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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历史真相的道义

高于历史真相的道义
   
   一
   《左传•宣公•二年•传》所载:“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灵公就是晋灵公夷皋,宣公二年是鲁国纪年,根据《史记•晋世家》记载,赵盾弑灵公发生在晋灵公十四年。灵公是怎样的一位君主,《左传》中也有记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白纸黑字,灵公滥用权力(就算是专制政体,君主也不能为所欲为)搜刮民脂民膏搞“国家工程”;拿老百姓当猴耍;将“满汉全席”吃成了“麦当劳”,上菜慢了,就杀掉厨师,还载尸示众,杀鸡给猴看。像晋灵公这样的统治者,在我们漫长的专制制度中屡见不鲜,灵公这个等级的甚至无法跻身“十大暴君”的排行榜。

   赵盾是赵衰的儿子,赵衰曾经跟随晋文公(就是灵公的祖父)出逃十九年,后来文公返回晋国重新执政,赵衰立下了汗马功劳。晋襄公六年,赵衰去世,赵盾接替父亲的职位成为了晋国的正卿即国相。实际上,在灵公继位前,他和赵盾的梁子就结下了,《史记•赵世家》中载:“赵盾代成季任国政二年而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为国多难,欲立襄公弟雍。雍时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顿首谓赵盾曰:‘先君何罪,释其适子而更求君?’赵盾患之,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发兵距所迎襄公弟于秦者。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
   看来,赵盾本无意立太子夷皋,但是迫于政治压力,还是立了灵公。随着赵盾的政治资本日益丰厚,君、相之间的矛盾必将在某个临界点上爆发。灵公派遣刺客刺杀赵盾未果,又设下“鸿门宴”(这里请允许我“穿越”一下,真正的鸿门宴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请赵盾入瓮,赵盾终于逃脱,就在他逃亡的路上,赵穿杀了灵公,就上演了文字开始时的一幕。
   董狐是当时晋国的史官,也就是担任“太史”一职的官员,在晋国发生政治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董狐似乎并没有如实的记载历史,而且在晋国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虚假信息”:赵盾是杀死灵公的凶手!对此,“弑君事件”的主人公赵盾是有话要说的,他觉得自己被冤枉了,因为杀人的是赵穿,不是他。董狐的回答是:“你是晋国的‘总理’,逃亡没有离开国境,回来没有惩罚凶手,弑君的人不是你是谁呢?”
   这下,赵盾也哑口无言了,他只好以诗言志,不过,他再怎么辩解也无济于事,历史已经被如此记载“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弒其君夷皋。”《左传•宣公二年•经》
   对于董狐“歪曲”历史真相的行为,孔子是有评价的: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孔子不但赞成董狐的做法,认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历史工作者”;同时也高度评价了赵盾,认为他是同样优秀的“国家干部”、“公务员”;而且夫子还为赵盾背上“弑君”的黑锅感到惋惜,甚至为他策划了名利双收的行动方案,他设计的迂回路线和董狐不谋而合。
   历史踩着赵盾诗朗诵的韵脚溜走,倒是董狐的形象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几千年来舆论都坚定地站在了董狐一边,这就更让我费解:明明董狐妄顾事实真相,诬陷赵盾,为什么还得到了“良史”的桂冠?看来一定有什么东西超乎于历史的真相之上,这,又是什么呢?孔子在评价董狐和赵盾时分别用了两个词:“书法不隐”和“为法受恶”。看来,两人身上还是存在交集的,集合就是“法”,这里所谓的“法”,我更愿意视之为一种“道义”。
   董狐是晋国的太史,他的道义就是对这份工作的敬业,他不是服务于某位国君,文公也好,灵公也罢,都无干他手下的那管笔或者说那只刻凿历史的刀,每一个人,君主、大臣、士人、百姓,在历史的刀锋前,都要沿着道义铺设的言路摊开自己的灵魂。
   而赵盾自己也是清楚这一点的,作为晋国的正卿,他的道义就是做好“总理”的工作,而要将个人的荣辱生死置之度外,他一天身在晋国,就必须承担起“总理”的道义,除非他离开晋国;因此,他就有责任追查真凶,惩办凶手,他没有这样做,就是失职,也就是违背了道义。董狐说他“弑君”可谓恰如其分。
   董狐只是一系列“历史工作者”的代表,在大权独握的赵盾面前,在朝廷之上,揭露真相,直书历史。虽然赵盾没有亲手杀死灵公,但是从道义上看,赵盾就是弑君者。如果还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那么试着将这段历史还原进时空中去,请问:灵公的无道行状是谁记录下来的?谁又写下了“赵穿攻灵公于桃园”的事实?如果承认这些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历史的真相不是依然出自董狐们之手吗?
   也许,无论赵盾是否弑君(这我不关心,我对灵公这样的暴君没有丝毫同情,正所谓“人人得而诛之”),毕竟对于董狐的态度,也证明了他还是一名“良大夫”。
   
