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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答杨伟东问之六


   
   
   杨伟东: 您对科学怎么理解?
   

   江棋生:科学的定义极其多,现在词典上那个科学定义,还算说得过去。科学是人类得到的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我认为科学是人类求真的一种产物。人类好问为什么,这种智能生物,他不满足凑合活着,光是吃、喝、拉、撒、睡,他要找事物的因果关系,老要问事情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打雷?为什么闪电?是不是有雷公电母?从人类初民开始,就好奇了,科学不就是从古希腊开始,一路过来的么?地球上这万千东西,是由五种元素构成,还是两种元素构成?吃饱了,闲着也是闲着,他可不就问这个?吃不饱的人,他哪有工夫问这个。在人类好奇心的驱动下,这个科学传统就延续下来了。问一问自然界究竟是什么,有没有规律;太阳怎么从东方升起、西方掉下去,地心说就出来了。后来视野更宽阔了,提出日心说,不要地心说了。现在更牛了,整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都要探讨。这是人类很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几十亿年以后人类可能整体毁灭,但是这个几十亿年,我们要把它活好了。
   
   杨伟东: 自然科学家余宗森先生说,科学是可错、可怀疑的。您怎么看这句话?
   
   江棋生:那当然,科学活动是一种试错的过程。首先,科学建立在相信自然有规的基础之上;其次,规律可以通过归纳得到,也可以通过猜测得到,得到以后要加以检验,通过实验或者通过观察来实证;最后,实证永远完不成,因为被证伪的可能始终存在。所以科学这个东西始终是存疑的,只能说现在这个还管用,能够解释比较多的东西,但随时可能有新的更好的东西取代它。对已有的科学知识,不能只信不疑,不能将它作为教条,作为信仰。科学的基本原理,即便再基本,也有可能被更新,或者局部更新。这就是科学,包括我自己亲历的科学活动,也反映了这一点。你知道李政道、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年得的,现在55年了。而我现在的科研成果中,有一个什么结论呢?一个或许称得上石破天惊的结论,那就是: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依然对称。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发错了。你看看,这不就是科学吗?如果是宗教,我哪敢啊,我如果敢说圣经哪一条错了,那我还不被人揍一顿?那我还能去参加家庭教会?你进教会,就得说圣经句句是真理。科学不是这样的。爱因斯坦有段话说得很到位,他说:“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会很牢固地站得住脚,我也不敢肯定,我所走的道路一般地是正确的。……它肯定会被一个新的理论所取代,…… 我相信深化理论的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他的话点明了科学的本质,科学始终是一种尝试,始终在等待证伪,它更重要的意义不是被证实,而是勇于面对证伪,证伪以后去做新的、更好的。应该不会有终极的科学理论。
   
   杨伟东: 小时候老师会说,追求科学的过程也是在追求真理,在今天社会生活中,这依然有效吗?
   
   江棋生:应该有效,因为科学就是求真,要去把握外界真的是什么东西,不应掺杂任何意识形态的因素,不应掺杂其他的因素。物理学上有一条很重要的原理,叫做相对性原理,就是你观察到的自然规律跟我观察到的必须一样,中国人得到的自然规律跟美国人得到的必须一样,我在家里得到的自然规律跟坐在飞机上得到的必须一样。科学的本意就是求真,它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它的概念要特别清晰,定理要说得很具体,不能含糊其词、不可证伪。有一些非科学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证伪它,它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怎么说怎么有理。科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通过实验或者观察,证伪不了就算暂时证明,证明永远是暂时的,证伪是一劳永逸的。所以我理解科学还是一个求真的过程,不能掺和别的东西。当然,社会科学本质上也应该是这回事,排除阶级性、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以本来面目去认知社会。
   
   杨伟东: 我们采访了一个运动医学家,叫薛荫娴,曾任中国国家体操队的医生。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位女性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及她认定的科学原则都促使其坚决反对、抵制使用兴奋剂,因此受到了带有国家背景的体育职能部门的迫害,她的职称、工资、住房,甚至子女的就业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她一直在申诉,2007年在申诉过程中,她的丈夫在围攻中去世了。甚至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她还依然坚持着自己认定的科学原则。您认为她的这种行为是在追求科学、追求真理吗?
   
   江棋生:我觉得她首先更是追求公正吧,因为你服用兴奋剂跟不服用兴奋剂的,这个比赛起来就不公正了,所以还不是科学跟真理的问题,是追求公平竞赛的问题,要允许就都允许,要不允许就都不允许。另外,她的反对也体现了她做人的道德:不要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不要口头上信誓旦旦反对使用兴奋剂,行动上周密安排服用兴奋剂。第三,她反对为了出成绩“为国争光”就可伤害运动员的身体,这是伦理问题,也是要不要科学对待自己身体的问题。为了出成绩就不择手段,服用兴奋剂就是这样的,明知以后身体会有极大的毁坏,为了胜过别人他要去服用,或者举国体制要他去服用。所以现在普遍反对这个,技术检测也更严更准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那位运动医学家冒着受迫害的政治风险,率先这么做了,而且在受迫害中一直坚持自己的做人准则,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杨伟东: 您认为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是衡量现代文明的标准吗?
   
