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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荒谬

反抗荒谬
   
   再没有什么比身处于这个时代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我常常能读到那些记叙历史的书籍中有着种种作家对于自己时代的感悟和体会,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对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表示不同程度的惊愕与不解,这好像是人类社会进程的常态,一种社会形态在某个时间阶段就会呈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和不得其解的行为,无论哲学家凭借他们的理论为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怎样的解说,无疑,优秀的作家已经直觉到历史的这种规律,他们为时代速写、绘画、雕塑、拍照……总之,利用一切文体为当时的世界留下存照,这项工作需要天赋和耐心,而不少人获得了非凡的成功,这不仅是在文学的意义上,这些文字为后人解读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文学要比历史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这也让研究者决然无法轻易忽视这些作家对时代的发出的警告,以及向未来做出的预言;但是,无论作家,还是哲学家,以及所有人无不存在一种认知的局限,即使最优秀的头脑和超越常人的才情也依然对这道天然的鸿沟望洋兴叹,这就是时间造成的天堑,人不能独立于时间之外存在,也就不可能逍遥于时间之外思考、写作,并仔细观察自己置身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相信——并且这些作家也的确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打动了我们——这些古今中外的作家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在经历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而这些社会也的确存在种种无可救药的弊端和缺陷),而将这些文字对那个时代的写意或工笔描摹与我们今天相互对照时,恐怕这些作家也不得不承认,在他们文字中所到达的情感上限,实在无法触及今天的认知底线,假如他们以为自己正在经历“人类最糟糕的时代”的话,很显然,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如果历史像一条不舍昼夜的河流,谁也无法将其割断,那么,任谁也不能说自己正在亲身经历“人类最糟糕的时代”;当然,这不妨害作家在文字中进行这样的修辞,而另一方面,假如将人类过往的历史收集起来,做成一部相册或是剪报摊开在人们的眼前,我想,我们绝对有理由说:我们正生活在“人类最糟糕的时代”。对此,我们不该感到喜悦,而是面对历史和周遭世界时的惭愧和自责,固然,我们已经脱离了极端专制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型也并非我们有意为之,而是受到外力的影响和牵引),而我们距离一个文明的社会依然相去甚远,只要将目光放远,就会发现做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的古老国家,我们所使用的政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孤立,这种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当然,我们并非惟一使用专政政体的国家,类似的还有屈指可数的一些地方,虽然,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上有着出入,但是将这些国家统称为前宪政国家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人的思考和文字向着政治的一边发生轻重不同的倾斜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一段时间以来,我的一部分精神资源围绕这个时代进行的集结和用力,使我渐渐熟悉用一种政治哲学的观点审视社会和身边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现象,对于这门学科而言,这不仅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同时,也是对一干政治哲学理论的应用和验证;而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或者说一个“草根”的身份,使我在不借助任何一种学术的条件下,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也会有一种疑问和思索,而这种对于外界的反应,并非我一人独有,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我做着同样的事情,而这所有行为的基础并非源自某种艰深复杂的理论或成本高昂的学科,而是与大地共生共存的——常识,人类的物质生活在坚实的大地上展开,同时人类的精神生活是在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的常识中呼吸,这两者,物质和精神,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础。如同我们依然选择在大地上生存(外星移民的计划,由于技术所限,目前只能在电影中实现),我们的精神也无法脱离常识的空气存活,而一旦我们的精神背离了常识,就像我们非要在水中呼吸那样,我们也就看见了时代的幻象如同水中的泡影一样展开在充满迷惑的视阈当中,这就是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不可思议,就是对常识的悖反,在这个时代,这种悖反已经普遍到司空见惯的程度,甚至有些见怪不怪了,这种现象和趋势是可怕的,它说明我们正在远离常识,它意味着我们的意识潜入水的更深处,与获救的可能和希望渐行渐远,对于社会和其中的人们而言,这都是危险的信号,而在这种常识的眩晕之下,不仅我们的视觉出现了障碍,我们的听觉同样运转失灵,无法听到来自水面上的呼喊,一颗良心所能做的,只能是将打捞的手臂探得更深,甚至这都不够,良心要潜入深水,搜救不断下沉的精神,这是一件充满牺牲意味的壮举,也是这个时代最迫切的事情;对于常识的悖离,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无所不在也无法摆脱的荒谬,它占据我们的头脑,让我们不住地发问“为什么”,世界在我们的追问之下变得不可理喻,它自相矛盾、百口莫辩,一方面,它要遵循内在的逻辑对人们的质疑进行解答,而另一方面,对于常识的违背,或者说荒谬本身,就让一切努力成为一场空中楼阁的幻梦,当下,我再一次经历着这种荒谬。
