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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苹果日报》2012-9-9


严家祺


   “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只是学部文革中少数人的感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没有“站队”问题,对“文革”不闻不问的“逍遥派”,也不存在“站队”问题。我在文革中虽然明确“站”了“队”,但并不怎样关心发生在身边的学部“文革”,我关心的是怎样“理解”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文革”。文革初期,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刘长林告诉我,美国的一位记者约翰•里德,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书。当时把“十月革命”视为划时代事件。我至今也没有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但当我知道一个“大事件”的亲历者,可以写一本书时,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种下了写一部有关文革这样“大事件”书的“种子”。
   要写一部《文革史》谈何容易。文革结束後不久,我与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人就合写了一本记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书——《四五运动纪实》,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出版,中国发行了一百万册以上,出版了英文、日文版,书的主要作者并不是我,而是社科院医务室医生高皋,她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利用每天下班後时间写这本书,我参与了修改和增补资料工作,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部分内容是我写的,后来的增订版我补充了许多内容,书的原始资料是我在文革中一点一点搜集起来的。
   《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我在“文革”初期,是哲学研究所的少数派,这样就可以不参加哲学所多数派和文革小组安排的所有活动。我们少数派只有十多个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喜欢做领导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写大字报,连文革中“学毛选”一套形式都没有,在一起总是闲谈聊天。我几乎每天从学部步行到东单、王府井,有时去天安门、西单,到处逛街,有时到龙潭湖游泳。在街上,任何传单、小报、油印资料都搜集,我没有照相机,偶尔也像约翰•里德那样,把一些张贴的传单从街头撕了下来。我当时知道,在“文革”多派互相攻击的情况下,可以创造自己的行动自由。
   《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我在一份传单中看到北京“十一学校”举办“联动展览”,就跑到“十一学校”去参观。那次参观搜集到了当时全部“联动”资料,包括联动创作的许多讽刺江青的诗和顺口溜,以及揭露联动如何“反对中央文革”和打人情况的资料。“联动”在声明中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六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可以分“六0年前”和“六0年後”两部分。我第一次看到批“专制主义”是在“联动”的《中央秘字00三号》文件中,该文件宣布“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二个主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这是我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专制制度连在一起的起点,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巩固了这一看法。当我知道北京四中和二十八中有许多联动分子後,我曾两次到天安门西侧的二十八中,想要有关联动资料,但一无所获。
   
   我特别注意搜集反对文革的资料。当时如果自己在笔记本中摘抄别人反对或攻击文革的话,如果被同事发现,就会有麻烦。但如果是油印的或铅印的资料,其中附着反对或攻击文革的原文,一个人保存这些资料就没有任何危险。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开始,我搜集到《伊林•涤西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有关李洪山、易振亚、北京航空学院批中央文革、中国科技大学“虎山行”的大字报、发言和讲话油印稿、谭力夫讲稿、遇罗克的《出身论》、《四一四思潮必胜》、湖南“省无联”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等资料。我搜集了许多遇罗克资料,但在一九七八年秋天,被《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借去,说是给遇罗克妹妹看,当时没有复印机,这些资料从此就“借而拒还”,遗憾的是,有关遇罗克的情况就没有更多写进《文革十年史》。
   
   学部和其他单位油印的“首长讲话”和“大字报选编”,我也搜集了很多。一九六六年十月後,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是小报、传单发行场所,北京许多单位在这里散发批判刘少奇的资料,有多种版本,只有少数很厚的《资料汇编》收几分至一毛钱。
   
   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我在哲学所办公室住了很长时间,当时,很多材料、书籍堆在书架上。徐懋庸是哲学所研究员,平时见他很少说话,当我在办公室中读到《徐懋庸右派言论汇集》时,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言论比所有文革中的“黑帮”还要厉害,我愈读愈觉得他说得对。这使我感到,不知道为什么人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还读到许多“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言论集》、《托洛茨基言论集》和考茨基、卢森堡著作。这使过去只懂自然科学的我大开眼界,使我决心为弄清文革和中国发生的变化而不断搜集资料、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一九六七年九月後,随着王力、关锋垮台、“红卫兵联队”瓦解,“红卫兵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分掌学部文革大权。“总队”与北京市许多学校和单位互相交换资料,从十一月份开始,我与外国文学所邵明瑞在学部创办了一份《长城报》,半个月到一个月出版一期,主要发表总队的资料和报道总队的消息,《长城报》这时也收到许多外单位的交换资料,这样,我就不需要到街头上搜集文革资料了。我的“编辑方针”是,《长城报》集中批判王力、关锋和林聿时、吴传启,办到第四期,我担心这样下去,就有可能暴露我“反极左”的政治倾向而成为“反革命”,为此离开了《长城报》,直接与外单位一些“交换站”的人联系,以取得文革资料。
   
