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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5) 章诒和)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精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体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吸引力可大多了!马连良身着藏青色西服,身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眼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提及艺人的家世,马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马家”。茶馆的院落挺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进了梨园行。马连良没有谈及家庭情况,父亲知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难言者乃世间情爱与家庭,自然不便多问。
   
   之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说,民盟虽然被统战部划为以高等院校为主要成分的党派,但像马连良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当也是吸收的对象。马连良一再说,自己是很愿意和文人往来的……
   
   在院子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肥鸭在薰烤下,飘散着烟与香。我又入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马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色炊具。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水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神圣感。
   
   饭前,父亲还请马连良欣赏了自己收藏的折扇,鼻烟壶,玉质小摆件。马连良客气得很。对每一件都说好,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主要是收藏古书,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人。
   
   马连良说:“我不是收藏家,只喜好一些小玩意儿。”
   
   父亲知道马连良也有逛琉璃厂、火神庙的爱好,对玉石类的古董很有鉴赏水平。他收藏的翡翠、白玉、玛瑙雕刻和鼻烟壶相当名贵,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艺人生活的文化情感,常与泡澡、品茶、神聊、遛弯儿、养鸽、烧酒、绸缎、鼻烟壶、檀香等小零碎拼凑起来。这既是俗常的生活享受,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然理解与精细品味。艺术与生活在这个文化层次上融合无间。它深入骨髓,深入到常人不可思议。所谓气质,风格,情调,韵味等等,属于审美范畴的东西,往往就是被这样一些具有文化渗透性的家常琐屑浸染而成。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像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精心地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艺术是拒绝抽象的。从事艺术的人,大多个性饱满。他们只能活在个体的生动感觉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已是夜阑灯炧,马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
   
   马连良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热肠子。他演义务戏一向热心。有义务戏演出,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套。马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物。
   
   三十年代,马连良曾有过一次难忘的救弟经历。那时,天津有个当警察分局局长的人,叫徐树强。他倚势欺人,横行霸道。一天,他带着花枝招展的小老婆,在圣安娜舞厅跳舞。人刚入座,临座的一个青年多看了那小老婆几眼。徐树强哪里容得,立即叫来便衣,把那人架走。在刑讯室里,打得血流满面。又叫个剃头匠将乌黑油亮的头发,剃个精光。再让从厕所提来一盆尿,给那人强灌下去。之后,又轮番抽打,人很快昏死过去。苏醒后,一个叫李宝荣的警察悄悄问他:“你姓啥?你是回民吗?”“是。”接着,那青年央求李宝荣到中国大戏院给马连良送信。“你是马连良的弟弟?”那警察问。他点点头。
   
   马连良应邀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下榻在惠中饭店。当晚,见弟外出未归,便十分着急。李宝荣找到中国大戏院经理孟少臣后说明情况,马连良立即恳托孟少臣设法营救。几经周折,最后通过人称“张二爷”的帮会头目,才算把人放了出来。别人都说,能从徐树强手里活着出来,多亏有个马连良。这个姓李的警察老来写了篇自传性质的文章⑵,里面详细描述了这件事。
   
   小翠花是花旦,与四大名旦齐名而独树一帜,擅长表演风流泼辣的角色,自九岁登场,四十年没离开过舞台。1949年后,废除跷功,他的一部分戏不能上演。文化部宣布一批禁戏,其中好多是他最叫座的剧目。戏改中的清规戒律,更使他胆颤心寒。觉得演这个是丑化了工农,唱那个是侮辱了妇女。于是,什么戏都不敢演了,也解散了自己的戏班———永和班。后深居简出,索性连功也不练了…… (chi
   
   1956年,上边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戏曲界开始挖掘整理传统戏,像《四郎探母》等禁戏也开始恢复演出。小翠花先后演了《一匹布》等几个小戏,大受欢迎。他兴奋得夜不能寐,算了算自己现在还能演的大戏有十来个,小戏近二十个。这样,他希望重新组班,再现江湖。小翠花向文化局提出请求。文化局则要他先造个组班的册子。没想到的是,永和班的人大多有了去处。他也不能“挖角”。这个情况被马连良得知后,立即邀请他参加北京京剧团。当然,形势很快急转直下,事情也就没有了下文。但小翠花心里明白“没有下文”的责任不在马团长,他已经很感激这分情谊了。
   
   1958年,北京京剧团在公安部礼堂演出。前面是杨盛春的《艳阳楼》,后面是马连良的《淮河营》,演出一切正常。当夜,长期与马连良合作的杨盛春猝死于家中。杨盛春梨园世家,四代武生,在剧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工作铺排得有条不紊,人缘又是极好。年仅45岁,抛下了五个孩子,其妻(继室)为谭小培之(
   
   噩耗传来,马连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那时杨之长子杨少春是中国戏曲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家境困难。马连良亲赴学校,找到校长,要求杨少春转到北京京剧团。调到剧团,他对杨少春说:“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马连良说到做到。以后年轻的杨少春,一直拿着杨盛春的工资。杨少春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马连良为了他日后成材,特请武生高手王金璐传授技艺。拜师那日从安排到花费,都是马连良一手操办。此后,马连良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领导商议把杨盛春另两个孩子转入北京京剧团学员队,让他俩打打武行,得以养活自己。对此,剧团无人提出异议。
   
   王金璐是1936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马(连良)又崇马(连良),故而拜马连良为师。1959年,他在西安演出《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18个年头,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连良为在经济上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做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马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马连良的侠义心肠。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在把客人送进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这么好听的名字。是干嘛的?”“是唱京戏的。”
   
   “太好啦!”我不禁欢呼起来,遂又问:“她为什么来咱们家?” “找你父亲。”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洪秘书说:“当然是有事才来。”“什么事?”“想在北京落脚唱戏。”“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你父亲要请马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主客二人从大客厅出来。父亲对那罗女士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遂转身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
   
   那罗女士对父亲深鞠一躬,并一再道谢。
   
   没过多久,马连良托人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审头刺汤》。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去呀,去呀!”父亲也跟着叫。我搂着父亲,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我说:“漂亮,比马连良还漂亮!”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高兴得直乐。
   
   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听说这类事后,很奇怪,问母亲:“听说抽大烟能上瘾。什么叫‘瘾’呀?”
   
   母亲说:“鸦片也好,杜冷丁也好,主要成分都是吗啡。吗啡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一旦占据了人脑,就能产生轻松解放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一生都无法忘记。所以,有了瘾,就有了病,终身不愈。”
   
   “戒得掉吗?”“戒不掉。”“为什么?”
   
   母亲犹豫片刻,说:“从医学角度看,现在还没有答案。”母亲还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政府虽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毒品是情绪的润滑剂。无论你有多大压力,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管体力如何地不支,心情如何地不好,一针下去。刚才还无精打采,瞬间即可激情四射。舞台情绪本来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恐怕是从前的梨园行、眼下演艺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却忘了成为痼疾之大害。
   
   应该说,马连良对大烟的人间至乐与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体会的。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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