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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穿铁幕的人

洞穿铁幕的人
   ——许允仁系列文章读后感
   
   难得有时间让自己酝酿灵感,在前一阶段密集的写作之后,我的思路慢了下来,随着夏天的结束,情绪似乎也发生了变化,从胶着的炽热中抬头,将情思放在日渐开阔高远的天空中打开内部的理路,我在朝夕的凉爽和夜晚虫声的寂静中思考我的写作,体会几个月来的持续用力带给我的改变和意义,我不敢说现在就可以准确描述这一过程的方方面面,以及它在我意识和思维中留下的痕迹,我仍然处在这个阶段之中,难以获得一个来自域外的角度和立场给予言说的可能,很庆幸,有机会对这几年来我所汲取的精神资源稍做回顾,这时,一个人的文字就必须特别提出,这是确定我思想框架和疆域的重要标志,这就是许允仁先生的文章。
   

   关于“宪章”运动
   我首次读到许先生的文章是在09年春,当时“宪章”已经在某个领域掀起轩然大波(对于一般人所能注目的传播渠道而言,这种影响依然局限在一个狭窄范围内),当时在公共空间有许多围绕“宪章”展开的文章,多多少少也读了一些,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大多就事论事,在思想密度和力度上尚未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自然也无法为“宪章”张目,顶多是在用音量表达一种参与的热情和积极响应的态度罢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许先生的《在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重申宪政理想》一文,可以说,读完第一遍后,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照亮,甚至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带给我的思考要超过“宪章”本身。此文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矛盾焦点,这是思维切入现实以及民主理念的开始,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每个人都是迫切的,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待宪政的态度,我说的是“每个人”,因为即使是在潜意识中,实际上这个态度和做出的相应选择依然清晰,就是:“既然按照新极权主义的原则构建起来的党国体制有着强大的动员社会资源快速应对危机的能力,以及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新极权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好?而学习分权制衡和民主选举,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冒管治秩序失范和经济衰退的风险,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勇敢和坚定不移地学习宪政?”(《在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重申宪政理想》)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可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决定“宪政”未来的命运,或者说宪政理想在当下实现的可能性和时间进程。而这个问题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间思想家围绕“宪章”展开的文字中没有涉及到的,仅这一点而言,就不得不称赞许先生的眼光和认识,而许先生的文章自然回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许先生的见解令我深深服膺:
   极权主义的罪恶在于,它毁灭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价值,毁灭了每个人的自由与个性。……它彻底摧毁了每个个体的个性成长所必须依赖的奠基性的价值。
   当个人的尊严和个性得以维系的奠基性价值被摧毁之后,这时,他即便获得财富,获得权力,都无助于他人格的成长,对他来说,生存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只有按照宪政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构建起来的政治体制,才可能提供一种使每个个体的个性得以健康生长的制度环境,因此,它是每个公民为了捍卫自身的尊严所不得不克服一切困难去加以追求的一种基本制度。而且,长久地看,也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可能最终促成一个社会的长期繁荣和高度发达。(《在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重申宪政理想》)
   
   许先生的分析鞭辟入里,他的政治哲学分析从来不是单调的理论展演,而是体现着一个良知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人,才是政治的基础,无论是在民主制度下还是极权、后极权或新极权制度下,所有的政治哲学的终点都应该归宿到个体身上,在分析“宪章”这一事件时,这一初衷在文章中得到深刻表达,这也让我理解,生活无法脱离政治存在,而对于政治的关心就是对生活的关心,两者不能被人为地割裂,不能将政治虚拟为一场残酷游戏,或是悬置为尔虞我诈的阴谋博弈,政治是个人对自身权利、尊严、幸福的追求的具体表现,因此,一种政治行为,或者说像“宪章”这样的“准政治行为”,其目的和意义应该指向个人,指向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体制下每个人的精神层面。“宪章”的前途在于它是否确认、诊断出时代精神的“病灶”,这才是“宪章”在人民中取得共识的根本,如果没有这种共识,“宪章”就不是一种选择,而一种无法选择的“准政治行为”难免于昙花一现的喧闹和花期。现实是,在当下的体制运作中,它已经取得了不可争辩的经济优势(且不论这种优势建立在多大的牺牲之上),就让那些“宪政救国”或“宪政富国”论者没有了现身说法的机会和余地。那么,为什么还要呼吁宪政呢?就像许先生指出的“当个人的尊严和个性得以维系的奠基性价值被摧毁之后……生存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同上)可以说这个观点深深道出当下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那些感慨或痛陈当今“道德沦丧”的文字我们也读了不少,但是却少有像许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将精神的沉沦直接追踪到政治体制上,我完全同意许先生的理论和方法。人们的意识领域和现实层面的联系,尤其是与上层建筑间的联系其因果渊源往往超出个体想象,而这种直接的作用,在体制一贯地意识形态控制下,又常常被有意转移或屏蔽,使得政治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经常表现为无意识的行为,比如说,我们会自然地用一种专制思维看待人物或事件;一些远去或切近的政治口号被不经意地说出或引用;一种被虚拟的恐惧或威胁时常出现在我们进行政治辨析的临界点上为讨论和思考点亮红灯……这都是政治体制对精神产生作用的微观体现,而这种影响已经作用了六十年,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会以更隐秘、更普遍、更深刻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和意识。我们的精神层面,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到意识、情感、认知、道德等等,无不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一个极权或新极权的语境下,有时这些层面几乎就是政治体制本身。换句话说,体制要为今天整个国家的精神沉没负责!按照许先生的观点,这种精神滑坡不是在这二十年,或三十年才产生的,而是在六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冲刺动作,如果说今天我们听见有人谈论道德的衰败,不如说恰恰我们多多少少获得了可怜的自由,至少可以小声地说“人心不古”,因为在毛的时代中,即使这种程度的言论自由代价依然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我相信,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重估一切道德”的智慧和勇气,而大多数人只有一种乡愿似的道德期待,即使这种水平上的期待在今天仍然是高不可攀的预设;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非乐意看到这幅精神败落的图景,只是他们不知道造成这一颓势的原因,这也使得他们放弃了拨乱反正的愿望和耐心,而我相信,在每个人心底都还有这样的愿望,希望生活在一个高尚的国度,一个可以用道德的纯净来自诩,而不是道德的败坏而自卑、自嘲、自弃的国度。实际上,我们并非彷徨没有出路,自我救赎的选择就在我们面前,用政治体制的改革来改变受制于体制的精神生活,让我们的最美好最单纯最朴素的期待实现,这就是“宪章”的意义,这也是“宪章”存在的基础,也是认识、评价“宪章”的开始。
   许先生进一步指出:“宪章运动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要想彰显宪政的本真价值,就必须首先发展成为一场深刻的精神运动和文化运动,让每个公民在切身地感受到自己的个性和尊严受极权制度的磨损和伤害过程中,领会到对宪政制度的本真的需要。”(《在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重申宪政理想》)
   
