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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马克思韦伯误判了天主教


   
   马克思·韦伯曾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归结于清教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诞生之前一千年,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创立的修道院就在创造生产型的人格了:他们的口号是“祈祷与劳动”。而后,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又大力推广这一制度,使之遍及整个西欧。
   
   最早发表在1988年11月15日的《黑暗中的光明》一文(《光明日报》),谢选骏指出:

   
   在教科书和流行性概念里,欧洲中世纪诵常被描绘成黑暗的、野蛮的、没有法规的。一提起“中世纪”,人们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蛮族的入侵,异端裁判所的火刑柱。九世纪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曾描写过西欧人毫无教养的粗鄙,而十八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吉本则对罗马文明的毁灭百思不解。确实,古典主义的感情及其理性,很难理解这场“人类的灾难”。
   
   然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没有止境。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中世纪的城市》(亨利.皮雷纳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詹姆斯.汤普逊著)、《欧洲中世纪简史》 (沃伦.霍莱斯特著)等等,就提供了一些新概念,构成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历史景观。它显示,中世纪不仅是“文明的倒退”,而且含有真正的进步—-中世纪的“黑暗”中有着光明。
   
   宗教学家发现这光明是一神教首次取得世界性胜利。历史学家则认为教会政治为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蛹体”。但事实上,它的光谱要远为宽泛。
   
   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四百年,欧洲就已开始商业繁荣、城镇兴旺、文化高涨、政治创新、精神热情高昂,甚至军事扩张。一系列新生力量到处发挥作用,比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更活跃。十一世纪时,人口大幅度增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其前提是农业技术的大量革新。在北欧大部分地区采用了三圃制,风车和水车广泛应用。
   
   到1086年,仅在英国就安装了五千台以上的水车。重型带轮铧犁、马蹄铁、新型马轭,双轮马车等新式工具的发明和推广,实现了一项技术革命,大规模运用畜力进行生产与交通。这比起古典奴隶制和直到近代的东方社会的惯用人力,是一大进步。北德的汉萨同盟和意大利诸城邦的商业经济,创造了市民国家和银行金融制度,促进近现代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
   
   如果再前推五百年到公元六世纪,就发现西欧修道院制度的确立非常重要。它不同于埃及科普特教会、东欧希腊正教会、西亚的景教会等东方修道院制度;后者盛行苦修和冥想,而前者却提倡“祈祷与劳动”。祈祷巩固了社会组织,用心理训练养成了集体精神;而劳动则把祈祷获得的精神力量引向了生产领域。这双重组合奠定了欧洲经济复兴与产业革命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曾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归结于清教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诞生之前一千年,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创立的修道院就在创造生产型的人格了。而后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又大力准广这一制度,使之遍及整个西欧。
   
   西方的大学是由修道院创办的,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他们也禀承了这种尊重体力劳动的传统。这与希腊罗马及东方知识分子普遍鄙弃体力劳动的态度,很不一致。显然,这两种知识传统对两种社会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和含义。
   
   近代工业社会也奠基于中世纪的城市制度,如市政会的设置,行会的经济分工,城市自治权的确立甚至大学的独立地位,都是如此。据英国《独立报》1988年10月20日报道,最近考古学家在伦敦中心发掘出十二世纪的遗址竟是“汉萨同盟管理的一块自治性飞地”!可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并非自天而降的突发事件,它早就潜伏在中世纪城市自治的传统中了。中世纪城市甚至有权收留逃亡的农奴(后来美国黑奴也拥有这样的逃亡权利),市民阶层的独立意识极强。没有这项传统的心理性资源,第三等级的革命就很难在近代获胜(美国废奴运动的胜利也就是不可思议的),正是按照这条渐进的路线,法国革命的贡献则是把中世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则,变成近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社会原则。
   
   说民主政治得力于中世纪的贵族主义,也不是夸张,早在1215年,英国贵族就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破天荒地由臣民为君主规定了义务。这就为后来的市民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贵族迫使国王让步。资产阶级起而仿效,迫使国王和贵族一起让步。无产阶级再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这样,十九世纪的普选权和二十世纪的社会福利就成了人权的自然延伸。
   
   中世纪也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封建的壁垒固然有助于文化因子以多元的方式分头生长,但也阻隔了必要的交流,这一内部困境直到十字军东征以后才逐步改善。但中世纪毕竟是一个孕育着巨大热情的时代,当时,各民族的英雄文学盛行不衰,人们热衷于以原始的方式发现新事物、创造新观念。升天的幻想激动着他们在尘世从事巨大的冒险事业,这听起来似乎矛盾,但这种双重性正是欧洲文化的特质之一,且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中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使命;在最黑暗的时刻,闪烁着最有持久意义的星光。
   
