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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信息 人命关天——唐山地震“漏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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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胡耀邦与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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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中国社会 积极探索民主途径(之二)

   三 危机四伏人民麻木
   
   以上分析或论断可能略嫌抽象。下面不妨看看较为具体的画面,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描述: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消费(出国经费、公车、公款吃喝),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2)
   
   用更常见的说法,就是百姓“维权”与当局“维稳”,双方不断角力。有论者称各种“维权”运动的合力将会导致大陆的民主转型。窃以为,恐怕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仔细剖析一下目前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就不难发现多属弱势社群以和平方式提出诉求,极少诉诸暴力。其抗争对象为县市以下地方政府或个别企业。用《水浒》的语言叫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根本不会危及中南海掌权者。而且大体上均属“个别事件”,并无跨企业更未见跨省市串连。对于此类事件,省以上及最高当局如果采取怀柔手法,分化瓦解,不难平息。甚至可能由此得分,乌坎村重选处理结果,汪洋便获好评。
   
   还有一点往往是海外学者以至民運人士忽略的,就是国内资讯的封闭性。前不久湖南李旺阳“被自杀”的惨剧,在香港激起波澜。连港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纷纷表态,要求中央彻查。可是大陆应者寥寥,无论李所在的本省或毗邻的广东省,一般民众均茫无所知,遑论迸出火星,进而演成燎原之势?
   
   李旺阳乃六四时期受难者,但六四至今23年,不要说80后、90后的一代对当日长安街上坦克轰鸣、机枪扫射大开杀戒的屠城画面毫无感觉,60后、70后也罕有对之仍然关心者。至于50后或更年长的,即使昔日上过街、喊过“打到官倒”之类口号,其中文化人与知识者现在大多生活无忧,认同官方的说辞,即所谓“没有六四的铁腕,就不会有现时的稳定”。像本港市民那样,每年维园烛光晚会五六万乃至十几万人与会悼念,只是绝无仅有的香江一景。
   
   一句话,十三亿同胞基本上麻木了,“向钱看”早已蔚成风尚。思想启蒙乃当务之急,包括公民意识和产权意识在内。前者薄弱,则谈不到认同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后者阙如,则不珍惜土地房产以及店铺厂矿等私人业权。“无恒产则无恒心”,只会姑息以至变相助长一小撮权贵的巧取豪夺。那情形有点像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当犹太人被盖世太保遣送投入集中营时,其法国邻居抱着事不关己的想法保持缄默。不同的是几十年后法国人对此反思深感内疚,而我们的同胞则对“邻人”遭“权贵”欺凌,诸如被征地或逼迁之类恶行非但袖手旁观,而且心如止水波澜不惊。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13亿人这种毫无义愤麻木不仁,是最为可悲的。毛在与蒋争天下时讲过:“反动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尽管“维权”、上访络绎不绝,一小撮权贵却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此处指北京木樨地国宾馆所在)”,便得益于“沉默的大多数”普遍的明哲保身之心态。
   
   四 “共产”中国独一无二
   
   记者在上述专访中发问曰:“今天的中国,还有可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吗?”这等于肯定中国有过“社会主义”,殊不知“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马克思构想的乌托邦。
   
   严家祺的回答说道:
   
   “由於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後把共产党转变为一个以专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党,当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後,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实际上就重新回到有二千年传统的专制王朝时代去了。”
   
   可见,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社会主义”,邓小平自己就坦承说不清“社会主义”为何物,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之后系何方疆土,姓资姓社,是否马克思老祖宗构想的那片乐土,等等问题,邓大人胸无成竹,他只叮嘱“不争论”,便戴着鲍彤发明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名号“见马克思”去了。既然虚无缥缈不可触摸,遑论“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
   
   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届六十三岁的“共产”中国,既然像严家祺所云:“当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後,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实际上就重新回到有二千年传统的专制王朝时代去了”,亦即从呱呱堕地之日起便与“民主”格格不入。那么,与亚洲迈上民主转型之路的邻邦缅甸、越南以及俄罗斯和台湾等相比,此际的中国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呢?
   
   这可从内外因素两方面加以比对。
   
   甲,
   
   首先是内部因素,又可循经济基础与政体、选举、阶级、媒体及政党等项逐一考察之。
   
   一,就经济基础而言,主要是所有制的区别。
   
   概而言之,整体上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俄罗斯(1991年“苏东波”前)和越南亦如此,也就是说,由一小撮特权阶层实际操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不过,当时的俄罗斯和开始实行政治改革时的越南,这两国的资源虽也被权贵侵吞,其程度却远逊于现时的大陆中国。至于台湾和缅甸,则是私有制,且私有财产在宪法上载明神圣不可侵犯。
   
   二,
   
   A•政体方面:
   
   a•中国属于标准的列宁式国家,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为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其专制极权程度尽管随着毛、邓先后归天而有所变化,但与民主化有如冰炭不容。
   
   b•学者称“台湾启动自由化的时间点,约莫是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或1987年蒋经国总统宣布戒严令解除开始;继而经过1991、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和1996年总统直选以后,成功完成了民主转型。”(3)“国民党早期虽然曾经以一党独大、威权统治、中央专制的方式来治理台湾,然而,学者普遍认为台湾至多只是一个“準列宁式”的政体。因此,台湾具有较大的空间能够从威权政体转型至民主政体。”(4)
   
   c•俄罗斯。“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流产政变,前苏联总统戈巴契夫(M•S•Gorbachev)虽未被推翻,但是莫斯科的主控权已从苏联政府转移到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总统葉里钦(Boris Yeltsin)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与俄罗斯共产党的中央及各级组织,没收其财产,苏共与俄共同时瓦解。苏联的解体开启了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随后葉里钦采取的一连串民主化作为,使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开始逐渐大幅度成长与进步。”(5)
   
   d•越南。“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改革辈出。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6)
   
   e•缅甸。“缅甸2008年以公民投票方式批准新宪法,规定施行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同时担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三军总司令和国家国防安全委员会主席。……缅甸联邦议会全体会议(2011年2月)4日选举现任总理吴登盛为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7)这里面“以公民投票方式批准新宪法”,在此刻的中国是不可想像的。
   (未完待续)
(2012/09/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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