   对于历史而言,无论什么样的政治愿景,如果脱离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生长的人民,就不会取得任何预期的效果和作用。而纵观过去的百年,几乎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运动——从最好到最糟——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操练过了,但是无论政治闹剧或悲剧怎样频繁上演,任何权力和体制都在透支这个民族宝贵且已经所剩无几的精神资源,悲观地说,今天,我们的精神资源不是清零,而是负债累累,我们向时间、历史、生命欠下巨额债务,借贷的利息以天文数字积累,究竟谁来偿还这笔注定归还的借贷,以及如何偿还这由泪水、鲜血和阴阳间久久回荡的诅咒签下的借条,体制默不做声,只是还款的日期近了,我们都是这笔借款的分红者,我们对今天的局面也要付上自己的责任。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教育,或者说即使是样子上的公民教育,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都不是公民,顶多是臣民罢了,根本区别,前者有人权,后者没有。那么,我们是否指望一场“宪章”运动改变这一尴尬处境呢?按照许先生的观点,除非“宪章”运动首先成为每个人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关注,以及这种共识下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行为举动,才是“宪章”真正深入人心的开始,也是“宪章”运动真正发展为一场现实层面的运动的开始。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在“宪章”问世后,直至今天,我所读到的关于“宪章”的最重要的文字,除了文字带给我的思想震撼外,我也记住了这个许允仁的名字。
   
   
   新极权主义概念的廓清
   我再次读许允仁先生的文字就是那篇著名的《平庸的专制》,有趣的是,这篇文字最早是父亲向我推荐的,我是坐在他的电脑前一口气读完这篇长文的,而我读后第一感觉就是:我被文字铺排的思想彻底洞穿了。
   “毒奶粉事件”是2008年大事记的关键一章,无论是体制话语还是民间话语都围绕“毒奶粉事件”展开攻势,但是这些话语泡沫的总和也无法比拟这篇文字的重量,许先生以“毒奶粉事件”为观察坐标,一点点揭开毒奶粉掩盖下的新极权主义面纱,使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政治体制有了重新体认的可能。
   “新极权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像许先生在文中所言“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今的30年都可以被称为后极权时代。所谓的新极权主义是在这一后极权时代里,近年来在执政党内兴起的政治上的一股新思潮。”(《平庸的专制》)
   
   如果说围绕“后极权主义”产生的思考成为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状态,关于“后极权主义”的认知在中国也获得了相应的借鉴和丰富,并且在某个阶段为我们了解后极权体制有着理论上的助力的话,那么随着东欧社会的转型完成,对于“后极权”的思考和理论跟进也告一段落;另一方面,从92年改革重启之后,政治体制已经在后极权政体基础上发生了嬗变,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所有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都未曾经历过的社会阶段,不像这些国家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后抛弃了这一政治体制,92年后经济改革的重启成功拯救了权力的合法性,使得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在经济语境下重获生机。但经济的强心剂只是让这种意识形态危机缓释,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权力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必须自我证明其执政的合理性,它必须解释清楚自我标榜的政治理念和各种国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用大剂量的“中国特色”意欲敉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这种做法已经无法掩盖日益高涨的人权呼吁,体制面临两难困境:一是抛弃共产主义理论,彻底实现市场化经济;二是中断经济改革,重回计划经济时代。后者决然没有可能,前者却可能直接导致体制本身的坍塌。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就像一个精神分裂者,它的自我和本我南辕北辙,而在政治层面上的症候就表现为表里不一,它不得不依靠全面的谎言来维持体制表面和内部的运转,也就是自我和本我的对立存在;体制就像一个人,没有人能长期处在精神分裂中而安然无恙,体制也不可能在这种表里不一中永葆青春,因此,体制必须也必然催生一种新的政治理念来解决这一尴尬境遇,这也是“新极权主义”诞生的原因,它与体制在新时期对社会资源继续保持控制的现实语境密切相关,因此,了解并从多角度地去观察、分析“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渊源和运作规律,就成为研究、探索当下政治体制的一道理论入口,在这方面,许先生的这篇文字可谓及时,甚至对于略显滞后的理论界而言有些超前的意味。在文章中许先生总结了“新极权主义”的几个特点:经济领域的政(党)企不分;法治领域的以党代法;外交领域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道德上的自欺和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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