   
   在一九六八年,在三里河国家经委大楼有一个文革资料交换站,我常去交换资料,认识了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一些朋友。因为学部多派之间争夺不息,学部和哲学所没有任何人管我做什么。有一段时期,我独自一人住在哪里,帮助交换站工作,因此,我得到了很多资料。我还常到北京站附近农口一个单位的资料交换站去。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几十份“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手抄件。其中有《揪出二月黑凤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每一篇文章后面的署名“首都红卫兵5•16兵团”中的“1”字都画成一个“火炬”。在学部和全国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时,我确信,除了张建旗那个有“火炬”的“五•一六”外,学部和全国的“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后期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毛泽东在实现了他清除刘少奇势力後,对文革初期按毛泽东指示投入“文革”的“造反派”的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我在“文革”高潮中的自由就结束了。所有人都集中住在学部办公室,每天听军号起床,每天都要学毛泽东著作、“早请示晚汇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五月初,我又想办法以取得“摆脱开会”的某种自由,我向军宣队提出编辑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战争与革命》语录,因为我属于学部“总队”,我的提议很快就的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批准,在外国文学所大楼里,宣传队专门为我领导的“战争与革命语录组”腾出了两间房子,由我负责从各研究所挑人参加“战争与革命语录”的摘录和编辑,我挑选了五、六个人,其中有後来成为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历史所所长的林甘泉。我们办公室里有全套马恩列斯著作和毛选、世界史、战争史方面的多种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世界史,当时,我读到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在教堂门上贴的也是大字报时,我豁然开朗,觉得文革中的现象也是可以看清的。我把这一看法写进了《文革十年史》的“前言”中:“在宗教改革中,人们凭借《圣经》来反对教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凭借《语录》来攻击党政机构。”“宗教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拉向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我的世界史知识正是在这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
   
   
   一九六九年夏天,正是学部大规模“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我每天几次从我们“语录组办公室”到学部大院四处散步,除了休息时间外,学部大院的人都在学习毛选或“批斗五•一六”,看不到其他人在大院走动。在每天上班後不久的、宁静的学部大院中,我听到的是楼房办公室里传出的语录声、慷慨激昂的发言声和军宣队的“训话声”,我独自一人慢慢散步,庆幸自己有不受束缚的时光,因为,在全学部范围内,唯有我领导的“语录组”内没有“学毛选的讲用会”和“大批判会”,也没有任何“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
   
   
   “语录”编好後,汝信、林甘泉等人就回原单位了。我找来了学部《新建设》杂志的郝明和外国文学所邵明瑞等人,一起做语录联系印刷和发行工作,我们这时就更自由自在,游离于学部激烈的“清查运动”外,直到一九七0年夏天才下干校,才结束了这种自由自在的“小环境”。
   一九七二年春,全学部下放干校的人都回到了北京,这时已经搜集不到街头文革资料了,但有仍不断有复写的和油印资料在小范围流传,如一些手抄小说、批林批孔资料、李一哲大字报。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又有大量的文革资料出现。我经常在晚上八、九点钟,凭着长安街上的灯光,在王府井口和东单邮局一带抄写大字报和诗词。《告别》那首诗,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晚上九点钟、在天安门清场前半个小时在纪念碑上抄下来的,写入了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册第八一三页中。
   

附:《文革十年史》的10种版本


   
   1.《文革十年史》(高皋、严家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726页
   2. 《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香港《大公报》出版,1986年
   3. 日本PHP研究所出版,《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1987年
   4.《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增订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5. 《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增订版,香港潮流出版公司,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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