   二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传》载,在崔杼杀死齐庄公之后:“大史书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崔杼弑君不同于“赵盾弑君”那样的语义繁复,其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这样一个事实,就成为了每个当事人自我证明的绝佳时刻,就连有贤人之称的晏婴,在面对崔杼的淫威时,“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晏婴的誓言值得玩味,实际上,就像崔杼这样的弑君者,也不敢杀死国君后取而代之,事实是崔杼弑灵公后立景公,而自己当相国,把持朝政。晏婴在盟誓中表示自己忠于君主(即景公,后来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忠于国家,而悬置了“崔杼弑君”这样一个事实。也许作为政治家的晏婴眼光更为长远,他更擅长审时度势,就像百年前这个国度中的管仲一样“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在崔杼弑君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传》载: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
   
   这里,晏婴说得很清楚,至少在春秋时代的价值观念中,君主和臣子一样,其权力地位都是在社稷(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下的,所谓“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这就是君主要秉持的“道义”;而臣子的“道义”则是:“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这里没有提到关于老百姓的道义,但是,按照这个逻辑推演,所谓“人民”也有人民的道义,而不是坐待“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类似的桂冠加冕。晏婴没有死君难,但是也没有逃亡,而是留了下来,虽然政治的立场有些面目不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晏婴还是做到了臣子应尽的义务:“门启而入,(晏婴)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同上书)
   面对晏婴的消极态度,崔杼是怎么做的呢?“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同上书)晏婴逃过一劫,是因为崔杼要用晏婴的政治声望来收买人心,巩固他独揽大权的地位。
   而在“崔杼弑君”这一是非含量极高的事件面前,齐太史是怎么做的呢?
   齐太史记录下崔杼弑君的罪行,墨迹未干,就被崔杼杀死;太史的弟弟,依旧还是写下了“崔杼弒其君”这五个字,前者的血还未冷,后者的血又流下,为了这五个字,已经仆倒了两条生命。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了一张目露凶光的脸,那是崔杼的脸,不,应该说这张脸代表了所有手握屠刀的专制者的面孔,飞溅的鲜血落在他泛着钝光的额头上开始凝固成历史的逗号,他嘴角上翘像两只屠宰车间的钩子随时准备分解肉身,经年的密谋和策划在颧骨上投下抹不去的阴鸷,惯于辨别风向和敌情的准头无法聚集光芒,反而从面部的高峰顺着鼻翼下坠、下坠……杀戮只是独裁者阴谋性格的表现,而成因无不是在啤酒馆或烛影憧憧的窑洞中对权力的狂想以及对灵魂的献祭。历史证明,独裁者都是怕死怕的要命,因此他们可谓“将心比心”地推测其它人,以为别人和他们一样怕死,这也就是为什么“暴力”成为专制的底牌。今天,崔杼无师自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他错了!在他杀了两个人之后,当他以为杀戮就垄断了舌头和真相时,齐太史的另一个弟弟来了,他也许从两位兄长的尸身上跨过,血腥的风吹起他的衣裳,像扬起一面旗帜,在面对崔杼滴血的屠刀时,他来此,只是继续两位兄长的工作,用手中的笔,写下同样的五个字“崔杼弒其君”!“崔杼们”退缩了,请记住!不是这五个字让屠伯们战栗,而是前仆后继也要留下这五个字的精神!
   独裁者是不惮于篡改历史的,看看纳粹第三帝国是如何重视宣传工作就可见一斑:“一旦我们知道宣传面对广大群众这一点有多么重要,那么就会知道,使宣传象科学教导那样面面俱到,那是一个错误。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智力很低,可是他们的健忘性却极强。于是就出现这样的事实,所有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极少的几点上面,而且必须以口号的方式不厌其烦地不断重复这有限的几点,直到大众中的最后一个人也知道你的口号想要他知道的东西。”(希特勒:《我的奋斗》Ralph Manheim英译本1999年版,P180)
   而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于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涂抹,比之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可谓不分伯仲(相关内容可见拙文《相片造伪与作为背景的“人民”》)。
   其实,伪造历史是最轻松的,如果说希特勒的烧书走了秦始皇的老路,实际上人家欧洲也有古老的烧书传统,当然是在剿杀“异端”的名义下,布鲁诺不就是典型代表吗?而斯大林干脆连烧书都省了,直接枪毙写书人,就算部分知识分子幸免一死,还有古拉格群岛等候着呢,而那无非是被时间拉长的死亡而已。
   也许,就像赛义德说的:“没有什么历史绝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并且对其承受和成就予以同情的理解。相反,没有什么不公正的、见不得人的秘密或者残酷的集体惩罚或者明显的帝国统治计划绝不可能揭露、解释和批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可是,他只说出了最终的结果,却没有说出产生这结果的原因,原因是什么?两千多年前,像齐太史这样的人做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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