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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中国基层社会的民主因素

   皇权中国基层社会的民主因素
   ——熊飞骏
   现代民主政治有两大要件:
   一是“三权分立”;
   二是“地方自治”。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三权分立”尤其是“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但认识到“地方自治”重要性的国民并不多,误认为“地方自治”会导致国家分裂的国民大有人在。
   没有“地方自治”的准民主国家一样买官卖官腐败丛生。中央政府首脑是人民一人一票直选出来的,最高层面选官少有腐败现象,但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升降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而不是人民手里,官场跑关系和买官卖官现象就不可避免。
   凡是腐败不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是没有“地方自治”传统或“地方自治”不完善。
   普京掌控下的俄罗斯之所以出现民主政治大倒退,官场腐败与日俱增,就是因为普京打击地方自治,把地方行政首脑的任免权收回中央政府造成的。
   中国人认为“地方自治”会造成国家分裂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世界上凡是地方自治完善的国家,没一个发生分裂现象或分裂趋向。
   “地方自治”最充分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玩“分裂”没有?
   美国的“地方自治”权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的。总统奥巴马去某州视察,不但费用全部由自己掏包买单,州政府官员还不能陪同?州政府官员是本州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只对本州的选民负责,总统升不了他们的官也降不了他们的官。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陪总统这个不速之客,等于是脱子放屁——多此一举,还有得罪本州选民的风险。
   …………
   这些年常听见国民抱怨,当今中国官场完全搞的是封建社会那一套?
   其实今天的中国官场连封建社会都不如。
   就拿国民最为痛恨的买官卖官来说吧,皇权中国就比现在好上百倍!
   皇权中国必须通过严格公平的科举考试才能进入官场。你如果没考上举人进士,就算把漂亮女儿老婆孝敬给上司“享用”也是白搭。你只要考中了进士,你就算不通人情世故,不拜年、不送礼、不串门甚至一句好话也不说,组织部门最低也得任命你一个县委书记。
   所以皇权中国“当官”只凭能力不凭关系!进入官场后想升官才开始跑关系。
   皇权中国官场跑关系也是有界限的。宋明两朝明文规定,不是进士出身不能担任部长级以上的高官。不是进士出身的人想当部长,你就算把本家本族的漂亮女儿全孝敬上去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部长依旧没你份!
   所以铁道部长刘志军玩的那套升官烂招也只有在本朝才管用;别说奉行民主宪政的英、美、加、澳等国不管用,连被我们打倒的皇权中国屁用也没一个。
   因为我朝玩的现代极权专制,是一种把权力腐败推到登峰造极的卖官体制;是一种连中世纪皇权专制都不如的落后体制。
   现代极权专制取代中世纪皇权专制是一种大倒退。
   我朝和百年前的皇权中国相比,不但吏治制度在大倒退,连现代政治推崇的“民主”含量也在大倒退。
   我朝的民主程度连2200年皇权中国都不如,主要体现在“地方自治”上。
   皇权中国的广大基层社会不是官僚治理,而是地方“精英自治”。
   相当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民治理权不在各级官府手里,而是在“地方精英”手里。
   皇权中国的官僚政权只到县一级。
   那是一个县政府也就区区五七个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连管理县政府所在的那个城镇都显得力不从心,就更不用说去管理广大乡村了。
   那时多数地方没有公路,也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乡民进一次县城或县长玩下乡视察比过长征还难。所以一个县的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一生也见不着一个真正的官。他们只能通过当地精英和官府打交道;县官也只能通过地方精英实现向草民征粮派役赈灾救灾任务。
   所以县长最怕得罪地方精英了,他们的统治若没有地方精英的配合寸步难行。就拿向草民征收公粮来说吧,如果地方精英拒绝代理,县政府那五七个公务员能步行去百里外的广大农村挨家挨户收粮?就算收到了他们还能背负到遥远的县城去?那时一个县政府的财政拔款可没有运公粮这项预算。
   “地方精英”会和官府狼狈为奸欺压良民百姓吗?
   这种现象也许有,但绝对是个别和局部现象,因为那是傻子疯子才玩的弱智勾当。
   一是地方精英并不是官府任命的,也不从官府领一分钱工资。他们的“权力”来自当地乡民的“认同”和“信服”,权力来源在民不在官。
   二是地方精英和他的家族终生不离乡里,不可能因攀附官府“上调”到外地去,得罪了乡里乡亲可没地方逃避。
   基于上述两项硬件,绝大多数地方精英不会鱼肉百姓迎合官府,极少数神经不正常心情不爽者是例外。
   什么是地方精英?地方精英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的“权力”来自何处?如何行使他们管理基层社会的“权力”?
   地方精英通常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乡绅的主体不是有钱有势的“暴发户”和称霸一方的恶霸地头蛇,而是举人出身的知识分子。
