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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难题的迷思

“渡河”难题的迷思
   
   春秋时鲁僖公二十二年,楚国与宋国在泓水一带交战,宋军的首领就是宋襄公,这次战役的著名之处,不在于战争双方的胜负,而是导致胜负的原因。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当时的宋军和楚军列阵在泓水的两岸,楚军涉水向宋军发动进攻,司马——也就是三军总司令——子鱼向宋襄公提出作战方案A:“楚军兵力多于我方,趁现在楚军正在渡河,发动袭击,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请军委主席下达命令吧!”这个最为有利的作战方案却被宋国最高统治者宋襄公否决了。等到楚军已经渡河,但还没有摆好作战阵型的时候,司马子鱼又提出了作战方案B,书中没有详细说明,我根据语境揣测大约是:“楚军虽然已经渡河(失去了对我方最有利的战机),但是,现在楚军还没有进入作战状态,趁现在楚军阵脚未稳,发动进攻,胜利依然是我们的,请下命令吧!”可是方案B也被宋襄公否决了。等到楚军布置好了阵型,宋军向楚军发起了进攻,宋军败北。宋襄公受了腿伤,他的近卫队全军覆没。
   无疑,总结这次宋军失败的教训,那么宋襄公的战略决定影响了战争结局的最后走向,每个人都会想,假如让司马子鱼指挥这场战役,那么结果不敢说宋军完胜,肯定不会输得那么惨,连宋襄公自己也险些阵亡。每个人也都会问:宋公对战场的指挥,为什么会出现不可思议地误判?对此,宋公是有解释的。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对这场战争有疑义的不止我一个,宋国人都在因为宋公的指挥责备他。宋公自辩:“君子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敌人。上古时的交战法则中讲,不在地势险要的地方阻击敌方。我虽然是覆灭王朝的末裔(但是遵照古代的原则),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宋襄公的回答是形而上领域的,他的作战方针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最好用在内政,而非外政上;比如军事领域。对于宋公的“思想理论”,真正的军人——司马子鱼是有看法的。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子鱼反驳:“主席您‘真正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敌人在险要地带无法布阵,正是天赐良机;趁此时拦截出击,有何不可?果真如此,还担心战机万变,甚至不敢说稳操胜券。第二、我们的敌人强大,俘获后就抓回来当战俘,还管他是否上了年纪?养兵千日,就是为了上战场作战,给予受伤的敌人致命一击,岂不是战争的常理吗?假如可怜受伤的敌人,就干脆别打仗了,那样敌人就不会受伤;若是可怜上年纪的敌兵,那么我们的军队干脆向敌方投向算了。第三、作战讲究抓住时机,打个比方,鸣金击鼓是所有军队都会用的手段,利用声音来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出现了有利时机,就要加以利用,因此,在险要地带阻击敌人;在敌人未摆好阵型的时候发动进攻,都是作战的常识啊。”
   
   从军事角度来看,子鱼的认识客观、专业,体现了职业军人的素养,与他的岗位职责名副其实。就战争技艺而言,子鱼要比宋公高出一筹,假如实行子鱼的作战方案A或B,都有可能让宋军取得胜利。
   但是,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历史记载到这里又“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剩下的疑问又得让我唱独角戏了。我感觉宋公和子鱼虽然貌似对话,实际上两人自说自话,互相对牛弹琴、驴唇不对马嘴。
   子鱼在追诘“如何打赢一场战争”的问题,对于职业军人子鱼而言,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他最应该关心的问题,一切的答案,都要围绕这个问题来给出,因此,在子鱼看来,所谓的“古代交战原则”根本就是老黄历了;至于“人道主义原则”、“日内瓦公约”等等,为了战争胜利,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军队就是国家机器,战争就是生死存亡;战争失败,国家灭亡,看得出子鱼已经无师自通了“辨证法”,可喜可贺。
   而宋公开始的出发点就不在战争胜败,甚至不在战争本身,他是要身体力行一种远去的精神和荣耀,称之为“克己复礼”比较恰当,这位孔子的同籍先人,才是“仁义”的先行者和实践者,比起孔子的光说不练,宋公可谓不惜血本。从实践理想的力度和深度来看,远远超过被后世捧为“圣人”的孔子。
   宋公不是通过一场战争(无论输赢)来贯彻他的政治理念,而是他的政治理念已经渗入他思想行为的细枝末节。正如宋公的自辩中所言“寡人虽亡国之余”,这种近于示弱甚至有些自嘲的认知,言语背后流露出精神的高贵和沉默的光荣,又有几人能够读懂呢?宋是商的后裔,《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载:
   “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戴爱之。”
   殷商的历史以“武王伐纣”这一军事事件而告终,似乎关于一个庞大朝代的一切,都随着周朝的建立而烟消云散,这就不禁让人生疑,商的失败在于军事失利,而不意味着除军事之外的上层建筑一并坍塌,比如说文化领域。
   稍稍扒梳一下周王朝的历史,按照周祭祀的始祖从古公亶父为初,《史记•周本纪第四》载: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
   
