际价值的时候了。我猜测所谓“写二代”大概也是80后,甚至90后,这里没有怀疑其写作水准的意思,只是祭出“写二代”的大旗,该不是为其血统打广告吧?作家的后代就一定是作家吗?同样80后的韩寒,他的父亲也不是作家啊?仿照一位历史人物的口吻:“诗人、作家宁有种乎?”至少在韩寒和“写二代”之间必选其一来阅读的话,我宁可选韩寒。写作到了“写二代”的地步,已经无精神可言,写作也许是一种职业;也许是一种爱好,这都是写作存在的常态,但是把写作视作“私器”,成为经营利润和名声的筹码,也是历史的重复,而用“写二代”这样的幌子来招揽读者,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与时俱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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