   江棋生:应该是,应该是标准。
   
   杨伟东: 您能谈谈信仰和理想的区别吗?
   
   江棋生:有理想跟有信仰我想有类同的地方。有理想就是有目标,有了目标你按照这个目标去励志,去想办法实现它。信仰也有一个东西,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一种主张、某一种说法、某一套东西极度相信,还照着去做。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类同。不同的地方是,信仰好像轻易很难改变,一般人信了基督教,很难相信他中间会七变八变。比较而言,理想这个事情则易变。一个人从小他的理想是当科学家,结果共产党需要他当政治辅导员再当官,他就会说,为了党的事业我的理想变了,是不是?而信仰就不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要改变他的信仰,你套上七头牛去拉他,都拉不回来。理想可大可小,本来很大,后来缩小了,甚至变了,换了,这都很正常。而信仰是极度的相信,不容怀疑,不能瞎变。
   
   杨伟东: 请谈谈您的信仰。
   
   江棋生:我现在信仰人权,我觉得按照人权理念来规范人类社会,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人类找到人权这个理念还真是很不容易,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这个理念,西方文化中先前也没有。人类找到人权这个理念,以它为基石来看制度,看文化,看历史,看生活,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一切游戏规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目前来说我认为是最好的这么一个尺度。所以我的信仰是人权。当然,我这个信仰要打引号,其实是一种比较坚定的信念,有更好的随时可以替换。我不是像很多人有的那种信仰,不仅这辈子笃信无疑、至死不改,下辈子还是信他的,八辈子也照样信他的。我不说这个话,因为我毕竟是学自然科学的。目前没有更好的,我就信它。我认为,人权理念肯定比共产党提出来的东西要好得多;甚至也比宪政、民主要好,因为那些概念不容易说得很清楚,而人权很具体,特实在。我在看守所里跟那些犯罪嫌疑人聊,你跟他聊民主,他不好懂;聊宪政,他只好装懂,而我一谈人权,就没有不懂的。和那帮人犯一谈人权,他们马上说:对啊,我也有人权,我也有说心里话的权利。我在看守所里、监狱里,和十个人聊,十个人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杨伟东: 您怎么理解价值观?
   
   江棋生: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人、事、物的意义的总评价和总看法。第一,你肯定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活着值不值,怎么活最值,每个人都有,有意无意地想活得值一点。人生一共八十年九十年,我刚从广西巴马回来,了不起像那里的老寿星那样活上120岁,你不能一直不死吧?你万万岁,当然无所谓值不值得。要活得值,是因为生命太短了,太短你就要活好。有一个故事说,就给你三天光明,那你每一秒干什么都要盘算,每一秒都要算得很好。要活得值,任何人都一样,有意无意。第二,活得值不值,看法不一样。你认为值,而我认为你那种活法太次了;我认为我值得很,那隔壁邻居可能说我是大傻瓜,博导不当,去批评共产党,结果还坐了牢。值不值大不一样,对不对?第三,我认为必定有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样的价值更为可取。不能光是价值相对主义,说没有可比性。我觉得还是有可比性,随着社会进化程度水平的不同,人们会发现什么样的价值的确比先前认定的更棒。你别认为你这个值,你有上亿家产,一定值。最后不见得是这样,最后是看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怎么样,精神方面是否活得很痛快。我觉得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就包含着价值观的进化。价值不完全是相对主义,包括文化也是,有一个优劣有一个层次高低的问题。价值观我就谈这三点个人的看法。
   
   杨伟东: 您怎么理解秩序?
   
   江棋生:秩序不能没有。自然科学上用熵来表征系统无序的程度,熵值越大,系统就越是无序,越是混乱不堪;对这种系统,人们提取不了多少有用的信息,得不到多少可靠的认知。有序就是有信息,有序度高就是信息量比较大。自然界论有序无序,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巨系统肯定要有序才行;乱糟糟的,那不行,会很快崩溃。第二,要有什么样的秩序?奴役的等级特权制秩序,还是自由平等以人权为基石的秩序?可以有不同的秩序,我当然倾向于以人权为基石的人类社会的秩序,而且我愿意为此付出我自己的努力。
   
   杨伟东: 您认为法律是人类社会秩序的体现吗?
   
   江棋生: 法律是一种基本的体现。没有制订法律的时候,有约法,有民俗民规来体现。后来订了法律,那是一种基本社会秩序的体现。当然,法律还分是体现自然正义和天赋人权的法律,还是体现强势集团意志的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前者表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社会秩序,后者则体现维护强权和特权的基本社会秩序。
   
   杨伟东: 我们采访作家叶匡政先生的时候,叶先生说,中国的法律其实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西方民主国家有违宪审查制度,在亚洲例如日本、韩国都有宪法法院。您认为在我们现在的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法制健全过程中,有必要设立违宪审查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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