   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希望。
   
   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所处时代的重要性。
   
   我们的所做所为,对于未来的世代,可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崎岖的,但只要怀抱信心,就能创造奇迹。不错,中世纪基督徒们渴望的天堂梦想未能兑现,但他们在尘世的挣扎却为近代文明的发展确立了规范,这同样了不起,而且更有现实意义,他们没有见到上帝的灵光,但却接过了文明的火炬,并发扬光大。
   
   面向未来的星辰,使此界的黑暗获得了光明。
   
   …………
   
   由上述可见,马克思韦伯误判了天主教,把天主教的历史贡献归给了新教。这很可能因为韦伯他自己就是个新教徒: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1869年他携眷迁居柏林。后来成为柏林市议会议员。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热衷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妇女。她在1919年去世。她对她的儿子影响很深,使他对宗教具有炽热的感情。否则,韦伯的误判就是完全不可理喻的。
   
   根据我的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并无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新教和资本主义有些关系,那主要是信仰新教的人群不像信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人群那样,长期遭受过罗马帝国的统治。
   
   正如谢选骏在《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一文中指出的:
   
   天主教国家中最“行”的,是法国,然后依次是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克罗地亚等,这是欧洲本土的;再然后就是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拉丁国家的前殖民地。
   
   说这些国家不行,是和“新教国家”相比的,如果和东欧的“东正教国家”比起来,天主教国家还算是行的,正如和回教国家比起来,东正教国还算是行的了。
   
   这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对比的,那么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呢?就看“民族大熔炉”美国,自从美国建国以来,主张宗教平等宽容,十九世纪末,随着移民的进入,包含信仰天主教的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拉丁美洲移民,他们除了备受美国本土信仰新教的主流族群排挤和种族歧视外,也造成了贫困、犯罪、失业等生活问题,更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深,因为他们的社经地位比信仰新教的美国主流族群来得低。
   
   天主教国家的“不行”显然和教义的关系不大,而是和那些国家的人有关。例如,天主教的奥地利与天主教的菲律宾,哪有可比性呢?而天主教的奥地利与新教的德国、英国和北欧,却更多一些可比性。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会过于苛求教义系统了,也就不会对意识形态抱有过高的期待了。
   
   诚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教义、意识形态,与这个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有关,但是也与那些偶然的际遇不乏联系。例如战争的成败、地缘政治的条件、国际关系的偶然性……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都不如那些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来得重要和持久。
   
   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共产主义瓦解之后,东欧各国和苏联各国的命运就很不相同。这是因为东欧人和苏联人的质地,还是不太相同的。尽管东欧人里面也有一些是东正教国家,他们虽然比不上天主教国家,更比不上新教国家,但是比起前苏联各国的人,还是要强一点。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天主教徒之所以落后于新教徒,主要也不是基于“宗教原因”,而是基于更为深刻的“人的差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华人看来都是“白人”,但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异其实远远大于华人和倭人之间的差异。
   
   我发现,“人的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对于孩子的管束方面。
   
   在纽约,黑人、南美洲人(多数是天主教徒)、华人很少在公共场合管束孩子,任凭其嬉闹追打甚至又哭又闹,如何管束,也很少用语言,而大多数用肢体动作。相比之下,更多的白人父母就会用语言告诉孩子不要无理取闹。
   
   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也有类似差异。
   
   在公共场合,日本的孩子很少无理取闹,而中国孩子无理取闹的频率却高得多。令人震惊的是,在会场一类严肃的地方,中国孩子也会跑进跑出,大人竟然不加阻止,结果使会议场所变成了游戏场所,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父母会因为孩子之间冲突而反目成仇,这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教养,与道德不一定有关。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表面上严厉,实际上却恰恰比较松散、缺乏纪律约束?
   
   我惊奇地发现:天主教国家都是由西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发展过来的;就像东正教国家大多脱胎于东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而新教国家大多原先就在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之外!
   
   天主教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主要不是“教义方面的”,而是“人的方面的”。具体说,罗马帝国塑造了一种类型的人,那就是“费拉民族”。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民族”〔Fellah type,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例如,汉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Fellah type〕的人,而且也是形成于汉代帝国的。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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