   皇权中国考中“举人”的知识分子还不能进入官场当官,因官场在非科举年份(科举三年一考)突然出缺而“候补”的幸运儿只占极少数。
   皇权中国广大平民有崇拜知识分子的习惯,“举人”虽然不能当官,但却是当地众望所归的上等人,自然脱离生产劳动担负起治理地方的任务,由长民奉为没有财政编的族长、保长、里长。
   皇权中国的平民百姓之所以尊重知识分子,主要是那时的知识分子确然有值得尊重之处。因为多数知识分子勇于对“权力”说“不”。中央政府的知识分子官员大家知道,动不动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揭皇帝老儿的短泼高官显贵面皮,弄得皇帝老儿灰头土脸里外不好看。皇帝老儿被知识分子部下当众揭短虽然心里不自在,但也知道勇于对皇位“说不”的读书人都是爱国的,对他们玩“杀戮”和“暴力”等于是自毁江山,所以多奉行“敢言不罪”,还要赔上笑脸点头称是。少数智商不高心情不好的皇帝对当众“说不”的读书人发了威,事后也要当众认个错平反昭雪,甚至于下“罪己诏”跪谢天下。绝大多数地方知识分子也是以维护乡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绝不会借官府之威为害乡里。
   那时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架子很大,李白稍不如意就对皇帝玩失踪,皇帝说尽好话也一样挂冠而去;但对平民百姓则平易近人,很少倚文作势的派头。
   皇权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象郭沫若一样撰文高呼“毛主席你就是我的亲爷爷”,也不会为了“黑良心红包”把造成巨大生命灾难的汶川豆腐渣校舍鉴定为“不存在工程质量问题”;更不会玩“含泪劝告灾民”之类的不长进勾当……
   如果皇权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保持到今天,一样会赢得绝大多数国民的尊敬,绝不会戏称“专家”为“砖家”;“教授”为“叫兽”。
   举人不但名重乡里,县官也得把他们当师长侍候。无官无财政编的举人造访县府,县长得降阶相迎,拿自己的薪水好吃好喝侍奉着。
   举人的自然“权力”不是来自官府的任命,而是来自乡民中的“威望”,威望越高权力越大。
   来自政权“任命”的权力是刚性的,以权谋私也无奈我何;来自“威望”的权力是软性的,一旦营私弄权就会损失威望,权力也就自然减损或丧失。
   “威望”需要“自律”和“公正”来维护。
   所以举人们相当看重自己的“威望”,绝不会放纵私欲,办理调解乡里纠纷尽可能“公正”不偏私,不到不得已情势下不会威福弄权。
   除了举人外,挂冠而去回乡赋闲的知识分子官员也是自然的地方精英。那时的知识分子不象我朝这样迷恋官位,不愿同流合污挂冠归隐者大有人在。
   举人和归隐官员之类的地方精英虽然不是乡民一人一票直选出来的,但他们多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如果举行民主选举,他们也一样铁定当选。
   所以举人和归隐官员成为地方精英是“准民主”的产物。
   没有举人或归隐官员的地方,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辈则被乡民推举出来行使管理职能,多数也是秀才类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
   既无举人归隐官员,又无德高望重长辈的落后地区,乡民则直接在宗族祠堂“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族长,每隔几年重选一次。
   所以皇权中国治理广大基层社会的地方精英多是“准民主”的产物,相对于官僚权力无孔不入的我朝来说,地方权力更民主更公正更健康。
   皇权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民享受的“民主”养分比今天高得多,被官吏欺压的概率则比今天低得多。
   地方精英的管理“权力”不是国法赋予的,而是约定俗成的。
   在官僚权力鞭长莫及的广大乡村地区,约定俗成的权力有时也相当大,官府对这一权力也持“默认”态度。
   首先地方精英可以整合当地民众力量对抗官府横征暴敛滥用权力。地方精英领导下的集团抗争能制造足够的压力,只要不过份官府多会选择对民权让步。
   其次地方精英维护地方治安的权力很大,对于宗族内部的“恶棍”和搞乱一锅粥的“败家子”则拥有惩罚生杀大权。
   地方精英在宗族内部行使惩罚生杀大权不能搞我朝常玩的“暗箱作业”,触犯众怒的恶棍必须在祠堂当着所有族人的面公开审讯,罪犯得当众认罪,不得象打黑英雄王立军一样在私室玩刑讯逼供,所以冤假错案相当罕见,绝大多数受罚者都罪有应得。相比于我朝的“反右运动”弄出99.99%的冤案率(511万右派除96人外全部平反),皇权中国地方精英主导下的宗族私刑完全称得上是明镜高悬。
   皇权中国广大基层社会基本上没有横行乡里的地痞恶棍车匪路霸,精英自治功不可没。
   地方精英主导下的宗族刑罚是有强大制约的,除了族内公众监督外,受刑人或其家属如果认为受罚不公,就可向官府上诉。如果官府调查出那是冤假错案,地方精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地方精英通常都会慎用这一权力,和文革期间各地成立的“贫下中农法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
   皇权中国的精英自治内涵就是一本厚厚的书也无法完全解析清楚,这里只拣重要的说几点。各位用良心和智慧比较一下,相对于我朝来说,皇权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不是要公平民主得多?
   
   现代极权专制取代中世纪皇权专制是历史的倒退。
   
   
   二0一二年九月七日
(2012/09/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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