   这里要指出的是:首先、古公亶父从原聚居地豳“出埃及”到了岐,原因是因为少数部族的侵扰,这也说明原先豳人的活动范围是远离殷文化的辐射半径的,而“古公乃贬戎狄之俗”恰恰佐证了这一观点,也就是说,豳人的生活习俗还保留了少数部族的特点,其文化上的不开化程度可见一斑;其次、“作五官有司”,根据《礼记•曲礼》载:“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请注意,这里的政治制度却不是周人(《史记集解》载: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的原创,根据《集解》注引【郑玄曰:“此殷时制。”】看来,周的上层建筑是挪移自殷,孔子对此是有学术发言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根据以上两点推测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周王朝在殷时逐渐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从落后到文明,从配角到主角的蜕变过程,如果一言以蔽之:周王朝没有文化。我想这样的评语并不过分。那么一个“没文化”的政权怎么推翻了一个“有文化”的政权?这里只想给出我的个人解答:“流氓精神”再次战胜“贵族精神”。最好的例子体现在叔齐伯夷和周武王的最后交流,《史记•伯夷列传第一》载:
   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这一历史时刻就算我才陋学浅,也能想得出诸多方家对此进行过妙到毫巅的解读,这里我愿意换一个角度观察,不是通过齐、夷兄弟,不是通过武王,而是场景中的无名氏,就是那些在武王身边的“左右”们,请问,这些人总该不会是纣王派来的吧?这些近卫军应该是武王的精锐,所谓“又红又专”是也。当齐、夷这样的“异见者”出现的时候,这些人的行为是什么样呢?他们要把“异见者”就地正法,就像小品中说的:“我代表XX枪毙了你!”武王自然不能让这样的政治蠢材代表自己,他没有为难齐、夷两兄弟,而是不去理睬他们的发言。
   通过武王心腹的表现,我联想到经济学上的“短板效应”,大意是:一只水桶的容量,取决于围桶最短的那块木板。我想把这个理论挪移到政治学领域:一个体制的政治道德高度,取决于最低阶层的道德水准。说白了,在秘密警察、刽子手、刺客、打手……这样的角色身上,才体现出权力的真实品德,也就是说在盖世太保、克格勃、奥斯维辛、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事情上,雅利安的高尚和乌托邦的光荣早已经从希特勒的小胡子和斯大林的烟斗下颓然委地,更遑论他们后来追随者们的表现。
   这里想指出的是,根据《史记•伯夷列传第一》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
   
   齐、夷两兄弟是一国的皇子,两人是为了逃避权力才离家去国;而武王宁可发动战争,也要夺取权力,在天平的两端,谁是“贵族精神”的代表,谁是“流氓精神”的代表,不用我再多说了吧。齐、夷两兄弟对武王,乃至武王代表的周王朝的评价,可以视作历史的最终评语:“不孝不仁”。
   继续追踪殷文化的下落,在周问鼎之后,殷人曾发生过叛乱,《史记•周本纪第四》载:
   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
   
   根据《史记正义》载:“武王灭殷国为邶、墉、卫,三监尹之。武庚作乱,周公灭之,徙三监之民于成周,颇收其馀众,以封康叔为卫侯,即今卫州是也。”
   
   《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可以佐证这段历史:“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这样来看,周王朝对待殷遗民的政策是:坚决镇压和流放迁徙“两手抓”,在这样的弹压下,也就没有必要再发动一次“文化的革命”了,殷文化,或者说以殷文化为载体的“贵族精神”已经从历史的天幕坠落。在周灭殷若干年后,殷朝最后一位贵族,经过已经成为废墟的故国,看到曾经的家园残垣断壁、野草遍布的情景,悲从中来,于是赋诗言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殷人听出了诗中的言外之意,不禁为之潸然泪下。这是《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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