   2010年诺贝尔奖的发布成为这种荒谬的起因,在10月8号之前,也就是和平奖颁发之前,一切似乎是按照常识进行的,这里所谓的常识,不如说是一种惯性,这种惯性是贯穿当下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思想,惯性不是常识,它是一种策略,是一种“待机”的状态,它游离于常识和荒谬之间的空白地带,它秉持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原则,它是一个遍布陷阱和遁词的结构,随时准备按照权力的需要纵身投入荒谬的语境;比之于这几年来媒体对诺奖的报道,和平奖之前的一干奖项一如往常般占据了新闻资源的大块空间,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在这样的宣传力度和密度下,大部分人都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诺贝尔奖,了解到曾经还有一个叫诺贝尔的人将自己的财产用来嘉奖那些在不同领域为人类的美好明天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这个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超过了我们结束帝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还从未有一个大陆公民获此殊荣;有兴趣的观众也许还想了解,抛开那些医学、物理、化学这样的硬件奖项不说,国内文学界(体制内)多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为什么屡屡落空却又一边说葡萄酸,一边又越挫越勇屡败屡战,其偏执的用心和某些“国家级”导演的“奥奖”情结异曲同工,在这种“诺贝尔文学奖综合症”之下,国内也涌现出一批据说“离诺贝尔最近”的作家,抛开其中一些作家的体制身份,甚至不去读那些“离诺贝尔最近”的文字,他们的一些公开言论听起来就很有“中国特色”,有趣的是,这些明显悖于常识的发言让我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些作家最终惜败诺奖,也一定会得到本国奖项的青睐;即使对诺奖最不关心的观众,大概也知道诺奖除了奖牌外,还有一笔可观的奖金(诺奖用诺贝尔的私人财产发奖,我们的国家奖用纳税人的钱发奖),这也许会让电视前的观众思考:这些人究竟因为什么名利双收?而这其中还有一个和平奖,如果说其他奖项至少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再不济也还有一本书吧,那些获得和平奖的人,似乎没有做什么嘛!我想,2009年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许改观了国人的看法,很不幸,这种纠正非但不能正本清源,反而对于一些错位的观念火上浇油,似乎和平奖青睐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如美国总统(只要稍稍回顾历届的和平奖,就会发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和平奖更钟情于那些对抗强权的人们),照此推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才应该是“离诺奖最近”的,正所谓“事有大谬不然者”!这种对诺奖的误读,在今年得到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机会,在今年和平奖的二百多位提名者中,就有一位中国大陆公民,而这位提名者的身份让体制不悦,在8号之前,对这类人的称呼还是一种讳莫如深的“不确定”,自然,这种处理方式同样遵循了体制的“惯性”,但是,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个群体非但在现实中存在,而且对于这个国家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只是,在8号之前,他们的存在由于体制经年的屏蔽在公众视线中隐藏。不仅这位大陆公民成为和平奖的候选者,而且他的获奖呼声高涨,不光在国内,许多人认为他本应该取代美国总统成为2009年和平奖的得主;在国际上,一批有着极高威望的民主人士也对他的获奖寄予重望,甚至其中有人就是促使他成为今年和平奖提名者的襄助;很显然,在这样的情形下,体制不可能无动于衷,假如今年的和平奖真的颁发给这位大陆公民——而且这位公民此时此刻正在监狱服刑——那么,对于体制来说,这将是一件尴尬至极的事件,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在和平奖颁揭晓之前,外交部向挪威政府表达了这方面的建议,幸或不幸,诺委会不是这里的居委会,诺委会不是挪威政府的下设机构,更不是挪威某党派的支部,诺委会要将和平奖发给谁,无需也不必看挪威政府的脸色。假如此事属实的话,在这场外交的博弈中,“中国模式”没有发挥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惊人作用。
   于是,一种断裂在此产生了,这种断裂发生在一直以来持续运作的“惯性”之中,因为根据“惯性”,宣传机构应该像往年一样报道诺奖(毕竟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了谁,许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也许已经不记得,这二十年来,虽然有些和平奖的获奖者,在推动本国民主事业上的功绩也许让体制对他们的获奖有所顾忌,但毕竟这些人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公民,因此,体制在报道这方面的消息时,虽然会有局部调整,但至少不会觉得有失颜面),不光是诺奖在世界范围内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诺奖本身也是今天西方文明中普世价值的象征和化身;而且,既然每年体制都会报道诺奖的消息,今年不该默不作声;这里的确有一种顾虑,当然,就是假如这位大陆公民真的获奖的话,体制对诺奖的报道就会陷入骑虎难下的境遇,于是在报道诺奖和不报道之间体制面临一个颇具难度的选择,将这个二难选择简单分析就会得到以下四个结果:一、报道诺奖,中国公民又未获奖,体制赢了满贯;二、不报道诺奖,中国公民又未获奖,体制松了口气,但是,“惯性”就遭到了普遍质疑,人们会问:“诺奖这样的世界事件,媒体为什么只字不提?”体制自然不能和盘托出,但是这种疑问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三、不报道诺奖,中国公民却获奖了,正中体制下怀,做最坏的估计,采取最有效的应对手段,结果事实正如预料的一样,如此,体制成功使用了在处理国际事件上的“惯性”策略,在国内屏蔽消息(体制可以做到,也做得比较成功),将影响降至最低,这样的做法再次证明了我们“国情特殊”,西方民主的确不适合中国;四、报道诺奖,中国公民却获奖了,对于体制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值得讽刺的是,体制最糟糕的猜想成为了现实。相信,在此之前体制做过权衡,究竟依据什么样的结论做出报道诺奖的决定(就诺奖这一事件而言,媒体不可能擅做主张)不得而知,但是,看起来体制将宝押在了中国公民不会得奖这一注上,与其说体制手气不好,不如说民主女神依然眷顾这片大地和大地上的人们。在体制做出报道诺奖的决策后,我看到在电视中对于各奖项以及得主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甚至在7号时,文学奖的报道依然见诸各类媒体,而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在8号,对于此次和平奖,我有着自己的期待,8号晚上上网获悉刘博士获和平奖,欣喜之余,留意了一下电视,《新闻联播》对此事只字未提,只是在19点中央4频道的《中国新闻》中,新闻援引了外交部发言人对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博士的官方声明,新闻简短,除了提到“刘晓波”、“异见人士”外,再无更多的内容。我想,这是体制对这一意料之外事件的补救和矫正,而荒谬就在这个时刻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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